中国哲学的理性思辨性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自19世纪以来，尤其是五四以后，就有很多人开始谈论中国哲学或中国人缺乏理性思辨，仿佛中国人天生不善于理性思辨似的，或可说，没有这个能力。大言之，仿佛中国近代的衰落也与中国人不善于理性思辨有关。

这种论调其实没有什么稀奇，几乎就是老生常谈，已经谈了一百年了，有洋人谈过，也有中国人谈过，也有很多人信以为真。可是，中国哲学和中国人真的没有或缺乏理性思辨的能力吗？断然不是。持这种论调的人，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对中国哲学不了解，而匆忙下结论，一个就是对西方哲学也不太了解，也匆忙下结论。我们如何可以听一个对中国和西方哲学都不太了解的人的所谓结论呢？那真是笑谈了。

说这些人不太了解中国哲学，一个就是他们不了解道家，也不了解儒家，更不了解战国时代的诸子。另外他们也不了解魏晋时代的玄学与宋代的新儒家，还有明代的新儒家。

道家自不必说了，老子的《道德经》，还有《庄子》的书中，其逻辑思辨能力是蔚为大观的，这个也许那些对道家思想一知半解的人也不敢否定。《庄子。齐物论》中的思辨色彩是无人能及的。他们不敢否定道家，可是他们敢于否定孔子。他们认为孔子的思想里面看不出什么严密的逻辑思辨性来。这种论断表面上看好像有些道理，如我们读《论语》，我们发现，就是一句一句的结论，而没有严密推理的过程。但是，在讨论孔子之前，我们要讨论三个问题，一个就是，《论语》是孔子写的吗？第二个是孔子谈论的主题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孔子为什么述而不作。

《论语》当然不是孔子写的，是孔子的弟子们在孔子死后，凭着记忆，转述的孔子的言论，因此，这些弟子们大多只记住了一些的结论，而没有详细阐述孔子的诸多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因此，你不能说，因为《论语》中没有记载孔子的推理过程，然后就论断说孔子本人的哲学，没有逻辑思辨性，这当然不成立。

第二个就是孔子谈论的主题是什么？孔子谈论的主题主要是伦理方面的东西，是如何做人方面的东西，如果我们套用一下德国思辨哲学的高峰，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孔子谈论的话题，基本是 “实践理性”的范畴，而不是“纯粹理性”的范畴。而实践理性的范畴，是不太需要纯粹的理性思辨的，比如说，一个人要爱自己的孩子，孩子也要孝顺父母，这样的论题，难道还要加以思辨性的逻辑论证吗？根本不需要。康德哲学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划定了理性思辨的范围和界限，哪些可以谈，哪些不能谈，哪些是理性思辨的范围，那些不是。康德划定的界限是，伦理方面的话题，美学方面的话题，神学方面的话题，都不在纯粹理性的思辨范围内。一个人是美还是不美，需要严密的逻辑论证吗？不需要。所以康德将美划入了“判断力批判”的范畴中。神是否存在，需要严密的逻辑论证吗？不需要，因为神本身是在理性范畴之外的东西。而即使是关于纯粹理性范畴，也有一个物自体的范畴，物自体也是不可谈论的。

孔子用非常自然的语言和方式来谈论伦理的问题，过了两千多年，才有康德来做一个理性范围的划定。可见孔子早已在运用康德的规则了。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圣经》，圣经中有很多关于伦理方面的论述和要求，请问，那里面有什么深刻的逻辑论辩性吗？没有，就是一句一句的，因为不需要，伦理的范畴，不需要严密的逻辑论证。当然，神的话也是不需要证明的。

从关于西方思辨哲学高峰的康德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出，那些认为孔子没有思辨性的结论，是非常可笑的，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出，持这些论断的人，对于西方哲学也是不太了解，但他们就敢妄下结论，真是无知者无畏呀。

第三，就是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生前没有写任何的书，但孔子一直在讲六经，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六经中的思想也部分代表了孔子的思想。六经中，有一个《易经》，《易经》中的逻辑思辨色彩非常的浓烈，这是任何读过《易经》的人都可以感受的到的。《易经》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代表，因此你如何可以说，中国上古哲学没有理性思辨呢？你又如何判断孔子没有思辨的能力呢？

另外，在战国时代的诸子中，有一个很大的学派，叫名家。名家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惠施，一个是公孙龙。这两个人就是非常著名的辩者。只是可惜，惠施的著作没有单独的流传下来，但我们可以在《庄子。天下篇》和其他人的著作中，读到惠施精彩的论战和辩论。而公孙龙在《公孙龙子》中，非常著名的就是那个白马论和指物论。

名家本身就是辨士，孔子本来就有正名的思想，孟子的书中，也有很强烈的论辩色彩。其实，在战国时代，各家各派，都是辩者，不仅儒家如此，法家人物的论辩性也非常的强。

笔者不知道，那些说中国哲学没有理性思辨色彩的人，是否读过诸子。他们可能也就是人云亦云而已。

中国哲学到了魏晋时代，玄学大盛。而玄学是非常讲究论辩的。在宋代的时候，无论是二程，还是张载，还是朱熹，其新儒家著作，将中国哲学的思辨色彩推向了高峰。笔者不太赞同宋代新儒家的一些伦理观点，但对宋代新儒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面，包括他们建立的中国哲学的概念体系，是非常的钦佩的。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理性思辨，都达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峰。

我不知道，那些认为中国哲学没有理性思辨的人，是否读过二程和朱熹他们的书，笔者非常的怀疑。他们读过《朱子语类》吗？另外，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传习录》他们读过吗？他们没有读过，就敢下这样的结论，非常的勇敢。而中国战国时代的名家后来没有完全独立出来的原因，一个是中国人和儒家还是将注意力专注于人生方面，也就是，不是不能，而是不为；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哲学家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道”是在语言甚至思维之外的东西，因此仅仅依靠语言来“套住”道是很笨的方法。既然语言本身可能都没有什么用，就不用说关于语言和思维的逻辑性了。

另外一个就是为学的心态。那些攻击中国人和中国哲学的人说，中国哲学家都是只关注做官和从政，而不能专心做学问，没有为学问而学问的心态，这种判断也是大错了。

孔子首先就是一个开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物。孔子是中国的士这一阶层的开创者。在孔子以前，一个人要有学问，必须是贵族，因为只有贵族可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以专心做学问。可是，孔子虽然是贵族出身，但到孔子的时候，已经衰败了，那么孔子以什么为生？孔子以教学生为生。孔子既不干农活，也不经商，也不做官，居然还能活着，因此孔子在当时是被所有的人病诟的，不是有人出来说，孔子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吗？对了，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个纯粹的学者，是一个专心做学问的人，靠教学生就可以生存的人。

后来中国的儒家，还有其他的各家，都开始广收学生，因此他们都是可以专心做学问的人。而孔子教的学生，其目的，也不仅是为了做官，做官只是一条途径而已。比如，孔子就不认为颜回应该去做官，而子路是可以的。

到了宋代，宋代的新儒家们，大多是以教书为主，当时有四大著名的书院，朱熹他们就到各处讲学，也自己开书院，如朱熹的白鹿洞书院。书院是私学，不是官学，也就是现在的私立学校，因此可以自由讲学，不受政府控制。只有自由讲学，自由的研究学问，专心的研究学问，才可以开创一代中国哲学的高峰。

现在，中国大陆的新儒家们，也在试图开自己的书院，有的已经开了，如蒋庆先生的阳明精舍。蒋庆先生的一些观点我并不太赞同，但我非常赞同他的治学的方法与精神。他们，就是在继承孔子和宋代新儒家的治学传统，这非常的可贵。

那些批评中国人和中国哲学没有理性思辨精神，没有自由治学精神的人，都是不太了解中国哲学的人，也是不太了解西方哲学的人。西方哲学，在古希腊的时候，那个苏格拉底，也如同孔子一样，是述而不作，自己没有写什么书；那个柏拉图，是用对话的形式写他的书的，也谈不上太强的逻辑性；只有那个亚里斯多德，才形成了一套逻辑语言和概念。因此，在西方，三个人几乎就形成了三个基本的传统，也是三种谈哲学的方式，说不上谁比谁更高明。在康德以后，纯粹的理性思辨，也就是形而上学就达到了顶峰，然后就走下坡路了。尼采，叔本华他们出来以后，西方哲学就向另外一个方向走了，离开了思辨哲学的老路。到了海德格尔、萨特他们出来，哲学开始研究存在主义了。当然，那些讲究逻辑思辨的人，还有一些，他们开始了近代的逻辑实证主义，数理逻辑这一条路了，可是，这一条路几乎就是死路了，离开真正的哲学越来越远。后来语言哲学兴盛了一段时间。现在是后现代主义。

笔者觉得，攻击中国的一切，美化西方的一切，是一些人的惯用思维，很可怜，也很可悲，这种思维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中国的哲学自有中国人的特色和着重点以及自己的概念系统和语言方式，这个也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思维和哲学所可以论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