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不是法治国家的原因
很奇怪，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没有走上法治国家的道路，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法制是什么意思呢？按笔者的理解，法制就是国家与个人的一个契约关系，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而且，这个契约一旦建立起来，就是至高无上的，是最有权威的，是国家和所有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在这个契约面前，也是人人平等的。
梁启超是一个在1百多年前极力鼓吹变法，图强，君主立宪，鼓吹中国要走民主宪政道路的人，但是，在梁启超晚年的时候，梁开始说，中国人还不适合搞民主宪政，因为中国人的素质，教育素质，法律观念等都不行，因此中国人并不适合走民主宪政的道路。这很有意思。一个鼓吹了一辈子民主宪政的人，突然否定自己，也否定了自己选择的道路，这是多么的悲哀的一件事呀。
孙中山在开始的时候，也极力鼓吹中国应该走民主宪政，走共和的道路，但在后期，孙也走向了独裁。蒋介石更是这样，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宪政，认为中国人最适合的就是专制。到了毛时代，更是如此，谈都不用谈了。专制政权，好像是中国近现代的唯一选择。中国人可以没有皇帝，但中国人不能没有专制。所有这些人的一个特点都是，他们在理论上或理想上，也都希望中国能进入民主与法制的国家，但是，一旦进入实际操作，他们便很快发现不行，中国的现实逼迫他们做出调整，他们在最后甚至完全否定中国有建立法制和民主国家的可能。
中国人在历史上一直都不是一个有法制传统的国家。没有法制传统，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法律。中国人有法律，但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法律和法制国家是两个概念。
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可以颁布法令法律，让天下的人遵守。而且可以强制百姓遵守。因此，这样的法律是单方面的，是统治者强加给百姓的。即便是如汉高祖刘邦，与秦国旧地的人约法三章，简化秦国的法律，好像有一个约，但汉代后来真正统治人民的，绝不仅仅是约法三章而已，汉代的法律也是非常的复杂和多的。但法制不同，法制的核心意思是一个契约，是国家与个人，或国家与集团或公民之间的契约。
笔者认为，中国一直没有进入法制国家的原因是，中国的个人没有出来，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尊严，个人的人格，个人的权利，个人的人身权力，个人的人权等等，都没有出来。如果个人，或者说公民，一个个体的人，没有出来的话， 那么国家与谁订立契约关系呢？现代国家的宪法也好，法律也好，其核心都是一种契约的关系，是国家与个人之间订立的契约关系。因为是契约，因此双方各有权力与义务，双方都要守约，如果违背契约关系，都要受到惩罚。
就个人的本质而言，他是一个自然的人，是一个有很多自然权利的人，比如自由的权利，与他人的平等权利，劳动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个人的隐私权利，个人尊严的权力，生存的权利，人格的权利，人身的权利，这些人的自然权利，在个人与他人组成社会或国家的时候，那么这个个人就要让渡一些的权利给国家，因此，国家的建立本身，就是对一个个人的自然权利构成威胁或是削减，这样，国家就必须与个人有一个契约的存在，双方达成一定的协议，即国家应该有什么权利，而个人还应该保留什么权利，个人需要让渡多少权利给国家。因为，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个人权利的剥夺。
这个很好理解，比如我一个人在一个旷野上开车，我愿意怎样开都行，因为我不会对别人构成威胁，我也不需要遵守什么交通法规，我非常的自由，速度快慢，如何转弯，侧滑也好，都由我自己定，正行也好，逆行也好，无所谓，也不需要什么转向灯。但是，一旦我进入一个城市，有许多别的人在开车，那就不一样了，我必须要小心谨慎，注意速度的控制，注意转弯，要打转向灯，注意红绿灯，要遵守很多的交通规则，这样的结果当然是我不自由了，我为了别人，也为了自己，让渡了很多我的自由的权利给这个社会和这个城市，而那个交通规则就是一个契约，是我和这个城市签订的一个契约，也是我同这个城市的别人签订的契约，我遵守，别人也遵守，那么城市的交通就会顺畅。我们每一个人都让渡了一部分自己驾车的自由，但换来了所有人的安全，也包括我自己的安全。
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立约也是如此，其实是一个人与这个国家所有其他人的一个契约关系。大家都让渡出一部分的个人自由，但是换来了许多其他共同的权利。
法制国家就是这样，是国家与公民立约，也就是宪法和各种法律。国家有什么权利，个人和公民有什么权利，非常的清楚。
那么，为什么中国一直不是一个法制国家呢？中国现在有宪法，也有许多的法律，但宪法也好，其他的法律也好，很多都是一纸空文，没有人遵守，也没有人在乎，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法制的前提是必须有个人出来，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法人代表，个人本身有各种权利。而在中国，最关键的是，中国从古到今，个人一直都隐藏在集体之中，准确的讲，个人一直都隐藏在家族之中，或在毛时代，农村的个人，隐藏在各种生产队之中，城市的个人隐藏在单位之中。因此，国家无从与个人立约，因为个人根本就不见了，国家和政权，都很少直接与一个个人打交道，都是与一个家族，一个家庭，一个单位打交道，个人仅仅存在于家族和单位中。
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时候，个人是依附在家族里面的，在现代，个人是依附在单位里面或生产队里面的，因此，无论在梁启超时代，在孙中山时代，在蒋介石和毛泽东时代，个人都没有独立出来，都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成为一个自己为自己负责的个人，一个有个人主权的个人，一个真正的法人。如此，当然也就没有国家与个人的契约关系，因为契约的双方缺了一方，有国而无人，契约无法达成，也就没有法制，中国也就一直不是法制国家。
中国从宋代以来，国家是一个皇权专制的政府，但这个政府只能抵达县一级，县以下，是皇权抵达不到的地方，是地方乡绅地主家族自治的领地，而百姓，就隐藏在家族之中。因此，皇帝和官府发表的任何命令和指示，都不能直接抵达老百姓的个人，都必须通过乡绅地主家族，然后才能到百姓个人。比如说朝廷要征税，官府很少能直接征税征到的百姓的个人，而是将税额分给乡绅地主，还有族长，他们去办这件事，而且，朝廷一般对于地方有多少的百姓，有多少的户也不是很清楚，必须由乡绅地主来统计和配合。县令手下的人手非常有限，大概只有几个师爷，还有几个衙役而已，如何可以直接管理那么大的一个县？几十万人口？清代康熙年间，全国的官员只有8万个，就可以统治上亿人口。其统治方式，是官府必须与乡绅地主配合。
这样的结果是，百姓不是直接面对朝廷，而是直接面对地主和乡绅，还有族长，百姓的许多个人的事物，比如婚丧嫁娶，比如租赁多少的土地，比如家庭纠纷，田产纠纷，比如安全，还有灾难来临的时候，救济，还有小孩的教育等等，都是由族里来管，因此，百姓个人直接面对的是乡绅地主和族里的人，族长，而不是国家。因此，朝廷的法律法令，是不能直接与百姓个人立约的，也因此，朝廷的法律法令，也不能有效的对百姓产生效力，所以，百姓也可以根本不在乎什么朝廷国家的法律法令，甚至都不知道。这也就是中国古代，没有建立法制国家的原因。老百姓也不懂什么法律，当然也不执行什么法律和法令，我行我素，只有看好乡绅地主族长的脸色就行了。估计有一些人知道一点刑法就很不错了。杀人者死，伤人者赔偿，这些大概都会懂一些。
当国家不能直接面对每个百姓的时候，是谈不上法制社会的。也就是，当个人没有浮现出来的时候，个人还不是法人本体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法制可言的。
那么到了毛时代呢？毛时代是打掉了地主乡绅阶层，百姓也被有效的组织起来了，农村的人进入了生产队，城里的人进入了单位。共产党可以直接控制和组织百姓了。因此，从表面上看，共产党可以直接控制到村一级和单位一级，居委会一级，好像是政府和国家直接面对百姓了，其实也不然。国家和政府直接面对的是生产队和单位，个人和百姓还是隐藏在生产队和单位之中。
比如，你在毛时代犯了什么事，被抓进派出所，那么最重要的一条是，派出所会直接跟你的单位联系，如果你没有什么事了，派出所也要你的单位派人来将你领出来。好像派出所不直接面对你，而是面对你的单位。你无论去什么地方，都要有单位的介绍信。没有介绍信，你是寸步难行，连旅馆都住不上。而单位管着你的婚丧嫁娶，一直到死都有人管，管你的工资，管你的房子，管你小孩受教育，管你的业余生活，管你的升迁，几乎什么都管，因此，你个人不是直接面对国家，而是通过单位面对国家，你的人权是在单位里体现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国家的宪法体现出来的。因此，国家的宪法几乎就是一张废纸。因为，无论宪法说什么，都不如单位的领导一句话管用。单位的领导，对于你来说，就是皇帝，他的话，就是法律。
因此，国家的宪法也好，其他法律也好，对你个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力的。可能也是刑法方面有些用，你要是杀人了，肯定要定你个人死刑。
因此，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中国人的个人，在历史中一直都是隐藏着的，是不露面的，所以，国家的任何宪法法律法令，都不是与个人立约，也不是什么契约关系，没有签约的双方，没有应尽的权利与义务。有的只是，国家向天下人布告，通知，自话自说，宣告而已，不是契约。
当中国的个人一直隐藏在集体之中的时候，那么个人还有什么权利吗？也是有的，只是，这个权利是被涵盖在集体之中，涵盖在家族里面，涵盖在单位里面。国家与公民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时候，个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但是，近30年中国的改革，好像改变了一切，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也就是中国人的个人好像是出来了，至少是出来了一些。原因是这30年，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公司和企业的运作方式，与中国以前的单位和国企完全不同。资本主义的企业仅仅管经营方面的事，而原来绑在单位上面的各种社会功能，现代的企业根本不管，或将这些功能排斥出去，放给社会去管。只有这样，资本主义的公司和企业才能有效率，达到资本的最佳配置。也包括市场经济环境的建立。这样的结果是，中国人慢慢从原来的那个大而全的小社会单位中脱离出来，个人已经从家族中，从单位中游离出来了，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这个人，是一个法人，是一个有人权的人，是一个有人格的人，有尊严的人。同时，由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农村很大部分的劳动力吸引到了城市，进入到企业中打工，结果是这些原来被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也被释放出来了，成为了一个个人。当然，成为个人也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路，将中国的个人给释放出来了。毛将隐藏在持续了1千年家族中的中国人给解放出来，让他们进入了单位和生产队；邓小平将隐藏在单位和生产队或小家庭中的中国人给逼出来，成为现代企业和公司中的个人。中国现在70%的劳动力被雇用在私人企业中。
个人的出来，是中国现代历史中非常大的一件事。而只有个人出来的时候，国家才能与个人建立契约的关系，也才会形成真正的宪法和各种法律。因此，中国的宪法和各种法律慢慢会变得重要起来，有许多的人会开始查看宪法和各种法律，包括婚姻法，继承法，物权法等等。会运用宪法和法律来保护和保障个人的权益。这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比如婚姻法就已经大大的改变了，以前一个人要结婚，必须有单位的证明，也就是说，你自己结婚，街道不直接面对你个人，而是面对结婚双方的单位，然后才是你个人，奇怪吧，是你结婚而不是单位结婚。但现在婚姻法就改变了，结婚的双方个人去就可以了，包括离婚，不需要其他的什么证明。也就是你个人直接与国家立约，不需要中介了。
当个人出来的时候，才有法制社会的可能。也才有向宪政民主前进的可能，也才能有一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的宏愿得以实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