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林彪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不仅是一个，大概是二个。七千人大会，是中央扩大会议，扩大到什么程度？扩大的地县一级，全国每一个县都要出两个人来参加大会。这个大会，其实就是庐山会议前半段的继续。因为，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本来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左的错误，为了改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可是，因为刘少奇和彭德怀之争，会议从政治局会议变成了中央全会，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会议也从反左变成了反右，并继续搞大跃进。

因此，庐山会议后期风向的转变其后果非常的严重。如果刘少奇后来说的那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成立的话，那么这个人祸的制造者首先就是毛，其次就是刘少奇本人，因为刘彭之争，导致了会议风向的转变，中央的政策，一举改变了毛从1958-1959年不断努力的纠正左的错误的方向，而被迫变成了反右。毛被迫站在刘一边是因为，刘是毛的接班人，而且在1959年初，刘刚刚上任国家主席（参看笔者的《庐山会议真相：刘少奇搞掉彭德怀》）。而在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1959年有200多万，而1960年达到900万-1000万，1961年也是200多万，（参见笔者的：《大跃进中国饿死了多少人？》）因此最严重的是1960年，所以，如果人祸是饿死人的主流的话，那么刘少奇的罪过就更大了，因为1959年庐山会议开好了，政策就会进一步转变，那么1960年就不会饿死那么多的人，当然，如果天灾是主要原因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而彭德怀在客观上，也是人祸的一部分，因为彭德怀为攻击刘少奇而写了那份意见书，但结果是，彭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得自己倒台，而且也使得庐山会议最后从纠正左变成了反右。

但是，奇怪的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在对大跃进的评价与态度上，刘少奇在大会上突然反戈一击，拼命攻击大跃进，将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总结为人祸为主，并开始一个天灾与人祸的比例问题，也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人祸的原因，当然不是他刘少奇，他不过是执行了毛的路线而已，将灾祸的原因几乎都推到毛一个人的身上。而且刘的讲话，不是小范围，而是对县级以上的共产党干部，也就是对全体共产党的干部。这种推卸责任的方式，也因此种下了刘和毛将来公开分裂的恶根，因为按中共的习惯，如果出现了路线错误，那么无论是发起者还是积极执行者，都要受到惩处，毛受惩处不假，但刘也一定要受到惩处，包括邓小平他们一大批都要受惩处，因为大跃进是全党头脑发热；另外，就是林彪在大会上挺毛的讲话引起了毛的重视，林彪仍然是力挺毛，因此林彪后来地位的上升，也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的。

还有一件，就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刘少奇搞掉的彭德怀，在1961-1962年希望得到平反，但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一个讲话，彻底毁掉了彭德怀想获得平反的想法。从刘少奇在大会上对彭德怀的讲话也可以从侧面看出，在庐山会议上到底是谁要搞掉彭德怀的。

笔者这里摘录中央文献研究者张素华的文章，文献研究者的文章，一般来说相对平衡一些，或中庸一些。还有这些历史人物的讲话，我们就可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毛对刘少奇将来要接班的语言。

八大以后，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说明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苏，他在向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通报中国党的情况时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问：“谁将接替呢？”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接着，毛泽东搬着指头评价说：“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了条件。” 

一年之后，在1958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正式提出他不作下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得到全会通过。毛泽东于1959年3月30日即召开第二届全国人代会前夕的一个批语中写道：中央已建议董必武同志当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当主席，朱德同志当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的小范围说过：我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会谈时，蒙哥马利曾问道：“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在这里，毛泽东再一次向中国、向世界公开宣告，他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

另外，在大跃进中，毛和刘都做了什么呢？

“大跃进”的首倡者是毛泽东，是他在反“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早些时候，周恩来、陈云因为提出“反冒进”，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刘少奇虽然没有被毛泽东点名，但也难辞其“咎”，因为他曾主持会议通过了“反冒进”的决策。“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冷静的刘少奇，也被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头脑跟着热起来。1958年9月，刘少奇到江苏常熟视察，面对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一万斤的高产，信以为真地问：还能再高吗？关于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自称他和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车上也积极地“吹”过，到了郑州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推荐，如此等等，事例很多。无疑，刘少奇在“大跃进”中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当然，最早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是毛泽东。自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历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承认犯了高指标、高征购，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刮共产风，瞎指挥，未注意综合平衡以及急于求成等错误。在具体调整的方针、政策上，都主张要制定实事求是的经济计划，大量地精简城镇人口，制定“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以及各行各业制定自己的条例等，还有在农村适当地开放集市贸易，给社员留出适量的自留地，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在政治上给被反右倾错了的同志平反，清理错误的口号，中央要向人民作自我批评等等。

但是，当纠“左”的层面深入到需要揭示犯错误并导致经济严重困难的深层原因时，需要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估量做整体的判断以调整今后方向时，他们的分歧却悄悄地产生了。

对大跃进的评价，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刘少奇是以“人祸”为主，而人祸这个词，还是毛发明的，而不是刘发明的。

我们再来看看庐山会议以后，7千人大会前后，刘少奇是如何评价大跃进的，刘少奇的观点，就是人祸，即大跃进是人为造成的，是工作中的错误造成的：

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而毛泽东在同样一个会议上是这样说的，毛的意思是，大家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都没有经验，大跃进的问题是违背了经济规律，因此就要受到惩罚：

毛泽东在谈犯错误的原因时说：你违反了它（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可以看出，和刘少奇的讲话相比，毛泽东更愿意强调是因为缺乏经验，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有待认识。细细揣摩两者之间的差别，的确令人玩味。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是这样评价大跃进以及人祸和天灾的比例的：

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天灾、人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并做出了两个“三七开”的判断。他说：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刘少奇说这番话的坦率与真诚，热烈与激昂！这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是十分尖锐，很带刺激性的，因为很少有人敢于这样讲话。

这里有人要问，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毛泽东就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为“人祸”，刘少奇这样讲毛泽东怎么会不高兴呢？ 问题是，毛泽东自1961年4月以后，几乎没有再用“人祸”的提法，也从未做出过几分人祸几分天灾的判断；此外，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比喻缺点、错误与成绩之间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他经常讲，尤其是在工作出现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再者，毛泽东虽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时，曾突破“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但是并没有对全国的工作做出三分缺点错误、七分成绩的估量。因此刘少奇的这番话就显得十分大胆，作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泽东从未做出过的判断，而这些敏感问题恰恰是毛泽东本人不愿意多说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几次谈到“人祸”，是在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讲的，而刘少奇却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七千党的领导干部，也就等于向全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对工作做出了这样的估量，毛泽东听起来自然不那么愉快了。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缺点错误讲得过于严重了。1964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4、5月更讲得严重。”可见刘少奇的这一估量，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确实对刘少奇产生了不满。这个不满主要表现在刘少奇“大讲”缺点错误，讲“人祸”，把过去几年的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毛泽东感觉刘少奇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领导，还有点“施压”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毛刘之间在七千人大会的分歧虽然没有公开，却是比较深刻的。不过，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憋了一口气，但因为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当时的国民经济还在一片萧条当中，有些问题还要靠实践来检验，所以毛泽东的憋气并没有表现出来。而刘少奇呢，受大会民主气氛的鼓舞，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工作起来更加大胆、更加泼辣，思想也越来越解放，讲话越来越尖锐。

在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还有一些的评论，而且其目的几乎就是要揪出毛来做主要责任人，有点问责的意味。只是，刘少奇可能忘记了，他自己是国家主席，在大跃进中，是一线的总负责人和总指挥，是实力派人物，是积极鼓吹和提倡共产风，浮夸风的人，刘把责任全部推给毛，问题是很大的。因为如果论责任的话，刘少奇应该第一个请求辞去国家主席的职位，然后才有资格来追究毛的责任，这样的话，还说的过去，但刘从来都没有自己要辞职的意愿。在中共的历史上，无论是路线斗争的发起人也好，跟随者也好，在后来的声讨斗争中，统统都要追究责任，如中央苏区时代的王明路线，包括执行王明路线的人，如博古，李德，周恩来，都要追究责任，而不是仅仅将责任推给王明一个人。刘少奇的这种做法，无疑连当年的周恩来都不如。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

不久，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刘少奇在这里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责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责任者是毛泽东。

1962年3月，刘少奇在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时，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事后，他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的”。这些话都触及了毛泽东的敏感之处。毛泽东听了会是怎样的感受？至少，憋气是肯定的。

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的一些做法，引起毛的不满，认为刘顶不住了，开始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了。

在刘少奇强调困难形势的同时，如何调整方方面面的政策，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毛刘之间又发生了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之后，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事，从毛泽东看来，都是“右倾”的表现。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现的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这些做法还受到了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积极支持。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化的重大原则问题。他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而且越到上层风刮得越大。

（以上小字均引自张素华的文章。张素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主要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参与编辑过《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本)，撰写过《毛泽东年谱》，出版过《毛泽东画传1893-197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刘少奇基本上是将大跃进说的一团漆黑，并将责任基本全部推到毛一个人的身上，并要毛承担责任，这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在1962年以后，刘的调整几乎就是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与毛的想法越来越远。两人的矛盾也愈来愈尖锐。

这里，笔者着重要说的是，刘与毛的矛盾，是从7千人大会开始种下的。至于两个人谁对谁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两个人的根本分歧，是走社会主义和走资本主义的分歧。（参阅笔者的《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最大分歧在哪里》）

我们现在再来看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彭德怀想要平反的想法的反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庐山会议上，到底是谁要搞掉彭德怀，而且，刘将彭德怀的问题与高岗的问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由此更可以看出，刘对彭的报复，因为当年彭是支持高岗的军队党和地方党的看法的，也因此大大得罪了刘。刘少奇的意思是，我们打倒你彭德怀，并不是因为彭在庐山会议上的那个意见书，因为彭的意见书到了七千人大会的时候，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刘说，其根本原因是两个，一个是彭里通外国，一个是彭搞小集团，这是刘对彭致命的一击，因此，谁都可以平反，但彭不能平反。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 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 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附合事实的。一个政 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 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 高、饶集团的余孽(毛泽东、周思来插话：是主要成员)，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就当是彭高联盟。(毛泽东插话：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更 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俩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 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 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消除，从长远来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在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 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 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 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大举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 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 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常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 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彭德怀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当他得知刘少奇的讲话的内容时，对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他决定为自己进行申诉和辩护。1962年6月中旬，彭德怀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达82000字的信，即后来著名的“八万言书”。

那么，在七千人大会上，当刘少奇开始反戈一击的时候，拼命攻击大跃进的错误的时候，林彪说了很意味深长的一段话，引起了毛对林彪的好感，林彪地位也从此开始了上升。林彪的讲话分为几个部分，一个就是林彪认为，三面红旗是好的，没有问题；一个是林彪提出了一个交学费的观点，即大家对如何搞社会主义都没有什么经验，因此必须要交学费，大跃进的错误，就是大家都在交学费。林彪对于交学费这个观点的发明，被后来邓小平他们继承了，即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凡是搞错的地方，就都说是交学费，是没有经验。还有就是林彪还提出了几个类似“凡是”的观点，这个观点也被后来的华国锋继承下来；还有就是林彪提出，中国将来一定能超过英国，甚至美国，最多用100年的时间，这在后来，也被邓他们继承了。看来林彪真的是有许多项目的发明权呀。下面林彪的讲话，来自铁血军事网。

我们先来看看交学费的观点。没有经验，交学费的观点，被后来邓他们继承下来了：

这些执行中间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现在看得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这些经验，将使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在质量上、能力上大大地提高起来。在物质条件相同、甚至还差一些的情况下，由于有了经验，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得更好一些，所得到的物质财富将会比过去增加得多。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譬如人民大会堂这座房子，你不学能够造得出来吗？电灯，不学一点，能够搞得出来？玻璃是石头做的，我们学了，就能够把石头变成玻璃。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