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器：民主与工业化真的那么重要吗？

近代中国人普遍对民主制度与西方的工业化有顶礼膜拜之嫌，认为中国人不如西方人的地方，一个是在“道”的方面，也就是民主制度方面，一个是在“器”的方面，就是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没有工业化。因此，中国人在近代100年，从1840年到1949年，一直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受日本人的欺负，那是咎由自取，是自认倒霉，是罪有应得，是落后就要挨打。

这是近代和现代中国人回顾历史的时候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也因此，中国人要想强大，必须在道与器的方面，要全面西化，学习西方，以西方为师，在道与器方面全面升级，也就是要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学习西方的工业，才能在地球上存活。

这好像非常有道理，好像也很附合现实，没有工业化，没有民主化，中国如何可以强大呢？可是，历史的情况真的如此吗？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1860年代的英法联军，再到太平天国运动，一批中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首先认为自己在“器”的层面上落后了，因此魏源提出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主要是从器的层面上，也就是物质层面上的判断，或近代工业革命，工业化层面上的判断。中国人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制造枪炮兵舰，才能赶上洋人。于是中国人开始了近代的洋务运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是这个意思，即中国在道的方面还可以，但在器的方面要学习西方，于是他们都开始搞洋务运动，搞中国的近代工业。

只是，在这些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个人是卓尔不群的，就是那个留学欧洲学海军的人，后来以翻译《天演论》，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出名的人物，就是严复。严复认为，中国人不如西方的地方，最重要的是“群”和“公”两个方面，而不是工业化，也不是民主化。而后面的，是力量，西方有力量的原因，或西方人产生力量的源泉是“群”和“公”，有了“群”和“公”，就会有力量。当然，严复也没有否定西方的民主化和工业化的作用，但，中国人不如西方人的最重要的地方是“群”和“公”。

“群”的意思，可以看做是组织的代名词，一群人，一个有效的严密的组织，严复认为，西方列强的强大，是强大在其组织严密上。我们以东印度公司为例就可以看出，东印度公司是一个非常强大和有效的组织，是将政治军事外交商业司法合二为一的强大的组织，后面有其政府和百姓撑腰，效率和组织非常的好，而中国人在组织方面是一盘散沙。

赞同严复这个观点的人，最重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毛泽东。孙中山在组织中国同盟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组织的时候，痛感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毛泽东在1920年的时候，还仅仅是27岁的青年，就在其文章《反对统一》中，提出了中国几千年都无组织，是一盘散沙，因此，改造中国，重在能有效的组织民众。

“公”的概念，是指公共方面，公信公心方面，公平公正，天下为公的方面，中国人也非常的欠缺。中国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行，在自扫门前雪方面也可以，在家族里面也可以，在小家庭方面也行，但一旦到了公共的地方，公的方面，社区社会和国家方面，就不行了。而公和群是有关系的，没有公心，公信，天下为公的信念，是搞不好也搞不成“群”的有效率的有力量的组织的。因此，孙中山极力强调周公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与精神，并写出条幅，到处悬挂。

后来，很有意思的是，中国搞洋务运动的那些人，也就是在“器”的层面，在枪炮物质工业化方面学习和效法西方的人，尤其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李鸿章败于日本，不是败于物质枪炮兵舰方面的不行，中国那时候的海军非常强大，世界第六，亚洲第一，排在日本的前面，其海军军舰的总吨位，是日本的两倍，因为中国不仅有北洋舰队，还有南洋舰队。可是中国海军在黄海大战中，却败于日本海军，淮军的陆军也败于日军，尤其是牙山平壤战役的失利。其失败的原因，不在武器装备，而是在“群”和“公”的方面不行。

淮军的组织不行，还是曾国藩家族组织的老办法，也就是湘军的老办法，一旦碰上日军的以国家军队，和征兵制度训练出来的军队，就不行了。还有“公”的方面不行，北洋海军作战，南洋舰队根本不参与，还要日本人归还被俘的隶属于南洋海军的舰船，很滑稽可笑，朝廷里面也有很多人要看李鸿章的笑话，毫无公心和国家一体的概念。甲午战争，几乎成了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

甲午战争的结论就是，洋务运动，在“器”的方面的进步，在近代工业方面的进步，还不足以挽救颓废的中国。

“器”的方面不行，于是就在“道”的方面改进，也就是引入西方的民主宪政的政治。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开始了变法。后来孙中山他们又开始革命，辛亥革命，共和立宪，中华民国。只是，中国在器和道方面，都选择的是西方，以西方为师，只是，当后来日本人全面进攻中国的时候，中国几乎还是一败涂地。

当然，国民党在组织方面已经有了改进，蒋介石也可以在抗战的旗号下，团结全国的各路军阀来抗战。但蒋介石的组织，还是千疮百孔，在日军的打击下，不得不退守西南。抗战时期的中国还没有工业化，蒋介石军队的现代化装备，一个是靠花钱买来的，买的德国的装备，还有后期美国装备的援助。那个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和组织，当然比李鸿章的淮军有了很大的进步，蒋就是靠国民党的有限的组织能力，和买来的以及受援来的德国和美国的枪炮，与日军保持着战略平衡。这已经很不错了。但蒋介石的军队派系林立，就是在“群”和“公”的方面还是不行。

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共产党开始崛起。毛的共产党的组织和军队，当然没有工业化基础，也没有民主化基础，也就是毛的共产党的组织和军队，几乎没有受西方的道与器方面太大的影响，其军事装备，比蒋介石的军队还要差。但毛与共产党后来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呢？毛靠什么成功的呢？

就是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也就是在“群”的方面的能力，动员能力。毛靠共产党在老百姓中的非常有效的组织，也就是靠土地改革，打击地方的乡绅地主家族制度，甚至消灭这个流传了千年的社会中间阶层，以达到最大效率由共产党的组织直接组织和动员民众，就可以用非常劣势的装备来战胜日军和国军了，包括后来战胜美军。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再不是一盘散沙，而是有凝聚力的组织。共产党的各路大军，在团结方面，在“公”的方面，也比老蒋的军队强太多了。可见，在挽救国家颓势的方面，民主化不足侍，工业化也不足侍。也就是说，毛用严复的“群”和“公” 战胜了一些人从西方泊来的“道”与“器”。

当然，在建国以后，毛也开始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开始在“器”的方面升级。但，中国那个时候，是在“群”和“公” 的组织非常好的前提下进行的工业化，包括农村的生产队公社组织，城里的单位的组织。我们也可以说，共产党式的“”群与“公”，可以转换为中国的新的“道”的层面，再加上西方的工业化的“器”，中国就可以藐视一切的西方列强了，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大国。

如今的中国，仍然要在“群”和“公” 的方面继承毛的遗产，只是主要继承的是精神，而不是具体做法，因为现在中国的形势变了，方法也要变化，所谓与时俱进。现在的“群”也不是表现在生产队和单位的控制上了，而是表现在法制建设，城市和社区建设方面，如何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方面。同时也要成就公平公正。在具体的组织方面，现在中国最基层的组织已经不是生产队，也不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单位了，而是更加现代化的公司。公司加上社区，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和法制社会。然后在“器”的方面继续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技术，并能自我创新，这样的中国，才会变得更为强大富强繁荣。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同样面对西方文化，一些人看到的是民主和工业，一些人看到的是社会组织和天下为公，而历史的选择是，后面两个方面远比前面两个方面更为有效，尤其是在挽救中国的颓势的特殊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