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国民性研究为什么是一条死路

现在的国人，包括海外的华人，很多人还在孜孜以求地谈论中国的国民性的劣根性，也许会换一个讲法，如自我种族歧视，或逆向种族歧视。他们谈论的方向，是继承了鲁迅的方向，就是将中国的国民性，等同于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很奇怪了，按说，国民性一词，是中性的，本没有直通劣根性的道理，可是，在鲁迅的笔下，中国国民性基本上就等同于中国人的劣根性。而那些大谈中国国民性和劣根性的人，其鼻祖，就是鲁迅。

鲁迅笔下“国民性”一词，按一些学者称，是源于日语，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除“国民性”外，鲁迅也曾用过“民族根性”，或者干脆称为“坏根性”（即劣根性）。中国国民性即等于民族劣根性，这是鲁迅的发明，而不是日语或英语的原来用法。

笔者本人还是非常尊崇鲁迅的，认为鲁迅的眼光独到，文字独到，很深刻，但是，鲁迅的深刻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最严重的表现，就是其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以及力图改造中国的国民性的宏愿。将国民性的这个话题等同于谈论中国民族劣根性，也就是按照鲁迅的路子，就会产生几个有问题的结果，一个是从国民性转向种族性，会产生民族自卑心理和文化自虐心理，文化虚无主义等等。在政治和文化上，会产生汉奸或文化汉奸。如历史上的鲁迅的兄弟周作人，是典型的文化汉奸，还有政治汉奸，如汪精卫等。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鲁迅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 ，也许是激愤的心情，或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但问题是，不论如何激烈，也不能将自己的国民和民族一棍子打死，这于事无补。一个有悠久历史和文化，有广大土地和人口的民族，不可能一无是处，中华民族，仍然是伟大的民族。其实鲁迅也有肯定中国人的地方，如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说：“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也就是说，鲁迅也没有全盘否定中国历史上有好的国民性，但鲁迅对近代的中国国民性基本持否定态度，并认为现在的国民性基本上是不好的为主，劣根性为主。

其实，就国民性这个概念本身来说，是有问题的，何谓国民性？一国之国民的普遍性情？或普遍之性格？这种大而无当的概括本身就有问题，何况再将国民性等同劣根性，问题就更大了。

就个人或群体来说，人首先是有普遍的人性，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有了，然后在一定特定的地域和文化氛围里面形成的有群体性格的东西，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以被概括为国民性，但有的时候就不能，尤其是面对中国这个特定的超级庞大的国家来说，任何概括都有问题。而且，如果谈到特定的国民性，一定是与其他国家的国民性比较而得来的，没有比较，或其他国家的人也有，也很难说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国民性。

我们可以先看看鲁迅笔下的中国国民劣根性都有哪些吧。比如说鲁迅经常说的中国人怯懦狡猾，好面子，旁观，精神胜利，凶残，奴性。这些性格或表现，在笔者眼中，首先是很难概括为全体中国人都有的性格，另外，这些性格和表现，难道其他国家的人没有吗？如果不能概括为全体中国人都有，而且还是中国人所特有的，那就很难说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了，或劣根性了。

任何概括，都要小心。也许鲁镇的人是如此，但其他地方的人不如此。就算在鲁迅的老家绍兴，绍兴师爷的狡诈是有名的，鲁迅本人也有刀笔吏的性格，但不是有句话吗，绍兴的师爷湖南的将，绍兴人怯懦狡诈，但湖南人则勇敢豪爽。你如何概括整个中国人？不同省份的人就不同。即便是同一个省份的的，如浙江省，不同地区的人的性格也不同。浙江人也有勇敢豪爽的，出生绍兴的鲁迅也是勇敢的，秋瑾他们是勇敢和豪爽的。按明代名将戚继光的看法，他因为亲眼目睹了浙江义乌人的全民械斗，发现义乌人是好兵的料，于是，上书朝廷，他的戚家军，要的就是义乌人，而不要绍兴人，原因是绍兴人大部分是商人出身，打仗前还要与军官商量，讲条件，不往死打。赫赫声威的戚家军，其班底竟然是浙江义乌人。很多人也说日本兵如何勇敢，但在抗战中，有一个大阪师团是最差的，原因也是大阪人大部分是商人，作战很怯懦。因此，怯懦和勇敢与国民性没有直接关系，可能与地域和职业有关。

好面子也是如此，中国人好面子，但其他国家的人不好面子吗？面子就是尊严。

日本人不好面子吗？美国人不好面子吗？说中国人狡诈，但日本人不狡诈吗？美国人不狡诈吗？因此，很难说这些是中国人特有的国民性，甚至是民族劣根性。精神胜利法也是如此，中国人有精神胜利法，西方人有宗教，宗教从世俗的角度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精神胜利法。

因此，国民性的研究本身问题很大。这也就是西方的主流理论界，在一次大战以后，也不再提国民性研究的原因，中国自己，后来过度到阶级论，因此也不提国民性了。倒是纳粹，后来将国民性研究深入到种族，成为种族歧视与灭绝的借口。

就国民性研究的历史起因看，在西方启蒙时代，很多人谈国民性，按孟德斯鸠的观点，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孟德斯鸠倾向赞美西欧人，尤其是北欧人，认为天气寒冷的地方，种族比较好，国民性勤奋勇敢，而天气热的地方，人会变懒和怯懦。这种国民性分类法太简单了，而且有自我美化的嫌疑。而休谟则倾向于文化制度决定论，认为一国的国民性与其建立的文化制度，包括经济政治制度有关。不过，这些方法，对中国都不适用，原因是中国太大了，地理环境复杂，各种气象地理都有，从寒带到亚热带都有。中国的文化制度政治制度也很复杂，历史很长，也很难简单概括。也因此，中国的国民性很难概括，也许西方的国家可以，因为他们有的国家非常小，人口小，地方小，文化和职业单一，这也许比较简单，可以概括吧。

而对鲁迅的国民性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本书，即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845～1932,Arthur Henderson Smith）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写于1894年，在这部书中，对中国人的负面描述和评价占了相当的篇幅，但总体上说仍然是有褒有贬，并非一味丑化。鲁迅看的是日本人翻译的译本，后来一直想翻成中文，在鲁迅去世的时候，还提到这本书。不过，按有些学者的观点，这本书，是美国传教士写给美国人看的，不是写给中国人看的。日本人翻译这本书，是给日本人看的，是为了脱亚入欧。书中，当然有观察体验，也有西方人的自我优越感在。但我们知道，在明代和清代早期，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描写是一片赞美之声，为什么？当然是那个时代中国仍然先进，西方还不行。后来，西方赶上来了，观点就变了。可见，这些感受和评论，也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因此，这些评价与国民性和民族性有何关系？半毛钱都没有。

按说，对于这样的书，鲁迅应该一笑置之，但鲁迅却如获至宝，终生念念不忘，何其怪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毛病，这谁都知道，但一旦上升到国民性，民族性，就有点大了，过了，没有意思。有些特点和毛病，不过是那些过眼云眼的制度，时尚，和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将这些短暂的东西，上升到自我贬斥，文化自虐，有什么帮助和意义？对于自我提高有什么用？如鲁迅说的中国人的奴性，这也不是中国人天生如此，而且也是一部分人如此，而且与满清的压榨有关，明代中国人，宋代及以前的中国人，都不如此。

虚心学习其他民族和国家好的东西，这是必要的，但前提并不是要一味地贬低自己，或自我全盘否定，那样就是失去了根基，也学不到其他人的好东西，因为你自己都没有了，还谈何学习他人？虚心也不那样的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