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要对中国文明的衰落负责吗？

我们都很习惯将孔子与孟子并称，孔孟孔孟，当然二人是儒家的代表，所谓孔孟之道是也。而且也知道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孟子是亚圣。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话，会发现，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孟子是活跃在战国时代；孔子一直就很有名，但孟子一直却默默无闻。大概一直过了1千多年，孟子才又浮现出来了，这时，已经是到了宋代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在汉代，唐代，宋代的前期，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孟子是谁，可一过了宋代，到了明清，我们不仅知道孟子为谁，还知道孟子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了，这个差别实在是太过悬殊了吧。

而且，还有一个事实是，当我们知道孔子，也知道其他派别，如汉代的道法儒并用，唐代的法道儒佛并举，而不知道孟子的时候，中国的文明是向上走，但当孟子的地位升到与孔子几乎并列，且开始独尊为大的时候，从明清开始，中国的文明就向下走了，这里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孟子的出现似乎有点巧合，难道中国文明走下坡路与孟子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而孟子的出现与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的新儒家们的所为，即二程，朱熹他们，是他们，也可称为理学家或道学家，将孟子抬到了亚圣的地位，甚至，所谓的《四书》中的三卷，孟子，大学，中庸，以前，一千多年来，也都没有出现和有那么高的地位，而到了宋代的理学家、道学家的手中，这三卷书便也上升到与《论语》几乎同等的地位，为后代的儒生们所供奉。

在中国宋代的中后期，中国的文化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直接后果，却是中国文明进入到了逐渐衰微的时代，因此，那次的文化上的变革，其意义非常的重大。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使中国文明发生了逆转。

我们先来看看孟子其人极其思想，看孟子的思想到底跟孔子的思想有什么不同，然后再来看孟子的文化责任的问题。当然也顺带讨论一下程朱他们的历史文化责任问题。

1. 本性论。

我们都知道孟子有一个人性本善的说法，而且以为这也是孔子或儒家的说法，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了。三字经里面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的思想，而不是孔子的思想。孔子没有性本善的说法。从孔子的一贯的思想来看，孔子也不可能有人性本善的观点，因为孔子不认为人性是善的。孔子也谈到过人性的问题，但孔子只是说，“性相近，习相远”，还有就是很有名的“食色，性也。”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人好吃，好色，是人的本性，而且，孔子还有一句话是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有意思的是，孔子这句话在《论语》中竟然出现了二次，可见孔子是多次说过这句话，因此给孔子的弟子们以深刻的印象，他们也就多次的记载了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将德与色对人的吸引力来比的话，好色的人远远要超过好德的人。而好色，按孔子的意思就是人的本性，这样推断的话，孔子不可能认为人性本善，因为如果人性本善，那人就必然要好德，而好德的人也一定超过好色的人，可孔子说的恰恰相反。

其实也简单，就是孔子从没有说过人性善。而孔子也不太提圣人，且认为圣人是人很难达到的论断来看，孔子也不会有人性本善的意思。不仅圣人是难以达到的，连仁人，孔子都认为他的弟子们没有达到。因此，孔子只讲君子，认为人们修炼一下，就可以达到成为一个君子。君子的要求与圣人和仁人相比，是降低多了，也容易多了，可见，孔子对人性是很怀疑的，对人性本善更不相信。而儒家的另一位大家叫荀子的，荀子有一个人性恶的论断。孟子和荀子都号称儒家，可两人对人性的看法截然相反，又都号称师从孔子，而孔子既没有人性本善的观点，也没有人性本恶的观点，孟子与荀子他们的观点来自他们自己，他们拉孔子来做他们的祖师爷，是为了“祖述孔子，以重其言”。关于孔子不是儒家，孔子是大宗师的观点，笔者曾经论述过，这里不再赘述。

对人性看法的不同，是孔子与孟子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这关系到后来许多的问题的展开。

2.圣人观，或成圣观。

孔子本人曾说过：“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论语。述尔）这话明确说，圣人是没有见过的，能见到君子也就不错了。而孟子却认为，人人可以成为尧舜，人人可以成为圣人。那么到底什么是圣人，圣人的标准又是什么，也许，孔子和孟子对圣人的标准不同。在《论语。述尔》中，子贡和孔子有一段关于圣人的对话：“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出孔子关于圣人的标准。这个标准绝不是孟子或程朱认为的仅仅在于道德的自我完善上，那种成圣只是一种自我感觉，没有客观的标准。而孔子的成圣指的是要有具体的行动，即能博施于广大的民众，使民众获救的人。这样的人，不仅能称为仁人，还可以称为圣人。而在现实世界中，孔子认为连尧舜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孔子的尧舜观与孟子的不同。孔子认为尧舜虽然也很伟大，但是在尧舜的治下，人民还很困苦，因此，尽管尧舜本人的道德十分的伟大，但按孔子的成圣观，因为民众并没有彻底获救，仅仅尧舜本人的道德高尚不足以使他们称为圣人。而孟子则认为，尧舜本人高尚的道德，便足以使他们成为圣人。因此，在孟子那里，尧舜就是圣人的代名词。不仅仅是尧舜，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说：“圣人，百世之师，伯夷，柳下惠是也。” 即是说，按孟子的圣人观，连伯夷和柳下惠这样的人，也是圣人。孟子的圣人观，完全是以个人的道德完满为标准的。

因此，我们如果按程朱的语言来叙述的话，就是只要每个人都能通过“正心，诚意”来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便可以成圣了。这个“止于至善” 的境界与孟子的“人性本善”是一个意思，是本体的，本原的东西。人所需要的，是恢复这个本原的善。达到了，就是圣人。这完全是伦理意义上的圣人观，与孔子的带有救世普世的，内外合一的圣人概念不同。因此，孔子认为自己没有达到圣人的标准，自己不是圣人；而按孟子的观点，孔子完全达到了圣人的标准，孔子也是圣人，所以后世封孔子为至圣先师。两人的圣人观不同，是非常明显的。

3.仁论

孔子谈论仁的话很多，比较重要的，也是很多人爱引用的有两条，一是：“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二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仁者爱人。这两条，都是将内与外结合起来说的。“克己”是内在的功夫，“复礼”，即外在的标准，恢复秩序。必须把内在的“克己”和外在的“复礼”结合起来，才是“仁”的境界，缺一不可。我们不能说“克己”了，所以就为仁人了，还要有外在的表现即“复礼”了才行。而“仁者，爱人”，干脆就只从外在行为上来说的，你能“爱人”了，你就是仁人，当然，“爱人”的前提是有爱心。可见，孔子的人仁人观，很重视外在的行为，而且是内外的结合。孔子还有一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欲立”是内在的愿望，而“立人”是结果。仅有愿望还不是仁人，还要有结果，而结果也必须是内心所愿意的，所要的。可见孔子的仁人是内外兼修的，内心与外在的行为达到统一，缺一不可的。这与孔子的圣人观是一脉相承的。

而孟子的“仁” 指的是“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可以说是一种同情的心情，或说是一种“爱人”的倾向，是内在的东西，与外在的结果并没有结合起来。朱熹在《论语章句集注》中定义：“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也是从内部说的。

而孔子的仁，一出手，已经是内外结合了。用白话来说，就是有动机，还要有结果，只有动机不行，只有结果也不行，而且动机和结果要高度的统一与和谐。而孟子却专注于动机，不太看结果，有点以动机论英雄的味道。用王阳明的话来说，孔子的圣人观、仁人观是”知行合一” 的，而孟子的只是“知”，知和行是分开的，割裂的。

那么，为什么在宋代的中后期，二程和朱熹他们要抬出孟子来呢？这与朱熹他们的核心观点息息相关。

朱熹他们的理学或道学系统非常的庞大，复杂，但核心内容就是要成圣，要修炼成为圣人。他们背后的支撑其实是佛教庞大的修行观和极其细密的修行的办法，其方法论几乎都是佛教的那一套。中国自己原本没有这么复杂的，逻辑性如此强，又如此细密的推理递进方式，可见佛教的教义和方法论当时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力。我们知道，佛教的经书非常的复杂与庞大，原因就是他们各有各的修行观，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套修行理论，其目的是要成佛。

其实，无论是朱熹他们，还是佛教，都是人本主义的，是以人的需要为中心的，即人想要成为什么，成为圣人，或是成佛。都是人去修行成为什么，是人去找圣人，人去找佛，而不是圣人来找你，或佛来找你。这与基督教是正好相反的。基督教是神来找你，而不是你去找神，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基督教是神本主义的，而不是人本主义的。

孟子的性善论，圣人论，仁人论，正好都符合二程、朱熹他们的思想，因此，朱熹他们就抬出了孟子，并抬高孟子直至亚圣的地位。当然，朱熹他们也是为了抵消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力。以成圣，代替了成佛。朱熹他们很成功，在宋代以后，在明清时代，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便慢慢减弱了，没有唐代和宋代时候那么强了。

孟子是专注于人的内心，并以内心为圣人的标准，为仁人的标准，将内心与外在的行为表现割裂开来，没有统一，没在知行合一。而孔子与其相反，是讲内心与行为的统一的。但，孔子又看到了这种统一的难度，因此有些放弃了，所以孔子不太讲圣人和仁人，而集中注意力在君子上。

在孟子那里，人之所以可以修行成为仁人，成为圣人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人的性本善，没有人的性本善，那仁人与圣人也就无从谈起。修行的目的就是回归到或恢复到人的本源上来，回到那个本来自有自在的那个善的本性上来。一旦达成至善，那就是仁与圣的本体，那就成仁，成圣了。只是，这个仁和这个圣的达成，是没有外在的东西来检验的，也是没有外在的客观标准的，几乎都本乎一心，说白了，就是玄而又玄的事，是一种内心的体验。这与孔子关于仁和圣的观点是大不相同。而且，这个仁和圣的达成，是人人都可以经历的，因此也是人人都可以成圣的。这与佛教后来禅宗的人人可以成佛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圣人的普及性可见一般。人人可以成为尧舜。

我们在明清两朝代中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中国那个时候出现了许多的假道学先生，伪圣人。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其实是达不到圣人和仁人的标准的，但又要努力，于是只有假货流行，而且也因为这个仁和圣，几乎是内心的体验，没有客观的标准，因此也极难判别，于是，就大量出现了一些表面上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很多的大学者和文人，都是知识很丰富，但人品却很差的人，写的东西和做人是分开的，所谓文人无行。知与行是割裂的，是不统一的。这就是孟子的问题所在。孔子是很现实地避开了，但孟子还要坚持。也因此明代的王阳明大声疾呼，致良知，知行合一。而近代的中国仍然深受其害，假道学先生还是很多，伪君子还是很多。内外的割裂与分离是中国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文革便是一场内外分裂与分离的充分表演。

朱熹与王阳明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成圣，只是两个人的方法不同，朱熹有点渐悟的方法，通过很复杂的格物，然后致知，正心诚意等手段；王阳明是顿悟的方法，明心见性，直指良心。

还有一个问题是，二程、朱熹他们也讲求要在修身之后，要有所行动，但这个行为被限定在很狭小的政治范围，即治国，平天下上。其实，有几个人能有机会治国和平天下呢？很少。而且，一个人修身很好，就可以当好的政治家吗？政治，从来都是很肮脏的，因此，中国的士人，一方面要读圣贤书，一方面要做官，因此他们都很快变成了双重性格的人，是人格分裂的人，很可怕。

另外，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当不成官，于是就只剩下一个行动的方式了，即齐家，管好自己的家庭。影响所致，中国人一般比较关注两件事，一个就是当官，一个就是管好家庭。至于冒险，科学活动，当医生，做工程方面的事，地位都非常的低，以至于中国在科学，在地理发现，探险，在工程方面都很落后。这是中国的价值观所致。中国的官本位的文化现象也来源于此。官本位和家庭本位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这也许就是明清两代中国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个文化上的原因吧。因为在汉代，唐代，宋代前期，主要是读孔子的书，而孔子，是大宗师，在诸子之上，非常的丰富和博大。那个时候还有道家，法家，阴阳家流行，还有后来的佛教，非常的宽泛，有包容性，也因此那时候的中国文明是向上走的。而后来，从明代开始，朱熹他们的道学成为了显学，并开始独大，排斥异己，统治中国文化和科举几乎达1000年之久。老毛后来还在重复孟子的思想，什么六亿神州尽舜尧。也许，不应该怪罪孟子和朱熹他们，因为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那么的显赫。朱熹在南宋的时候，他的学说还不被政府承认，还要偷偷的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