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汉代青年战略家贾谊（上）

 

 

 

汉代的贾谊，20岁由吴公推荐进入中央政府作汉文帝的政治顾问，33岁伤感而死。贾谊是早慧型天才人物，其文其人，其辞赋、政论和战略，对汉代的文坛和汉代的政坛影响极大，所以，历代的文人骚客，政治家，对贾谊都非常有兴趣，谈论贾谊的诗歌和文章都很多。

 

对于汉代作为文人的贾谊，或辞赋家贾谊，我们应该是很熟悉了，因为中学课本中就有贾谊的《过秦论》，还有《论积贮疏》，，当然，这两篇同时也是历史论和政论，而《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则是完全的辞赋作品了，因此，作为文人和辞赋家的贾谊，那是才华横溢，慷慨铺陈，悲情伤怀，以古喻今，甚至是虚无放达的，其文其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可以说是上接屈原，下开枚乘杨雄的汉代大赋的一个关键性人物。

 

但是，作为汉代青年战略家的贾谊，我们一般来说是所知甚少。而贾谊与汉文帝的关系，贾谊与周勃灌婴的关系，贾谊与长沙王与梁怀王的关系，我们也所知不多。贾谊的很多政论文章，到底有多少被汉文帝和后代的汉景帝和汉武帝所采纳？贾谊的战略设想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有汉一代的政治呢？贾谊是否是汉代第一战略家呢？贾谊到底是得时还是不得时呢？是实现了自己的抱负，还是消极无为呢？是狂狷之人和愤青还是务实的有谋略的人物呢？

 

这些话题都是山人所感兴趣的。贾谊因为在汉代影响很大，因此在《史记》和《汉书》都有传记，《史记》是将贾谊与屈原放在一起写的，这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汉书》则是单独的传记。

 

我们还是先看看古人是如何评价贾谊的。先看诗人们，其中最有名的是唐代刘长卿的诗歌：

 

长沙过贾谊宅

 

三年谪宦此栖迟， 万古惟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 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 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 怜君何事到天涯。

 

刘长卿的意思是，文帝对贾谊的恩太薄了，文帝虽然也是有道之君，但还是寡恩。

 

唐代李商隐有《贾生》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在这里主要是讽刺了汉文帝，汉文帝不在政治上重用贾谊，而是花费大量时间与贾谊谈论鬼神，原因是汉文帝是很迷信的一个人。而谈论鬼神的事件是发生在汉文帝将贾谊从长沙王那里召回来以后的事情。文帝问完贾谊关于鬼神的事以后，还颇为感慨地说：我以为我的学识这几年已经超过贾谊了，可是，现在看来，我还是不如他呀。

 

宋代王安石也有诗歌论贾谊：“一时谋议略实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王安石的观点是，贾谊的政策和战略，还是被汉文帝实行了一些，因此也不能说贾谊是一生不遇，或汉文帝对贾谊的恩情太薄，其观点与刘长卿的相对。而且，贾谊没有在现实中当上公卿，但他的作用远超过公卿。

 

毛泽东一生写的诗歌并不是太多，但很特别的，其中有两首是专门写贾谊的。对一个古人写两首诗歌来歌咏，这在毛来说是不多见的，可见，毛对贾谊是非常看重的。

 

七律·咏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毛的赞美之意非常明显，说贾谊是胸罗文章兵百万，也就是非常肯定贾谊是一个战略家，但对贾谊的被猜疑也表遗憾，对梁怀王坠马死后，贾谊因感伤过度而过早夭亡，非常感慨，认为没有必要。

 

除了诗歌，还有写文章的，比较有名的一个是苏东坡，一个是曾巩。苏东坡曾经专门写了一篇《贾谊论》，对贾谊颇有批评，意思是，贾谊遇到了汉文帝这样的有道明君，那是绝好的机会，可是贾谊却不能利用，还幽愤而死，这不是文帝的过错，而是贾谊的过错：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苏轼的主要观点是，贾谊过于孤傲，而不能忍，包括不能与周勃和灌婴搞好关系，以至于被人攻击，失去了对汉文帝的影响力，是贾谊自己的性格缺点造成了贾谊的命运，是其自取。苏轼最后的结论是：

 

“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

 

曾巩有一篇《读贾谊传》，其基本观点与苏轼相反，基本上是肯定贾谊，认为不要过于苛责贾谊，贾谊的辞赋是穷人所写，是一种文气而已，所谓穷人之辞：

 

“余悲贾生之不遇。观其为文，经画天下之便宜，足以见其康天下之心。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足以见其悯时忧国，而有触于其气。后之人责其一不遇而为是忧怨之言，乃不知古诗之作，皆古穷人之辞，要之不悖于道义者，皆可取也。贾生少年多才，见文帝极陈天下之事，毅然无所阿避。而绛灌之武夫相遭于朝，譬之投规于矩，虽强之不合，故斥去，不得与闻朝廷之事，以奋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发于一时，犹可托文以摅其蕴，则夫贾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穷饿，足以知人之穷者，亦必若此。又尝学文章，而知穷人之辞，自古皆然，是以于贾生少进焉。呜呼！使贾生卒其所施，为其功业，宜有可述者，又岂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世之知者，其谁欤？虽不吾知，谁患耶！”

 

就苏轼和曾巩之论而言，山人以为，苏轼的论断多少有些勉强，因为贾谊在由长沙王那里回到京城以后，也就是写过了《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以后，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写了最重要的《治安策》，其中的大部分思想，文帝都接受了，而且也开始实行了。贾谊真正一蹶不振是在梁怀王坠马死后，才发生的。而贾谊的很多前期改革措施，是与周勃灌婴等勋臣老将们的利益相冲突的，因为贾谊是让这些封侯的人去封地任职，要将他们赶出长安，贾谊如何可以与这些王侯们的利益妥协而忍耐他们呢？这是苏轼论贾谊的理想之处，而非现实。曾巩是从文学写作出发，认为贾谊的辞赋是表其心志和感情，但现实中的贾谊也并不是完全理想化的，他的策略都很实在，而且都可以实行。按山人理解，贾谊也并不是一介书生，何况贾谊本身的知识结构是法家，儒家，道家的集合，他并不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和理想化的循循儒生。

 

山人以为，历代的政治家，诗人，学者之所以爱评论贾谊，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贾谊是少年得志，是天才型人物，无论辞赋政论，都非常有才气，人们都是爱才的，都惜其才不能完全被帝王所用，这是一；二是，这些文人墨客，大多有自己的境遇，会经常与贾谊和屈原有同感，而贾谊自己也写了《吊屈原赋》，也就是将自己当做被贬黜的屈原一类的人物，而后人从屈原与贾谊的遭遇里面可以得到共鸣，因此，他们也爱评论贾谊，其实也是在宣泄自己的境遇和感情。

 

而历代对贾谊与文帝的关系，以及贾谊到底是遇或不遇，或是贾谊的错还是文帝的错，都有正反两方的解读，刘长卿与王安石是一反一正，苏轼和曾巩也是一反一正。毛泽东基本上是感叹而已。

 

不过，古人对贾谊的这些遇与不遇的评论，都不是山人特别感兴趣的，山人感兴趣的，还是贾谊作为汉代杰出的战略家，他的贡献到底在哪里呢？他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有汉一代的政治和战略呢？他对当时的汉文帝，以及后来的晁错，董仲舒，主父偃，汉武帝有多大的影响呢？

 

在这方面，毛泽东对贾谊也有评价：“《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