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改难题之一：分与合

 

 

中国的政治改革，首先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希望中国好，希望中国强大，也希望人民富裕，生活幸福，这是首要的条件，而不是为了政改而政改，为了民主而民主，或为了专制而专制，民主不是目的，专制也不是目的，而都是手段，最后的目的，是人民幸福安康。山人以前就专门谈过，民主与专制都是低级的概念，这里就不另外谈了。

 

在山人看来，政改的难题有很多，这篇先谈一个，就是分与合的问题。为什么说分与合是难题呢？因为在中国一直就有一句话，就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体制，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分与合的问题。现在大家都讲分，都讲放，但是，如果一分就乱，将如何处理？如前苏联那样，一分就乱了，那将如何收场？当然，也不能怕乱，分而不乱，这才是真正高级的境界。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几经变迁，由大清的合，变为民国的分，又由民国的分，变为共党的合，现在，又面临一个分的阶段。

 

我们先来看西方的体制。西方的政治体制，是能分能合的，也就是分是在两个层次上讲的，一个是纵向的，即地方的自治与中央的关系，另外就是横向的三权分立。这两个层次的分的结果，是中央的行政权力不大，因为中央被地方分权了，另一方面，还有横向的三权分立，这样，行政权力就非常的小了。在中央或联邦，省或州，市县的三级关系中，行政权力都不是很大。这是西方分的特点。但西方的体制，还有合的方面，就是中央（或联邦) 在特定的时候，可见加大权威，如战争的时候。

 

西方的社会可以这样来描述，就是治理国家的真正权力，不是行政权，而首先是资本的运作，公司行业的治理是关键，这是私人领域，也是大部分人呆着的地方，然后在公共领域，法律和司法管理是主要的和大头，然后才轮到行政管理。

 

公司的管理和法律司法管理，可以深入到社区家庭和个人，行政管理没有这个能力。因此，表面上看，西方是分的很厉害的，将行政权给边缘化了，但是，西方社会又有非常强的凝聚力，公司的凝聚力，法律司法的凝聚力，尤其是民法方面，还有包括宗教方面的凝聚力。因此，西方虽然很分，但并不是一盘散沙。

 

能分能合，这是西方体制的灵活性方面，也是有能力应对各种外部和内部威胁的高明之处。

 

回过头来看中国的体制，总的来说，就比较的僵化，没有弹性，也没有灵活性。大清朝的时候，或秦代以后，一方面是中央有一个皇权的集权，从中央到地方，表面上是统一的，因为有一个统一的官僚阶层在治理，但在县以下，却是由地方乡绅地主治理，因此皇权的集权统治并不是非常强，与很多人认为的相反，无论孙中山和毛泽东，在清末的时候，都认为中国是一盘散沙，而不是真正的集权。也就是，社会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如西方那样达到个人。包括如黄仁宇说的，不能进行到数目字的管理。也就是，这个表面上的中央集权，连国家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土地，有多少版图，边界在哪里，有多少税收，都不是很清楚，这样的管理，如何可以称得上是集权？大清朝不清楚自己的国家有多少人口，民国也不太清楚，民国也没有人口普查，只是从吃盐数来初步判断，连人头都数不清，谈何税收，谈何征兵等等。

后来毛的共产党，用了一个方法，终于使得中国的政权统治达到了村一级，也就是能用生产队和城里的单位，将全体人民给有效地治理到个人。这是中国数千年从来没有过的。毛和共产党用这样一种集权来达到了西方的那种治理程度，也就是达到了个人。但问题是，这个达到个人的方法，是非常集权的，是能合而不能分的，也是僵化的。而不是西方的那种能分能合的灵活性的体制。

 

三十年的改革，就是重新分的过程。但难度在于，分是否能不乱，分是否还能有效的合，这是关键之所在。中国人进行了三十年的改革，也将那些原来呆在生产队和单位的人给改革到了企业公司里面了，或在农村自家的家庭生产机构里面，或集体企业中了。这与西方的形态多少有些像了。但问题是，纵向的地方的自治没有进行，横向的三权分立也没有进行。原因当然是怕乱。那么问题是，西方为什么不乱？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人家有法，有法律和司法在管理，也有公司行业的有效管理。中国现在也有了很多的法，但这个法的管理，还是不能替代行政的管理，行政还是大头，法律是补充，而不是如西方那样的反向的，法律是大头，行政是补充。

 

中国的地方自治是否可能？大清垮台以后，在民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地方自治，或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浪潮，孙中山和毛泽东当时都非常赞同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但后来，也没有成功。原因就是，没有先形成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文件，或称为宪法的东西，并且是大家都遵守的东西，于是，地方自治就变成了军阀的山头，那是真正的快要独立了，彻底的分了。阎锡山在山西也搞过地方自治，村自治，但也没有成功。这真是怪了，在中国，就是搞不成地方自治与联邦的关系。所以，后来就形成的了共产党的高度集权。因为要统一，而统一的方式又不能是法律方面的统一，于是只有靠行政方面的统一，于是，三权分立也搞不成，因为行政的统一，必须是行政权一家独大。

 

宪政的特点，就是要用宪法和法律实现上下的统一，而不是行政的统一。而中国现在的难题就是，不能实现宪法和法律的统一，也就是大家都遵守这个宪法和法律，然后削弱行政权的统一力量，最后达到三权分立。

 

分了，就合不了，或合了就分不了，这是中国的特色，而不能做到有分有合，能分能合。这才是中国政改的关键和难题，而不是选举的问题，选举是次要的，选举也是分的一个手段，也是在法律下的。

 

不过，中国人也不是不能遵守法律，如现在的婚姻法和继承法，就执行得很好，大家都认可，并能依法办事，依法分财产和执行婚姻的分与合，呵呵。而婚姻法和继承法之所以被广泛认可，原因就是争，因为大家都争，于是谁也打不倒谁，最后只好诉诸法律，相信法律。因此，中国的政改方向，也可以在很多方面提倡争，争的最后结果，只好大家都认同法律的裁定。包括左派右派的争，争的结果，是大家都开始提倡维护法律的权威了。因此，中国政改在分与合的方面，应该是逐步松开行政管理而让渡给法律管理，行政松一寸，法律长一寸，保持统一和稳定，慢慢地法律的力量大于行政的力量，这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个前提是，执政党是否会同意放权给法律呢？各级政法委书记是否要首先取消呢？各个大学的党委书记是否要废除呢？军队中的政委制度是否废除呢？

 

另外，法律权威在中国的建立要有一个过程，那就是老百姓和各方都要相信法律的权威。可是，在中国，法律的权威与西方大不相同，老百姓有句话，就是法是人订的，也是人执行的，因此，最后还要看人，也就是人还是高于法律。还有，如果法律不公，或执法不公，拿什么来纠正？上级法院还不公，如何？中国人一般会希望靠行政干预，或靠老百姓的运动来干预，也就是靠人来干预，然后就又进入了轮回，法律的权威还会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