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國民性研究為什麼是一條死路
現在的國人，包括海外的華人，很多人還在孜孜以求地談論中國的國民性的劣根性，也許會換一個講法，如自我種族歧視，或逆向種族歧視。他們談論的方向，是繼承了魯迅的方向，就是將中國的國民性，等同於中國人的劣根性。這就很奇怪了，按說，國民性一詞，是中性的，本沒有直通劣根性的道理，可是，在魯迅的筆下，中國國民性基本上就等同於中國人的劣根性。而那些大談中國國民性和劣根性的人，其鼻祖，就是魯迅。
魯迅筆下“國民性”一詞，按一些學者稱，是源於日語，是英語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譯。除“國民性”外，魯迅也曾用過“民族根性”，或者乾脆稱為“壞根性”（即劣根性）。中國國民性即等於民族劣根性，這是魯迅的發明，而不是日語或英語的原來用法。
筆者本人還是非常尊崇魯迅的，認為魯迅的眼光獨到，文字獨到，很深刻，但是，魯迅的深刻有很大的一個問題，最嚴重的表現，就是其對中國國民性的研究，以及力圖改造中國的國民性的宏願。將國民性的這個話題等同於談論中國民族劣根性，也就是按照魯迅的路子，就會產生幾個有問題的結果，一個是從國民性轉向種族性，會產生民族自卑心理和文化自虐心理，文化虛無主義等等。在政治和文化上，會產生漢奸或文化漢奸。如歷史上的魯迅的兄弟周作人，是典型的文化漢奸，還有政治漢奸，如汪精衛等。
當然，我們可以理解魯迅為什麼這樣做的原因 ，也許是激憤的心情，或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情。但問題是，不論如何激烈，也不能將自己的國民和民族一棍子打死，這於事無補。一個有悠久歷史和文化，有廣大土地和人口的民族，不可能一無是處，中華民族，仍然是偉大的民族。其實魯迅也有肯定中國人的地方，如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他在《從孩子的照相說起》中說：“其實，由我看來，所謂‘洋氣’之中，有不少是優點，也是中國人性質中所本有的，但因了歷朝的壓抑，已經萎縮了下去，現在就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統統送給洋人了。這是必須拿它回來——恢復過來的——自然還得加一番慎重的選擇。” 也就是說，魯迅也沒有全盤否定中國歷史上有好的國民性，但魯迅對近代的中國國民性基本持否定態度，並認為現在的國民性基本上是不好的為主，劣根性為主。
其實，就國民性這個概念本身來說，是有問題的，何謂國民性？一國之國民的普遍性情？或普遍之性格？這種大而無當的概括本身就有問題，何況再將國民性等同劣根性，問題就更大了。
就個人或群體來說，人首先是有普遍的人性，這是上帝造人的時候就有了，然後在一定特定的地域和文化氛圍裡面形成的有群體性格的東西，這個東西，有的時候可以被概括為國民性，但有的時候就不能，尤其是面對中國這個特定的超級龐大的國家來說，任何概括都有問題。而且，如果談到特定的國民性，一定是與其他國家的國民性比較而得來的，沒有比較，或其他國家的人也有，也很難說這就是中國人獨有的國民性。
我們可以先看看魯迅筆下的中國國民劣根性都有哪些吧。比如說魯迅經常說的中國人怯懦狡猾，好面子，旁觀，精神勝利，兇殘，奴性。這些性格或表現，在筆者眼中，首先是很難概括為全體中國人都有的性格，另外，這些性格和表現，難道其他國家的人沒有嗎？如果不能概括為全體中國人都有，而且還是中國人所特有的，那就很難說是中國人的國民性了，或劣根性了。
任何概括，都要小心。也許魯鎮的人是如此，但其他地方的人不如此。就算在魯迅的老家紹興，紹興師爺的狡詐是有名的，魯迅本人也有刀筆吏的性格，但不是有句話嗎，紹興的師爺湖南的將，紹興人怯懦狡詐，但湖南人則勇敢豪爽。你如何概括整個中國人？不同省份的人就不同。即便是同一個省份的的，如浙江省，不同地區的人的性格也不同。浙江人也有勇敢豪爽的，出生紹興的魯迅也是勇敢的，秋瑾他們是勇敢和豪爽的。按明代名將戚繼光的看法，他因為親眼目睹了浙江義烏人的全民械鬥，發現義烏人是好兵的料，於是，上書朝廷，他的戚家軍，要的就是義烏人，而不要紹興人，原因是紹興人大部分是商人出身，打仗前還要與軍官商量，講條件，不往死打。赫赫聲威的戚家軍，其班底竟然是浙江義烏人。很多人也說日本兵如何勇敢，但在抗戰中，有一個大阪師團是最差的，原因也是大阪人大部分是商人，作戰很怯懦。因此，怯懦和勇敢與國民性沒有直接關係，可能與地域和職業有關。
好面子也是如此，中國人好面子，但其他國家的人不好面子嗎？面子就是尊嚴。 日本人不好面子嗎？美國人不好面子嗎？說中國人狡詐，但日本人不狡詐嗎？美國人不狡詐嗎？因此，很難說這些是中國人特有的國民性，甚至是民族劣根性。精神勝利法也是如此，中國人有精神勝利法，西方人有宗教，宗教從世俗的角度看，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稱為精神勝利法。
因此，國民性的研究本身問題很大。這也就是西方的主流理論界，在一次大戰以後，也不再提國民性研究的原因，中國自己，後來過度到階級論，因此也不提國民性了。倒是納粹，後來將國民性研究深入到種族，成為種族歧視與滅絕的藉口。
就國民性研究的歷史起因看，在西方啟蒙時代，很多人談國民性，按孟德斯鳩的觀點，是地理環境決定論，孟德斯鳩傾向讚美西歐人，尤其是北歐人，認為天氣寒冷的地方，種族比較好，國民性勤奮勇敢，而天氣熱的地方，人會變懶和怯懦。這種國民性分類法太簡單了，而且有自我美化的嫌疑。而休謨則傾向於文化制度決定論，認為一國的國民性與其建立的文化制度，包括經濟政治制度有關。不過，這些方法，對中國都不適用，原因是中國太大了，地理環境複雜，各種氣象地理都有，從寒帶到亞熱帶都有。中國的文化制度政治制度也很複雜，歷史很長，也很難簡單概括。也因此，中國的國民性很難概括，也許西方的國家可以，因為他們有的國家非常小，人口小，地方小，文化和職業單一，這也許比較簡單，可以概括吧。
而對魯迅的國民性研究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一本書，即美國傳教士明恩溥（1845～1932,Arthur Henderson Smith）的《中國人的素質》一書，寫於1894年，在這部書中，對中國人的負面描述和評價占了相當的篇幅，但總體上說仍然是有褒有貶，並非一味醜化。魯迅看的是日本人翻譯的譯本，後來一直想翻成中文，在魯迅去世的時候，還提到這本書。不過，按有些學者的觀點，這本書，是美國傳教士寫給美國人看的，不是寫給中國人看的。日本人翻譯這本書，是給日本人看的，是為了脫亞入歐。書中，當然有觀察體驗，也有西方人的自我優越感在。但我們知道，在明代和清代早期，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的描寫是一片讚美之聲，為什麼？當然是那個時代中國仍然先進，西方還不行。後來，西方趕上來了，觀點就變了。可見，這些感受和評論，也是可以隨着時代的變遷而變化的，因此，這些評價與國民性和民族性有何關係？半毛錢都沒有。
按說，對於這樣的書，魯迅應該一笑置之，但魯迅卻如獲至寶，終生念念不忘，何其怪哉。中國人有中國人的毛病，這誰都知道，但一旦上升到國民性，民族性，就有點大了，過了，沒有意思。有些特點和毛病，不過是那些過眼雲眼的制度，時尚，和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將這些短暫的東西，上升到自我貶斥，文化自虐，有什麼幫助和意義？對於自我提高有什麼用？如魯迅說的中國人的奴性，這也不是中國人天生如此，而且也是一部分人如此，而且與滿清的壓榨有關，明代中國人，宋代及以前的中國人，都不如此。
虛心學習其他民族和國家好的東西，這是必要的，但前提並不是要一味地貶低自己，或自我全盤否定，那樣就是失去了根基，也學不到其他人的好東西，因為你自己都沒有了，還談何學習他人？虛心也不那樣的虛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