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陈独秀胡适是否要为文革负责 ？
这个题目一出来，很多人可能就会问，文化大革命是老毛搞的，与鲁迅陈独秀胡适有什么关系？何况，鲁迅早就去世了，陈独秀也故去了，胡适跑到台湾。但山人认为，就是有关系，而且关系非常紧密，这如何讲呢？那就听山人慢慢道来吧。
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从20世纪初以来，有一个特别大的冲动，就是呼唤新人，新的中国人，包括梁启超呼唤的少年中国。而五四一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代人，五四一代人，就是所谓的新青年。《新青年》杂志，所呼唤的和表现的，也是新的一代青年，新青年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为什么一百年来，中国的一个特别大的冲动就是希望有不断的，前赴后继的一代一代的新人出来，以代替那些老的一代人呢？中国出了什么问题吗？当然是出了问题。康有为梁启超当年曾急切地呼唤：苟日新，日日新。新一代，新人，新青年，少年中国，这就是中国不断的一个梦想和希望。毛后来也说，你们青年人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在你们身上。
新字，在一百年来的中国非常时髦，也非常的实用。那个时候，中国训练的军队，叫新军，或新式陆军；青年，叫新青年；后来蒋介石搞的一个现代文明运动，叫新生活运动；延安的整风运动，也是新式整风运动。建国后，就不用说了，一切都要新的，文革时代的红卫兵，其实就是新一代的青年，所谓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到了80,90年代和现在，又有所谓60后，70后，80后，90后，甚至现在的00后的称谓。中国人对新人类的渴望，以十年为计算单位，十年一代，这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中国人对新人类的渴望多少有些畸形。中国现在仍然有不断渴望新新人类出现的巨大需求。
中国人追逐新人类已经一百年了，按说，现在的中国人已经进化到不知道多少代了，可是我们蓦然回首，却突然发现，我们还在原地，我们的人种，我们的文化文明特征，并没有多少的改变。我们还是那个中国人。我们还是文革时代的人，我们还是民国时代的人，甚至我们还是清代时候的人。一百年新与旧的转化，很诡异。
鲁迅，陈独秀，胡适他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人，还是弄潮儿。鲁迅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陈独秀，要打倒旧道德，创建新道德，推翻封建的，建立新的共产主义道德；胡适更是要全盘西化，彻底改造中国，从政治制度，到文化建设，甚至中国人的身体条件，体质性格，都要全盘改变。总之，中国人已经不行了，因此需要凤凰涅槃，需要浴火重生。
只是，鲁迅先生在晚年的时候，发现，现在的所谓新青年，也会变老，有的升官，有的发财，有的帮闲。因此，晚年的鲁迅不会再给青年人洗脚了。新人会变旧人，青年也会作恶。毛泽东本人，其实也是五四一代的新青年，在毛晚年的时候，发现，中国的这一代人，也变旧了，造反的一代革命青年，如今也是当官的当官，作福的作福，腐败的腐败，于是，文革，从塑造青年，追求新新人类的角度，还有追求新文化的角度，也就会自然发生。文革，是五四文化运动的延续，是鲁迅，陈独秀，胡适思想的延续。而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不断塑造新人的努力，这个努力，在另外一层意义上，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面，一直在进行着。
所不同的地方也许有。鲁迅，要改造国民性，中国的国民性就等于劣等性，要全面改造；陈独秀，要改革封建的贵族的文化，提倡新文化，新的共产主义道德，这是西化派的东欧方向；胡适，是全盘西化的西欧方向，或英美方向；毛泽东，则是，一方面要反封建，一方面，要反对资本主义，两面作战，同时也将中国封建好的东西， 西方资本主义好的东西都抛弃掉了。
下面回到文革本身。很多人谈文革，是从几个方面谈的：一个是权力斗争，认为毛搞文革是为了整刘少奇；还有的说，是毛为了搞掉整个的走资派；还有的认为文革就是大民主。这些也许是原因，但山人认为，不是根本性的原因，根本性的原因，还是“文化革命”，或“文化大革命”本身。大家可能都忘了这场持续了十年的运动，其标题是“文化革命”或，在文化上的革命。
为什么说如此呢？我们先用排除法，看看结果如何。毛自己曾经说过，搞掉刘少奇，只要动一根手指头就行了，因此可见，整垮刘根本不需要搞十年，搞如此大的动静。而搞掉走资派，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主要的目的。而大民主，只是一种形式和手段，而不是目的。排除了这些以后，再看看毛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毛说过，文革与把蒋介石送到一个海岛上，是其一生最大的使命和成就，由此可见毛对文革的重视程度。
那么我们又会问，毛为什么要搞文化革命，还要继续不断的革命？这就要回到鲁迅先生了，也要回到五四运动了。我们看，毛在世的时候，最尊崇的文人就是鲁迅先生，然后在中国历史上的诸多运动中，最受追捧的，就是五四运动，而且毛他们，还将五四这一天，命名为中国的青年节。
鲁迅先生，还有陈独秀，胡适先生们和五四运动，这不是一种巧合，或随心所欲的指派，而是一种历史和传承。文化大革命，继承的就是鲁迅、陈独秀、胡适思想的精髓和五四精神。那么，五四运动精神什么呢？那就是文化革命的精神。也就是说，中国，在文化上，要不断的革命。文革，不过是这种要不断继续的文化革命中的一环而已。
中国近代一百年来的文化变革和对新青年的渴望，可以从中国近代的历史中找到答案。中国近代的历史就是遭遇西方文明的历史，作为对西方势力的应战方式，中国人经历了三个阶段或由浅入深的层面的变革：器物方面的应战与变革；制度方面的应战与变革；文化方面的应战与变革。器物方面的应战与变革，就是搞洋务运动，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他们为主；制度方面的应战与变革以康梁戊戌变法为主，也包括后来的清末新政，还有民国的建立，甚至是新中国的建立；而文化方面的应战，就是五四运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建国后的文革再到这三十年的西化。当然，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在这三个方面都进行改革的时代，是将在历史上分开的三个阶段和层面给混合在一起进行改革或革命的时代。
器物方面的洋务运动，前期失败于中日甲午战争，其实也不能说是失败，只能说是挫折，因为新洋务运动一直持续到民国和新中国，包括改开的30年；制度方面的变革，先是受挫于戊戌变法，但不能说是失败，因为后来推翻了清朝，而建立了民国，完全西化的民国制度，最后又变为一党制的中共政权；文化方面的改革，先是全盘的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全盘西化的运动，攻击孔孟，砸烂孔家店，全面攻击中国历史与文化，甚至要废除汉字和中医等等，再到蒋介石时代的新生活运动，还有法西斯化运动，再到共产党文化的兴起，最后到文化大革命。
如果我们将文革放到近代一百年来的文化方面的应变和革命，就看得很清楚了。文革，不是突变，也不是毛一个人发疯，而是有深刻的中国近代历史文化方面的继承和发展的。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说，文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五四一代人，鲁迅，陈独秀，胡适他们都要对文革的发生负责。而文革本身，也不仅仅具有反面或负面意义，而是非常复杂的历史文化经验。简单地否定文革，不过是要将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简单化，必然要在新的历史时期付出新的代价。
文革的发生，可以看出中国在文化上的焦虑感，或不自信感，或急于找到一种新的，既不同于老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新的方向。这种急迫的心态，其实也是五四的精神遗产，毛所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而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中国在文化上又处于焦虑状态了，呼唤新文化的呼唤之风很盛行，但如何创造新的文化，却没有新的办法。关于中国如何创建新的文化，笔者认为要虚心学习中国古代的宋代。这是下一个题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