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陳獨秀胡適是否要為文革負責 ？
這個題目一出來，很多人可能就會問，文化大革命是老毛搞的，與魯迅陳獨秀胡適有什麼關係？何況，魯迅早就去世了，陳獨秀也故去了，胡適跑到台灣。但山人認為，就是有關係，而且關係非常緊密，這如何講呢？那就聽山人慢慢道來吧。
中國近代以來，尤其是從20世紀初以來，有一個特別大的衝動，就是呼喚新人，新的中國人，包括梁啓超呼喚的少年中國。而五四一代，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代人，五四一代人，就是所謂的新青年。《新青年》雜誌，所呼喚的和表現的，也是新的一代青年，新青年是中國的未來和希望。
為什麼一百年來，中國的一個特別大的衝動就是希望有不斷的，前赴後繼的一代一代的新人出來，以代替那些老的一代人呢？中國出了什麼問題嗎？當然是出了問題。康有為梁啓超當年曾急切地呼喚：苟日新，日日新。新一代，新人，新青年，少年中國，這就是中國不斷的一個夢想和希望。毛後來也說，你們青年人像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在你們身上。
新字，在一百年來的中國非常時髦，也非常的實用。那個時候，中國訓練的軍隊，叫新軍，或新式陸軍；青年，叫新青年；後來蔣介石搞的一個現代文明運動，叫新生活運動；延安的整風運動，也是新式整風運動。建國後，就不用說了，一切都要新的，文革時代的紅衛兵，其實就是新一代的青年，所謂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到了80,90年代和現在，又有所謂60後，70後，80後，90後，甚至現在的00後的稱謂。中國人對新人類的渴望，以十年為計算單位，十年一代，這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罕見的現象。中國人對新人類的渴望多少有些畸形。中國現在仍然有不斷渴望新新人類出現的巨大需求。
中國人追逐新人類已經一百年了，按說，現在的中國人已經進化到不知道多少代了，可是我們驀然回首，卻突然發現，我們還在原地，我們的人種，我們的文化文明特徵，並沒有多少的改變。我們還是那個中國人。我們還是文革時代的人，我們還是民國時代的人，甚至我們還是清代時候的人。一百年新與舊的轉化，很詭異。
魯迅，陳獨秀，胡適他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的人，還是弄潮兒。魯迅要改造中國的國民性；陳獨秀，要打倒舊道德，創建新道德，推翻封建的，建立新的共產主義道德；胡適更是要全盤西化，徹底改造中國，從政治制度，到文化建設，甚至中國人的身體條件，體質性格，都要全盤改變。總之，中國人已經不行了，因此需要鳳凰涅槃，需要浴火重生。
只是，魯迅先生在晚年的時候，發現，現在的所謂新青年，也會變老，有的升官，有的發財，有的幫閒。因此，晚年的魯迅不會再給青年人洗腳了。新人會變舊人，青年也會作惡。毛澤東本人，其實也是五四一代的新青年，在毛晚年的時候，發現，中國的這一代人，也變舊了，造反的一代革命青年，如今也是當官的當官，作福的作福，腐敗的腐敗，於是，文革，從塑造青年，追求新新人類的角度，還有追求新文化的角度，也就會自然發生。文革，是五四文化運動的延續，是魯迅，陳獨秀，胡適思想的延續。而繼續革命的理論，就是不斷塑造新人的努力，這個努力，在另外一層意義上，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裡面，一直在進行着。
所不同的地方也許有。魯迅，要改造國民性，中國的國民性就等於劣等性，要全面改造；陳獨秀，要改革封建的貴族的文化，提倡新文化，新的共產主義道德，這是西化派的東歐方向；胡適，是全盤西化的西歐方向，或英美方向；毛澤東，則是，一方面要反封建，一方面，要反對資本主義，兩面作戰，同時也將中國封建好的東西， 西方資本主義好的東西都拋棄掉了。
下面回到文革本身。很多人談文革，是從幾個方面談的：一個是權力鬥爭，認為毛搞文革是為了整劉少奇；還有的說，是毛為了搞掉整個的走資派；還有的認為文革就是大民主。這些也許是原因，但山人認為，不是根本性的原因，根本性的原因，還是“文化革命”，或“文化大革命”本身。大家可能都忘了這場持續了十年的運動，其標題是“文化革命”或，在文化上的革命。
為什麼說如此呢？我們先用排除法，看看結果如何。毛自己曾經說過，搞掉劉少奇，只要動一根手指頭就行了，因此可見，整垮劉根本不需要搞十年，搞如此大的動靜。而搞掉走資派，是一個副產品，而不是主要的目的。而大民主，只是一種形式和手段，而不是目的。排除了這些以後，再看看毛對自己一生的評價，毛說過，文革與把蔣介石送到一個海島上，是其一生最大的使命和成就，由此可見毛對文革的重視程度。
那麼我們又會問，毛為什麼要搞文化革命，還要繼續不斷的革命？這就要回到魯迅先生了，也要回到五四運動了。我們看，毛在世的時候，最尊崇的文人就是魯迅先生，然後在中國歷史上的諸多運動中，最受追捧的，就是五四運動，而且毛他們，還將五四這一天，命名為中國的青年節。
魯迅先生，還有陳獨秀，胡適先生們和五四運動，這不是一種巧合，或隨心所欲的指派，而是一種歷史和傳承。文化大革命，繼承的就是魯迅、陳獨秀、胡適思想的精髓和五四精神。那麼，五四運動精神什麼呢？那就是文化革命的精神。也就是說，中國，在文化上，要不斷的革命。文革，不過是這種要不斷繼續的文化革命中的一環而已。
中國近代一百年來的文化變革和對新青年的渴望，可以從中國近代的歷史中找到答案。中國近代的歷史就是遭遇西方文明的歷史，作為對西方勢力的應戰方式，中國人經歷了三個階段或由淺入深的層面的變革：器物方面的應戰與變革；制度方面的應戰與變革；文化方面的應戰與變革。器物方面的應戰與變革，就是搞洋務運動，以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他們為主；制度方面的應戰與變革以康梁戊戌變法為主，也包括後來的清末新政，還有民國的建立，甚至是新中國的建立；而文化方面的應戰，就是五四運動，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直到建國後的文革再到這三十年的西化。當然，從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是在這三個方面都進行改革的時代，是將在歷史上分開的三個階段和層面給混合在一起進行改革或革命的時代。
器物方面的洋務運動，前期失敗於中日甲午戰爭，其實也不能說是失敗，只能說是挫折，因為新洋務運動一直持續到民國和新中國，包括改開的30年；制度方面的變革，先是受挫於戊戌變法，但不能說是失敗，因為後來推翻了清朝，而建立了民國，完全西化的民國制度，最後又變為一黨制的中共政權；文化方面的改革，先是全盤的新文化運動，其實就是全盤西化的運動，攻擊孔孟，砸爛孔家店，全面攻擊中國歷史與文化，甚至要廢除漢字和中醫等等，再到蔣介石時代的新生活運動，還有法西斯化運動，再到共產黨文化的興起，最後到文化大革命。
如果我們將文革放到近代一百年來的文化方面的應變和革命，就看得很清楚了。文革，不是突變，也不是毛一個人發瘋，而是有深刻的中國近代歷史文化方面的繼承和發展的。而且，我們甚至可以說，文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繼續，五四一代人，魯迅，陳獨秀，胡適他們都要對文革的發生負責。而文革本身，也不僅僅具有反面或負面意義，而是非常複雜的歷史文化經驗。簡單地否定文革，不過是要將複雜的歷史文化現象簡單化，必然要在新的歷史時期付出新的代價。
文革的發生，可以看出中國在文化上的焦慮感，或不自信感，或急於找到一種新的，既不同於老中國，又不同於西方的新的方向。這種急迫的心態，其實也是五四的精神遺產，毛所謂：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而現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後，中國在文化上又處於焦慮狀態了，呼喚新文化的呼喚之風很盛行，但如何創造新的文化，卻沒有新的辦法。關於中國如何創建新的文化，筆者認為要虛心學習中國古代的宋代。這是下一個題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