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錢理群：改革開放及其後果——對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回顧
本文節選自錢理群先生所著《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有較多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注釋及參考文獻略，有需要者請查看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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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敘述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的最初十年，這是剛剛發生的事，也是正在發生的事情，因缺乏時間的距離，為歷史考察帶來一定的困難。因此，我們的討論也將更加簡略，只能大體提出幾個問題。
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正、負面效應
如前所說，鄧小平的改革起始於1978年，1992年以後則進入一個全面實施的新階段，到了2000年以後，就逐漸顯示出其全部後果，無論是正面效應、還是負面效應，都十分引人注目，同時其內在矛盾與危機也都暴露無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也是完成了一個歷史過程。
於是，我們注意到了一系列的數字，表明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首先是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1978-2008年中國GDP平均增速超過9.5%；同期世界平均增速為3.0%。中國這一時期的增速不僅明顯高於19531978年平均6.1%的速度，而且比日本、韓國經濟起飛階段平均增速（分別為9.2%和8.5%）還高一些。2008年中國GDP總量達到30.07萬億元人民幣，升至世界第三。內部產業結構也發生重大變化。2008年，在GDP中，第一、第二、第三產業所占比例分別為11.3%、48.6%、40.1%，數據反映出中國已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
經濟的發展，導致了人民生活的改善，1979-2003年，中國城鎮居民平均收入從400元（人民幣）上升到10,000余元（人民幣），增加了25倍；中國農村人均收入由150元（人民幣）提高到2800元（人民幣），增長近20倍。
1979-2003年，全國居民消費水平平均增長7%；按現行匯率計算，2003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090美元，向“小康社會”目標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
農村的極端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億5,000萬人減少到2003年底的2,900萬人，25年裡，農村貧困人口減少了88.4%，貧困發生率下降到3%左右，13億人口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
經濟的發展，也引發了社會、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的全面發展。據溫家寶（1945-）在2007年政府工作報告，全國基本上已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此外，覆蓋城鄉、功能比較完善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以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體系，已經基本建成。
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思想壟斷與社會控制的鬆動，社會流動機制的初步形成，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自由和不斷改善的希望，保持了社會的基本穩定。
由此而形成了所謂“中國的崛起”。在2008年前後發生世界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的迅速復甦，更是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可以說，中國已經完全獨立於世界之林，成為世界正在發展中的多元化結構的主要成員。1997年香港、1999年澳門的相繼回歸，此後十年的穩定發展，以及2008年國民黨恢復台灣的執政地位以後，兩岸關係的改善與和平發展的前景，都可以視為中國統一大業的重大進展。
同學們可能還記得，我曾經說過，歷史賦予毛澤東及其後繼者的歷史使命，是實現國家的統一、獨立，解決13億人口的溫飽問題；應該說，直到2009年共和國成立60年，這樣的三大歷史使命才算基本完成。這60年，是上接100年努力奮鬥的結果，最後30年的改革、開放更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都是必須肯定的歷史進步。
同樣必須正視的是，這樣的進步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而取得的，更同時帶來了巨大的問題和矛盾，並形成了巨大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危機。首先是日趨嚴重的兩極分化、社會不公。這是我們前一講所討論的“六四體制”必然帶來的後果。據世界銀行1997年發布的《共享不斷提高的收入》報告，中國八十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數據“基尼係數”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九十年代末上升為0.458；
2008年就到了0.5%的“高度不平等”程度——所謂“基尼係數”，是義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最早提出的，此數據之數值介於0到1之間。如果基尼係數在0，表示財富在全社會平均分配；如果基尼係數在1，則表示全社會財富被一個人占有。按照國際經驗，基尼係數小於0.3屬於相對平均，在0.3與0.4之間屬於中度不平等，超過0.4，則不平等程度偏大。
據財政部2009年公布的數據，全國10%的家庭的財產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10%最低收入的家庭財產總額，僅是全部居民財產的1.4%。
七個壟斷行業職工不到全國當年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占當年職工工資總額的55%。
根據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專家的調查統計研究，目前全國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31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的人均收入差距約55倍。
這說明，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居世界前列，不平等程度也居世界前列。這兩個“居前”便形成巨大反差，經濟大發展、社會財富大增幅的背景下，卻存在着這樣的不平等，已超出了人們的精神承受力，而且還有逐漸擴大的趨勢。
如研究者所說，“更重要的是因壟斷和特權造成的〔收入〕的升高沒有說得過去的理由”（括號內文字為錢所加），實際上是一種仰仗權力的掠奪，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和道德性，這就使“大眾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係數的國家更高”。
我還要補充一句：如此巨大的社會不公，發生在自稱“社會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上高唱“社會平等，公平和正義”的中國，而實際生活中卻高度貧富不均，兩者之間的反差如此巨大，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社會的不公還表現在公共品供給不足和公共品缺少公共性上。在毛澤東時代就存在着這樣的問題：黨的幹部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收入低的普通民眾，特別是農民，則享受較少的或基本上沒有社會福利，這就是過去我們通常說的“特權”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但在毛澤東時代，這樣的特權受到一定的限制（毛澤東的辦法是不斷發動群眾運動，打破能享受特權的幹部隊伍的穩定性），而且毛澤東時代所實行的單位所有制，對普通幹部、工人的基本福利是有保障的，儘管維持在一個極低的水平，但至少會造成相對平均的印象。而如前所說，鄧小平的單一經濟改革所造成的失地農民群、下崗工人群，大約有7,000萬人，還有近億的農民工階層，不僅經濟收入極低，而且基本上被排斥在社會福利之外。另一方面，“公共服務部門放棄服務責任，利用公共資源大肆‘創收’，同時並憑藉壟斷權力排除來自民間的競爭”，這樣，“‘二次分配’不是緩解了，而是加劇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
於是，又有了這樣的統計數據：中國公務員的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為2倍；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為5倍。
這些為經濟高速發展曾經作出或正在作出重大貢獻的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農民工，恰恰不能享受社會福利、享受改革的成果，這不僅是最大的不公，而且也對改革的合理性造成了極大的損傷。
與此相聯繫的是政府自身支出的浩大。據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政策動向課題組”2006年公布的數據，該年全國各級國家機關的公款招待費、公務用車費、公款出國考察費超過一萬億元人民幣，占年度財政支出的30%。而這個比例在日本僅是2.4%，英國為4.1%，印度為6.1%，俄羅斯為8.2%，美國為9.9%。
如此高比例的政府支出便與公共服務支出的匱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僅滋長了政府的官僚化與腐敗，也彰顯了社會的不公。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城鄉之間、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之間的差距。1990-2003年，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額差距上升了七倍以上，即使扣除物價因素的影響，也擴大了三倍以上；據2002年統計，全國總體收入差距的2/5以上來自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1995-2002年，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貢獻率從7.5%提升到8.7%。此外，還有城鎮中行業壟斷所造成的收入差距，2001年行業間職工平均工資的基尼係數比1990年高出86%。
據統計，中國行業之間的工資差高達3,000%，是世界平均值的4.3倍——此種多方面的收入差距確實已經到了臨界的水準上，無疑在加深改革合理性危機。其次，在“發展就是一切”的思想指導下，經濟的高速發展又是以資源的大浪費、生態的大破壞和環境的大污染為代價的。這又是一組驚心動魄的數字：“全國三分之一的地區存在嚴重的水土流失”；“75%的湖泊和一半左右的河流被污染”；“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十個城市中至少有七個在中國”；母親河黃河“93%的水流不符合中國自己制定的品質標準”；“60%人口的飲用水低於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
這就意味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以犧牲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利益與子孫後代的長遠利益為代價的，是一種既吃老祖宗又遺患後人的暴發戶、敗家子的發展經濟的方式，它在本質上，和我們說過的毛澤東時代一樣，都是一種破壞性的發展，這本身也同樣構成了對改革合理性的極大損傷。其三，如前所說，支持鄧小平經濟改革的意識形態，實質上是一種實利主義、實用主義與消費主義。因此，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的是物慾橫流、道德底線突破、權貴資本階層腐敗，腐蝕了整個社會，形成精神的糜爛和社會風氣的敗壞。
而教育市場化，即所謂“教育產業化”的結果，更是造成了教育腐敗，這樣的腐敗又直接、間接地腐蝕了受教育者的心靈，這是真正的貽害子孫後代；同時又進一步擴大了社會的不公，2000年實行教育產業化以後，大學本科收費比1999年漲幅高達50%左右，一些重點學校的收費在6,000元（人民幣）以上。
而當年官方統計的農村人均純收入僅為2,210元（人民幣）。
2001年為止，中國農村小學生能夠考上大學的機會，只有15%”，據研究者估算，此機率比全國平均水平低62%。
同時發生的，還有醫藥衛生的全面市場化，導致“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民眾的三大困境，被稱為“三座大山”。
其背後原因是中央部門和地方政府的權力和利益的極度擴張，使本來應該是公共服務的社會領域（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住房），現在都紛紛市場化，成為權力資本獲取暴富的領域。這就意味着，當社會改革的主導權掌握在地方既得利益集團手裡，所謂“社會改革”就必然成為對底層民眾利益的新的損害，導致老百姓不堪重負，怨聲載道，同樣對改革的合理性構成了極大損傷。
這可以說是“中國奇蹟”的另一面：儘管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人民生活普遍有了改善，但改革的共識卻迅速喪失，如一位社會學家所說，連社會認同和社會向心力都在急劇流失。改革的獲利者早已喪失了改革的動力，更確切地說，他們已經把改革變成是新的獲利機會，因此，每一次新的改革，不管打着什麼旗號，都會是對民眾利益新的損害。這就形成了研究者所說的“無改革，高發展和不穩定”的局面：“改革停滯不前，發展速度加快，社會則變得越來越不穩定”。
這同時意味着，改革的受損者（更準確地說，是“受損大於所得”者）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利益所在——隨着改革開放，必然帶來民主權利意識的覺醒，這是不以執政者的意志為轉移的；而且隨着官方一再失信於民，民眾最終意識到：必須自己起來爭取自己的利益。如前所說，在“六四體制”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新的階層與利益群體形成的時期，到了二十一世紀，社會各階層，各個利益群體就更為自覺地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鬥爭。於是，就形成了紛繁複雜的各種社會思潮與社會運動，執政者也對其作出了自己的回應與調整。下面，我們將作四個方面的討論。
二、維權運動、網上監督、非政府組織：三大民間力量的興起
前一講最後談到，1998年“北京之春”組建獨立工會和組黨的努力，遭到了鎮壓，這也就意味着在中國大陸現行專制體制下，民間抵抗運動很難有發展的空間；隨後對法輪功的鎮壓，也表明一切獨立於黨之外的組織，那怕是法輪功這樣的半宗教組織，也都不允許存在。
另一方面，如前面的分析所說，隨着改革共識的喪失，底層民眾表達自身利益訴求和維護自身利益的要求日益強烈，也就是說，在上層既得利益階層逐漸喪失了改革動力的時候，底層民眾參與改革的熱情卻在增長，這也就必然要突破鄧小平自上而下的、黨所控制且以維護一黨專政為指歸的改革，轉而推動自下而上、民眾參與且以維護民眾（特別是弱勢群體）利益為指歸的改革運動。但這樣的民間改革運動不可能採取傳統的公開、有組織的反抗形式，而必須尋找新的組織方式、行動方式，以至新的思維、新的理念。也就是說，我們一直關注的中國現代民間思潮、社會運動在二十一世紀必然具有一種新的形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錢理群：改革開放及其後果——對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回顧(第2頁)
進入專題： 改革開放 ● 錢理群 （進入專欄）
如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短短十年間，就有三大民間力量興起。首先是以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城市貧民、農民工為主體的民間維權運動。這可以說是“六四體制”自身產生的對立物。其主要表現形式，是這些年人們經常提及的所謂“群體性事件”。據統計，2007年全國群體性事件已經超過了八萬起，平均每六分鐘發生一起，比14年前的1993年增加了十倍。2008年、2009年，這樣的上升的趨勢還在繼續。
群體性事件主要有以下特點：（1）大都是不同階層與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是弱勢群體自身利益受到傷害而奮起的反抗，因此，我們以“維權運動”命名。其中有：國有企業下崗工人的維權，國有企業私營化過程中工人利益受損引發的反抗，農民工因拖欠工資等原因引發的維權，農民和農村強勢群體（鄉村幹部、私營企業主、糧食收購站、工商稅務部門、派出所）的直接對抗，強制拆遷、徵地、環境污染、公共衛生事件等引發的維權??等。（2）這樣的維權抗爭，最初是利益受損者的自發反抗，以後就逐漸有知識分子支持與參與，發展到後來，有些突發事件聚集參與者往往是“無直接利益衝突者”，成為發泄社會不滿的渠道與方式。（3）維權抗爭主要發生在利益衝突的不同階層與群體之間，但由於地方政府往往站在強勢群體一邊，並為維護穩定而不惜動用武力，這就使維權的群體事件越來越把矛頭指向黨和政府，成為官與民的衝突。（4）由於地方政府濫用警力，維權群體性事件最後往往導致暴力反抗，造成嚴重後果。（5）民間維權運動儘管已經具有、且可能還要繼續增強其政治色彩，但就總體而言，其主要訴求，還是集中在經濟利益範圍，比較少涉及政治體制的問題，並且仍處於分散的、偶發突發的自發狀態，暫時還不可能形成自覺的、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對執政者而言，尚處在可控制的範圍內，因此也有一定的容忍度，同時也使得維權運動尚有一定的發展空間。當局最要警惕與嚴處的是知識分子的介入，特別是法律介入，這些年連續發生對維權律師的迫害事件，就是一個信號。
在維權運動中，還有兩個特殊的群體。一是1957年的“右派”，一是以TAMMQ為代表的1980年代末政治運動中的受害者。他們都是風燭殘年的老人，為了對歷史和子孫後代負責，寫下了大量的血淚回憶，其“拒絕遺忘”、“維護歷史與自我尊嚴”的鬥爭精神是一筆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參與維權的還有一個龐大的“上訪者”群體。和集體性的反抗相比，他們具有更大的個人性與自發性，但卻更為持久，其糾纏不休，此起彼落，讓權勢和官僚頭痛不已。他們為此付出了慘烈的代價，也因此獲得廣泛的社會同情。人們也把上訪群體人數的急遽上升，看作是社會不穩的重要標誌。
其次，網絡技術的出現，給民間表達訴求、凝聚力量，提供了新的空間與可能性。前一講提到的1997-1998年間，民間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徐文立開闢的“空中民主牆”，就是推動“網絡民主運動”的第一個嘗試。二十一世紀以來迅速興起的網民群體，是以年輕人為主體、以青年知識分子為骨幹的，他310們沒有徐文立這一代人的民間反抗運動經歷，也沒有那樣強烈的政治意識，但他們具有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也就能夠成為民間改革運動的推動力量。大體上他們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參與改革事務：（1）利用網絡的搜尋技術，對各級政府，特別是地方官員，進行有效的民間監督，發展“網絡民主”；（2）在網絡上，就國內外重大問題，改革的重大問題，以及當下發生的各種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學術事件，發表意見、提出訴求，以形成“網絡輿論”；（3）利用網絡發布信息的便捷、較難控制的特點，對維權運動進行輿論支持，或直接組織維權活動；（4）利用建立網站的方式，彼此交流信息與思想，逐漸形成某種“意見群體”，進行志同道合者之間，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的力量的聚集、合作，形成沒有明確組織形態的民間組織，並開展形式多樣的民間活動，如志願者活動、各種興趣活動等等。這些活動一般不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但其中的骨幹力量大多具有自覺的社會參與意識，或是人們通常說的“公民意識”，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網民參與的是一種公民運動。其三，非政府組織，即所謂“NGO”組織，又稱為“志願者”、“義工”組織，是二十一世紀以來發展最快，也是目前中國唯一合法存在的民間組織。據民政部門發布的統計報告，2006年全國各類公益性民間組織，已達35萬4,000個，因為有許多未註冊的組織，所以實際數字可能還要更多。我曾經作過這樣的計算：“如果每一個組織參加者有三十人，就有近一千萬人；如果每個組織的活動受益者也是三十人（當然這是大大保守的估算），那麼，也有一千萬”，這兩個“一千萬”意味着什麼，給我們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間。
實際上，志願者公益組織的發展，有一個從不合法到合法的長期博弈過程。我在2000年最初接觸的一個志願者組織，其領導人就因此而被捕入獄（當然用的是別的“理由”），經過可以說是艱苦卓絕的鬥爭，最後得到了政府有限度的承認。特別是2008年汶川地震和奧運會裡，中國志願者，特別是青年志願者的出色表現，為舉國、舉世所矚目，更得到了社會廣泛的認可。
順便說一點，2008年末，中國大陸很有影響的《南風窗》，在評選“2008：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時，破例評選了“三大群體”：“網民，志願者，集體維權者”。我因此說過：“2008年是中國民間三大群體登上中國歷史舞台的一年”。
有人將志願者組織稱之為是“非政府性”與“非營利性”的“第三部門”，由此決定了它的最大特點與作用，在於“它對政府機制和市場機制形成必要的補充與制約，是所謂‘第三種力量’”。
我自己還把它稱作是“理想主義者聚合”，也就是說，它是以某種信念、理念為支撐的志願的聚合。這樣的理念可以是“追求社會公正，平等，社會正義”，因此以救護、幫助社會弱勢群體為主要宗旨與服務對象；可以是“認定農村的發展是中國發展的關鍵”，因而關注“三農（農民、農業、農村）問題”，積極參與“支農”、“支教”活動；也可以是“追求人和社會與大自然的和諧發展”，進行各種環境保護的實驗；還可以是“以傳統文化的復興為己任”，開展經典閱讀與普及活動等等。可以看出，志願者的這些信念、理念，都是針對改革開放所產生的某些弊端，有着隱含的批判性，但卻又採取了積極補救的建設性態度，就其本質而言，正是用民間參與的形式，對政府主導的改革的一種糾偏與制約。
另一方面，志願者組織的非營利性，則表明了它所信仰與堅守的，是和實利主義、實用主義、消費主義等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不同的新的價值理念。我曾在“志願者論壇”上的一篇題為《“我們”是誰》的演講里，作了這樣的表述：
當許多人奉行個人中心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拒絕任何社會責任和承擔，我們卻嘗試“利我利他，自助助人”的新的倫理。當許多人沉湎於個人的無止境的物質享受、感官刺激、奢侈消費，我們卻相信人不僅有物質的欲望，更有精神的追求，我們嘗試着一種“物質簡單，精神豐裕”的新的生活方式。我們更關注大多數人的生存狀態，以及我們生活的生態環境，希望在共同富裕，共同發展，公正、平等的社會和諧中，在人和自然的和諧中，獲得自己生命的愉悅和意義：我們正在嘗試着建立一種新的幸福觀。當許多人奉行將他人視為敵人的叢林規則，進行殘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時，我們嘗試着視他人為兄弟，在志願者和服務對象之間，在志願者之間，建立起人與人的相互信任、尊重、支持、合作、互助的新關係。當許多人陷於所想與所說、所做的分離，將真實的自我掩蓋、保護起來，被迫或主動生活在謊言之中，我們卻嘗試着通過志願者活動將“想、說、行”統一起來，努力生活在真實之中。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志願者的“追求和嘗試顯然是對現實中國社會實際起着支配作用的生活邏輯，對當下相當多的人的選擇的一個挑戰”。
在某種程度上，它是現行體制下的“另一個存在”，具有內在的批判性與否定性；同時，它又是通向未來的，可以說是理想公民社會的雛形：這都是其真正價值所在。在志願者隊伍中，有兩個群體特別值得注意。一是“青年志願者”，其主力是在校大學生、研究生和畢業不久的各行各業青年，這是一批年輕一代中的理想主義者，他們中的骨幹，是出於對現行教育體制和體制下的自我生活方式不滿，而走上志願者道路的，因此，對他們來說，參加志願者運動的主要意義是在尋找自我人生道路，我因此把青年志願者運動看作是“當代大學生自己聯合起來，在參與社會變革的實踐中，尋找新的價值理想，確立新的人生目標的自我教育運動”。
在汶川地震中同時引起關注的，還有民營企業家組織的志願救助活動，而許多志願者組織也越來越多地得到了民營企業家的資助，這是中國民營企業主階層非常值得注意的動向，這不僅是他們對社會的回報，同時也是一種參與民間運動的方式。民營企業家與民間運動的結合，會對中國未來社會的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還有待觀察。
這裡需要對我自己在2001年以來的思想、活動作一個簡要的介紹——這也是本書結構所要求的話題。我在2002年退休以後，不僅把自己的研究興趣轉向對共和國歷史中長期被遮蔽的另一面——民間思潮與運動史的研究，本書即是這一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而且把自己的社會活動轉向對自下而上的民間改革運動的參與和推動。這是我的一個基本信念：可以說是從文革開始，特別是文革後期的民間思考，形成了我的根深柢固的底層情結。因此在八、九十年代我儘管主要生活與活動在上層的學院裡，但關注的中心，還是民間的社會運動和民間思想文化運動，並自覺充當民間社會運動的觀察者和參與者（從八十年代的民間學術，到九十年代的北大百周年的民間紀念）。在退休以後，遠離了學術體制的中心，自覺地邊緣化，因此，我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擺脫了體制的束縛，我覺得自己就應該“走向民間”，以更積極的態度，參與新世紀的民間運動。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我沒有參與維權運動和網上監督，而主要集中精力於民間教育改革運動和青年志願者運動的推動。我給自己規定的任務，則是為這兩個運動作鼓吹和經驗總結，以提供理論資源，提倡一種“志願者文化”和“新教育理想”。這樣的理論建設，是民間運動健康發展所需要，卻往往被忽略，又是我能夠做的。為此，我作了很多演講，也寫了許多文章，積有《我的教師夢——錢理群教育演講錄》、《做教師真難，真好》、《錢理群語文教育新論》、《致青年朋友》等書，還計劃寫一本《論志願者文化》，並在《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裡有詳盡的說明，這裡就不多說了。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講二十一世紀的三大民間運動——其實，更全面地說，二十一世紀還存在着迅速發展的民間宗教運動，由於情況比較複雜，我自身又沒有任何研究，本書的敘述只有闕如，同學們如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研究。這三大民間運動，從精神譜系來說，和本書詳盡討論的民間思潮、社會運動——從1957年的民主運動，到1978-1980年的社會民主運動，及1980年的校園競選運動，以至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是一脈相承的，都以民間的力量推動中國社會的民主和進步為指歸。但如前面所說，現在的民間運動又確實具有新的形態，這不僅是因為有新的時代條件，比如像網絡民主運動就顯然與新的科學技術有關，為以前的時代所不可能有；而且更與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有關：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在言論、出版、結社自由都受到極大限制的情況下，公開的政治反抗空間極小。民間運動就出現了一種特殊形態：儘管就其發展背景、實質內容而言，具有顯然的政治性，但表現出來的形態卻是一種“非政治性”：維權限於經濟範圍，志願者主要從事社會服務，網民監督也只限於地方個別政府部門與官員。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民間社會運動尚處於不成熟的“初級階段”，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其超越了單一的政治性，也未嘗不是一種豐富與發展。
此類民間運動和執政者的關係，則十分微妙與複雜。一方面，無論是維權、網絡監督，還是志願者，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黨和政府也予公開承認；但另一方面，各級當權者又都將其視為“不穩定因素”，因而對之交互使用了“限制與打壓，控制與利用”的政策，這就使得這些民間組織與運動，既面臨活動空間逼仄、不得不在狹縫中求生存的困境，又隨時有被收編、利用而變質的危險。
最後，還想談談毛澤東對這三大民間運動的影響，這也是頗有意思的。人們注意到，底層的維權運動，特別是在其初期，往往都打着毛澤東的旗號，這不僅是出於懷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錢理群：改革開放及其後果——對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回顧(第3頁)
進入專題： 改革開放 ● 錢理群 （進入專欄）
參與維權的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被強迫搬遷的城市貧民，他們要懷念毛澤東時代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思想中的反體制方面，對官僚主義者階級特權的批判，對底層人民利益的維護，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投訴無門的底層民眾又產生了新的吸引力。儘管毛澤東在其統治期間實際上又損害着底層人民的利益，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方面比較容易被忽略，反而是把毛澤東為底層說話的言論放大，使之成為新的反抗運動的資源。同樣引人注目的是網民中最為激進的部分，所謂“憤青”中出現了新的“青年毛澤東主義者”，他們和文革前夕與文革中出現的青年毛澤東主義者，既有某種精神聯繫，又有更鮮明的新時代的特色，因而顯示出很大不同。他們建立以傳播毛澤東思想為己任的網站，也吸引着為數不少的青年網民。這與這些年民粹主義思潮的興起直接相關。我們說過，毛澤東思想本身就有極強的民粹主義色彩，在當今中國兩極分化日趨嚴重，一部分知識精英自身特權化，成為特權階層的辯護士和代言人的情況下，可以想像，毛澤東反精英的極端平民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自然會引起本身就充滿非理性的反抗激情的年輕網民的共鳴。在志願者運動中，則集中了一批有着底層情懷、實踐精神，懷有浪漫激情的新的理想主義者，他們也同樣很容易和毛澤東，特別是青年毛澤東產生共鳴，尤其是毛澤東“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號召，更成為許多志願者組織的指導思想。
這一切都顯示了毛澤東在當下中國民間社會的影響。據2008年一個居民宗教信仰調查，中國人在家中供奉毛澤東塑像的達11.5%，僅次於祖宗牌位（12.1%），高於佛教塑像（9.9%）、財神（9.3%）和土地爺（8.8%）。
於是，就提出了一個中國民間“毛澤東信仰”的問題，這裡既有保平安、求安定的祈福，也有對社會、生活不滿的傾訴。如一位研究者所說，毛澤東“再次成為社會輿論中象徵着正義、公平、貧富均等的精神符號”。
同學們可能還記得，我在講文革時曾經提到，當年（1966、1967年）的造反派將毛澤東視為“永生不背叛民眾的革命家領袖，反抗特權階層壓迫的正義帶頭人”，到了二十一世紀，毛澤東又在中國民間社會重獲這樣的形象，這是耐人尋味的。而我所關注的是“這樣的懷念毛澤東的民眾情緒對當下中國政治的影響”。“在我看來，這樣的影響，有兩個發展趨向。或者以毛澤東思想、觀念、體製作為批判和否定現行體制的資源，或者以毛澤東思想、體制、統治經驗作為維護現行體制的資源。後者正在得到最高當局的鼓勵和支持”。
三、知識分子的不同走向
2001年以後，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對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的直接影響包括：國家和地方政府資金投入大幅度增加，中上層知識分子收入急劇提高，這一方面確實為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的發展提供了越來越充足的物質條件，促進了科學、文化、教育及相應事業的發展；同時，在中國集權體制下，又極大地強化了掌握巨大財力的行政權力對思想、文化、教育、科學事業的控制與干預，加速思想、文化、教育、學術權力向資本的轉化，出現越來越嚴重，並且遏制不住的思想、文化、教育、學術之商業化、行政化、官僚化、體制化傾向，其結果就造成了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的全面腐敗和對知識分子的整體收編。
伴隨着全球經濟危機下的“中國的崛起”，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思潮也同時“崛起”，在執政者的強力支持與引導下，迅速成為主流意識形態。正是以上兩個方面的因素，造成了知識分子向現行國家體制靠攏的趨勢，並且越來越成為主導性的傾向，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創造力和批判性被削弱以至喪失，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事實。我在很多場合，都一再引述魯迅的警告，他說，統治者對知識分子的要求，一是“同意”，在今天來說，就是支持、擁護他們的“偉大思想”、“英明決策”；二是“解釋”，即從知識層面、從理論上闡明這些思想、決策的“科學性”，“合道德性”，以至“偉大的歷史意義”；三是“宣傳”，也就是“說謊”；最後就是“做戲”。
可以看出，到二十一世紀，就有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自覺、半自覺地履行這“同意和解釋”、“宣傳與做戲”四大職能，開始時還有些心虛，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做到後來，就習以為常，理直氣壯，並以此炫耀於世了。
首先是民族主義的極端發展，變成新的中華中心主義。本來民族主義是有其合理性的。它是對在中國頗有市場、同樣具有危險性的“西方中心主義”的一個反撥。我們在前面說過，在八十年代曾經有過以未加反思的西方，特別是美國式的現代化，作為中國現代化目標的強大思潮，此後也一直有知識分子堅持“中國的現代化就是美國化”的立場。這樣的極端立場，到二十一世紀就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特別是美國在蘇聯、東歐瓦解以後，進一步推行國際霸權主義，西方右翼勢力將經濟崛起的中國視為威脅、對中國進行圍堵時，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是有一定社會與群眾基礎的。但這樣的民族主義思潮，本身又存在着兩個陷阱。其一就是將民族主義膨脹為“中華中心主義”。比如有論者提出“蒼天當死，黃天當立”，鼓吹“大中華經濟文化圈”，
揚言“世界上的一切解放運動，無一不沐浴着中國思想的陽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進步，無一不得惠於中國的功德”，“中國思想、中國經營能力的當量將深刻影響世界，並將成為領導未來人類思潮的唯一動力”。
還有人預言：“中國下一步的現代化進程，決定了中國必然要與西方進行一種以軍戰支撐的商戰”，主張要確立“第一是要在這個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現在中國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資源，給世界人民帶來福祉”，“重新站到領導這個世界的位置上”的“大目標”，於是，順理成章地就有了“我們要準備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的呼喚，而且還有這樣的豪言壯語：即使“造成我們國家前進的一度滯遲”，但“這種代價與未來的永恆的代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們將因我們的某些犧牲換來更多的補償，世界將為之重着編年史。有道是——‘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論者引人注目地引用了毛澤東詩詞，當然不是偶然，因為這樣的豪言在毛澤東時代曾經響徹雲霄。現在，這些話語在“後毛澤東時代”重新響起，正說明在所謂“中國崛起”背景下出現的新中華中心主義，和毛澤東時代在文革中推到極致的“中國應成為世界革命中心”、“用革命戰爭拯救世界”的論調，是一脈相承的。民族主義發展到這樣的極端，就失去了自身的合理性，並且具有極大的危險。
民族主義的另一個陷阱，就是發展到國家主義，用“一致對外，反對美國霸權”來掩蓋日趨嚴重的國內問題與危機，甚至為現行的專制體制辯護。
於是，就有了為“中國崛起”作出種種“解釋”的高論。據說“人類在解決收入貧困、人類貧困、知識貧困和生態貧困四類貧困中沒有什麼太大成功的案例，只有中國在其特定的國情條件和體制下，才取得了初步的成功”——這裡不僅存在對中國發展成就的誇大，更存在有意的遮蔽，甚至把中國單一經濟發展導致的生態危機以及隱含的生存危機，都說成巨大成就，完全顛倒了事實。同時，這又暗示着全人類都沒有擺脫四大貧困，唯有中國獲得了“成功”，這就讓人想起毛澤東時代、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全世界都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等待中國去解救”的囈語，這已經成為歷史的笑話，而今又以新的理論形態出現了。
要害是要證明現行“體制”的優越性。於是就有了對“中國經驗”也即“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如下概括：中國發展的“奧秘”就在“中國六十年不變的強政府”，“有效的政府”，“與其他國家相比獨一無二的中央集權”。而且據說這個“中央集權”的“強政府”具有特殊的優越性：這是“中性無偏私的政府”，“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不是任何一個利益集團的代表，而是全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的政治代表”，“是一個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並且具有“分工制衡糾錯機制”等等——這裡所說的一切，和真實地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普通人的實際感受大相徑庭。但他們卻偏要強調自己高度認可的國家與政府（當然也包括他們自己），都是代表“人民大眾”的：“我們的政治制度、政治體制改革，或者叫中國特色政治體制建設，也就是給社會、給人民以很大的權利的保障和自由發展的空間”，“不管是政治模式、社會模式還是經濟模式，其中最重要就是發展模式的人民性問題”。最後概括出來的“中國模式”、也有些民族主義的鼓吹者看到了這樣的危險，因此提出了“內修人權，外爭族權”的口號，力圖調和“政治民主化目標和民族主義目標”。
“中國道路”，也就是所謂“集權為民”四個字。
應該客觀的說，“集權為民”倒是概括了毛澤東所開創、鄧小平及其後繼者所堅持的“一黨專政”體制的特點：“集權”是實，“為民”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實際就是“開明專制”。因此，這些知識分子所做的，無非是用所謂“中國經濟發展”來論證“毛澤東時代”及“後毛澤東時代”一以貫之的一黨專政體制的合理性、優越性。而且還有充當“中國智庫”的自我角色定位，據說“中國現在所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是在‘言’和‘行’之間存在着明顯的落差，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表現卓越，但卻往往表述不出來。這就需要提升中國智庫和國際對話的能力，能夠把自己的行動轉化成科學語言和外交語言，並通過學者宣講出去，就會取得更好的效果，也會提升中國的軟實力”。
本來充當智庫也不失為知識分子的一種選擇，問題是在中國現行體制下，智庫所實際擔負的只能是“宣講”，也即魯迅說的四大職能，缺乏獨立自主性、本質上的依附性，就成了這些知識分子先天的致命問題。
應該指出，這樣的“新開明專制”論，看起來似乎是八十年代的新權威主義的重現，但卻具有鮮明的為現行權威體制辯護的色彩。如我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八十年代新權威主義的倡導者所說，“當今中國的權威體制的結構特點脫胎於全能主義或全控主義體制的新權威主義，是一種‘極強國家’與‘極弱社會’相結合的權威統治”，這樣的“社會制約力度極低的‘極強勢政府型’的權威政治”，可能因為強大的國家行政優勢，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取得一定成績，但也必然越來越為既得利益集團所綁架、越來越損害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
有意無意忽略這些基本事實，將這樣的權威體制美化為“集權為民”，倒是和自己選定的當局“智庫”的身分相一致。
引人注目的，還有文化保守主義的凸顯。這既是九十年代初便已“悄悄興起”的“國學熱”的延續，但也有新的時代背景。如論者所分析，大體有三。
一是“全球化與市場經濟引發的價值觀的世俗化，引起全民的尋根意識與文化認同感的覺醒”。二是中國的經濟崛起，激發起“遭受百年屈辱後的揚眉吐氣感”，“強化了國人的民族意識”——這一點和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具有同一背景的。第三，“回歸傳統的思潮也與新中產階級的發展有關，這一思潮體現了這一新階級在文化上的更精緻的趣味與追求”。
但和所有的社會思潮一樣，文化保守主義既是勢所必然，也存在着自己的陷阱。在我看來，主要有二，一是商業化、娛樂化，成為消費文化的新品種，就又陷入了原本要對抗的世俗化。其二是政治化，這恐怕也正是許多文化保守主義的鼓吹者所自覺追求的，即要使儒學重歸廟堂、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新核心。但在中國現實體制下，這樣的訴求卻會走向願望的反面：成為現行專制體制的新裝飾，政治化的另一端，則是通向國家主義和新中華中心主義。這也是當局所需要的。
在一部分知識分子向體制靠攏的同時，另外一部分知識分子則主動走向民間。我們在前述的三大民間運動中，都看到了越來越活躍的知識分子身影。特別是維權律師的法律救助，使維權運動納入現代法制的軌道，並注入現代民主意識、權利意識，其影響將是深遠的。知識分子成為各種非政府組織的骨幹，從事各種公益活動，進行相應的社會調查與研究，不僅取得了許多實際成效，而且越來越發揮了對政府的監督與制約作用，同時也是一種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思想啟蒙運動，特別是通過青年志願者的組織與培育，也會對未來中國的發展產生影響。網民監督本身就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它把分散的、本來處於社會生活邊緣地位的年輕人吸引到國家公共事務上，並行使公民權利，其影響同樣深遠。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書齋里的知識分子終於在這三大民間運動中找到了自己介入社會的方式。但同時所受到的限制，由此帶來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顯的。而且，像網絡這樣的新技術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在發展網絡民主的同時，也會出現網民多數專政——對民間運動和民間知識分子，也應持分析的態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錢理群：改革開放及其後果——對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回顧(第4頁)
進入專題： 改革開放 ● 錢理群 （進入專欄）
切不可將其理想化，成為新的烏托邦。當然，更多的知識分子還是堅守在自己的專業崗位上，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社會服務，並儘可能地保持思想與行動的獨立，這明顯地具有積極意義。更有知識分子堅守獨立批判立場，對國內外重大問題及時給予回應，並試圖創造新的批判理論，為社會提供新的價值理想，這樣的努力，其意義不可低估。
在2008年，一部分知識分子發表“**憲章”……。
憲章的主張其實是示了自由主義走向溫和化的傾向和趨勢，他們力圖緩解自由派知識分子與執政者的緊張關係，希望形成一種可以和當局進行談判的政治力量，以達到和解與合作。但他們始終得不到當局的認可，卻遭到越來越嚴厲的打壓，就更顯得一廂情願。
還有人認為該文本沒有提出維護勞動者權利的訴求、沒有高舉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旗幟，以“融入主流文明”為目標，對西方文明價值觀缺乏反省，僅是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運動，而持保留態度。顯然，這樣的不同意見的討論都是正常、有益的。
但它卻遭到了來自“左”、“右”兩方面的圍剿。極左的毛澤東派把它視為“徹底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綱領”，“企圖顛覆我國社會政治制度的反革命行動綱領”，“使中國重新成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宣布憲章的發起於簽署人是“漢奸”、“賣國賊”、“外國資產階級代理人”。海外一些反共人士則指責零八憲章旨在“為共產極權思想留一條生路”，“讓中共苟延殘喘”，甚至是“掩蓋中共罪行，欺騙民眾”，“與虎謀皮”。
最後是權力出場：執政當局宣布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宣言”，對部分簽署者採取傳訊、監控、跟蹤等違反憲法的措施，嚴禁傳播。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這是要“向世人傳遞出明白無誤的三大信息：一，在當今黨的核心領導下，中國是不允許任何反對派，不同政見者存在的，哪怕是最溫和的反對派；二，中國的現行政治體制是不允許討論的；三，中國的民間民主運動是沒有任何合法性的，哪怕是最理性的民主運動。這就從根本上拒絕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以及相應的司法改革和社會改革”。我曾談到“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三起三落”：“1980年鄧小平提出國家體制改革，到1981年宣布取締民間組織和報刊而自動中止；1986年鄧小平重提政治體制改革，又因1989年學生運動而終止；近年又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現在恐怕要以對劉xx的重判為標誌而終止”。
四、中國共產黨的變化：黨內毛澤東派與民主派的出現
2004年，前中共中央總書記在離世之前，作出了一個嚴峻的判斷：“這個體制實際上是腐爛了”。在此之前，他已經斷言：“鄧小平的路線已走到盡頭”，鄧小平的“兩手都要硬”，他的“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是矛盾的”，“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與政治上的高度集權，此路是行不通的”。
這其實是所有正視中國現實的人（包括社會上與黨內）的一個共識，人們普遍感覺到“再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可以說各階層的人，都要求突破鄧小平的“兩手都要硬”，作出新的選擇。這樣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執政黨內部。事實上，正如毛澤東當年所說：“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中國共產黨內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總是存在着不同意見，但在毛澤東時代基本上沒有形成派別，無論是劉少奇、周恩來，還是彭德懷，他們儘管和毛澤東有各種矛盾，但基本上是忠於毛澤東的，都是“毛派”。只有在八十年代，開始出現了所謂“凡是派”與“改革派”之爭，後來又有陳雲派與鄧小平派之爭，但總體來說，在維護黨的一黨專政這一基本點上，還是一致的。應該說，直到天安門事件，在是否要鎮壓學生、知識分子、市民民主運動問題上，才發生了根本性的分歧與衝突，但即使這樣，趙紫陽還是避免了公開的分裂。但到了九十年代，當新的社會階層、新的利益群體形成，兩級分化日趨嚴重，各階層都更加自覺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時，黨內的分化才真正有了階級、階層的基礎。到2001年以後，黨的性質發生質變，一黨專政的階級基礎發生變化，“改革共識”的喪失，意味着趙所說的“鄧小平路線已走到盡頭”，黨內的分化的公開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於是，就有了黨內毛澤東派與民主派的出現與對峙。黨內的“極左派”，曾經團結在陳雲的旗幟下活躍一時；但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以後，他們就基本上退出了權力中心，但仍不斷通過上《萬言書》的方式，對江澤民的黨中央施加壓力。而且隨着社會兩極分化的發展，普通民眾、青年和部分知識分子中，出現了懷念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的情緒，這就使得“極左派”開始有了群眾基礎。到了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夕，黨內“極左派”發表了題為《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決扞衛四項基本原則，開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的《對黨的十七大的獻言書》（底下簡稱為《獻言書》），上書者包括170名黨、政、軍中、高級幹部。如《獻言書》的標題所示，他們的主要訴求有二：一是“堅決捍衛四項基本原則”，二是“高舉毛澤東旗幟”，這也就意味着公開亮出了“毛澤東派”的旗幟。
首先是要放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稱其為“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要堅持政治上的高度集權。核心是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即黨的絕對權力，不允許任何分權。這裡包括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即黨的既得利益集團打着“代表國家、工人階級最高利益”的旗幟，實行對經濟所有權、分配權的絕對控制，並獲取最大利益；“全力恢復和加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即鞏固黨對思想、文化、學術的壟斷地位和絕對控制；堅持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的具體形式”的“人民民主專政”，其中的關鍵是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控制，拒絕“軍隊國家化”；堅持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資產階級的個人自由”的旗號下，剝奪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實行黨在思想、文化、學術上的“專政”。
在這些毛澤東派看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關鍵，就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絕不能丟掉它的核心和靈魂。否則，就是假高舉，而不是真高舉”。那麼，他們要真高舉的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和靈魂”是什麼呢？回答也很明確：“近年來我國所有制結構和階級關係的空前大變化，不是證明階級鬥爭‘長期存在’，‘誰勝誰負’問題尚未解決，‘繼續革命’不可避免嗎？”這就是說，他們要重新恢復和推行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的治黨治國路線，其具體的實踐步驟，就是重新發動一場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其中又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知識分子中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兩部分）為打擊對象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就等於逕直地呼喚一場新的文化大革命了。他們所要“回到”的，就是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進一步建立和發展、到文化大革命走到極端的極權體制，也即我們一再提到的“五七體制”。這也就同時表明，所謂黨內“毛澤東派”，所代表的就是“五七體制”下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獻言書》已經指明：“鄧小平在思想上可能是錯誤的東西更多些，這些錯誤思想為中國復辟資本主義開闢了道路”，同時嚴厲指責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對“黨的性質”的“改變”。到了2008年和2009年，黨內毛澤東派的一部分人就公開成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中國工人（共產）黨”，實行組織上的分裂，同時更加明確地提出要反對鄧小平、江澤民的“修正主義”，並旗幟鮮明地提出要“重塑毛澤東思想權威”，而且重點是毛澤東的後期思想，宣稱“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毛澤東時代的後期，是世界發展史上人類社會最輝煌、最美好的歷史時期，是通向共產主義的必經之路”。
他們同時提出要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歷史意義和經驗教訓”，認為“文革前三年天下大亂，後七年基本天下大治——億萬人民意氣風發，各行各業碩果纍纍，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層出不窮，新型革命秩序初步確立”，是一個理想的社會，進而重新拾起文化大革命的口號，號召“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高呼“戰無不勝的毛澤東主義萬歲”，“重建無產階級專政，堅決消滅私有制”，這就意味着要全面回到毛澤東時代——同學們可能會聯想起我曾經向大家介紹過的，毛澤東文革初期在給江青的信中提出的期待與預言：在他死了以後，會有“左派”高舉起他的旗幟來反對“右派”。對毛澤東派興起的影響，自然不可低估；當局對此的曖昧態度，與對08xx派的嚴厲打擊形成鮮明對比，或許更值得注意。
與毛澤東派同時興起的，還有黨內民主派。應該說，黨內民主派的形成與出現，是經歷了一個曲折的複雜過程的。黨內民主派的主要構成是黨內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特點就是所謂“兩頭真”。曾任張聞天的秘書的何方這樣談到他們艱難的思想歷程：“當年參加革命時懷抱的崇高理想就是為自由民主而奮鬥，喊的口號中有‘不自由毋寧死’，唱的歌也是‘我們為了博愛，平等，自由，不惜任何代價，甚至我們的頭顱’，可是後來不知怎麼搞的，這個理想竟然漸漸地淡忘了。而且回頭一想，反而是越奮鬥，離民主、自由、博愛、平等越遠，甚至走到了它們的對立面。是當年選的理想錯了（因為那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東西，是反動的），還是後來背叛了原來的理想（因為自由、民主、博愛、平等這些東西屬於人類共同理想，不分什麼資產階級的還是無產階級的）？難道這些問題不值得認真地反思？人到暮年，再不好好想想，以後可就連想的時間都沒有了”。
應該說，這樣的反思在文革後期，特別是文革以後就已經開始了。因此，這些黨內知識分子，在“改革派”與“凡是派”的鬥爭中，堅決地站在鄧小平這一邊；在胡、趙與鄧小平產生分歧以後，又都團結在胡、趙周圍，這都不是偶然的。但在八十年代，他們都不可能和現行體制決裂，這一點連胡與趙都做不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何方所分析的，“七十年的革命生涯，是一直受到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黨的領導等這些重大原則的指導、規範和約束的。
雖然有許多行為是被迫的和隨大流的，但整個說來，還是基於對這些重大原則自覺自愿地皈依和遵守”，對這些老共產黨員來說，“黨的領導”幾乎成了不可逾越的“底線”，要從中擺脫出來，是極其艱難的，這不僅有意識形態的束縛，而且說到底，也有一個既得利益的問題：他們自身的利益也和黨的執政利益聯繫在一起。應該說，正是“六四”大屠殺震醒了這些真誠的革命者，使他們看清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核心是維護黨的絕對權力）和他們所期待的“改革開放”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從而對鄧小平的改革路線產生了懷疑。隨後十年中，改革成果為新的權貴資本階層所奪取，廣大工人、農民卻陷入物質與權利的貧困，黨自身也蛻變為權貴的“代表”，這就迫使這些老共產黨員作出新的抉擇：要堅持自己原初的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革命理想，就必然要維護社會弱勢群體（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農民工等）的利益，並和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源——一黨專政的現行體制——決裂。這樣，他們自身也回到了原初的“真”，堅守了對真理的追求，而真理是高於黨和主義，更高於集團和一己的利益的。
黨內民主派在二十一世紀以來，就以《炎黃春秋》雜誌為中心，逐漸醞釀、形成，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不斷通過個人或聯合的發言，對黨內和社會產生影響。到2007年，就以兩個標誌性的事件，而為全國和世界所矚目。首先是《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發表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1921-2010）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高舉起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文章明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並且具體說明：“構成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是民主憲政，混合私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制度”，同時強調：“民主社會主義的核心是民主，沒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項都會異化和變質”。
我們首先注意到，和黨內毛澤東派要求放棄改革相反，黨內民主派要求深化改革，這就要改變單一的經濟改革模式，深入到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又是實行“民主憲政”，突破一黨專政的政治格局，這恰恰又是黨內毛澤東派所要死守不放的。
其次，黨內毛澤東派要高舉“毛澤東主義”旗幟，黨內民主派則要高揚“民主社會主義”。對這些忠誠的老革命黨人而言，完全放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這是他們的基本信念。因此，在他們拋棄了毛澤東主義（在他們看來，毛澤東主義依然沒有擺脫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斯大林模式”），就要從馬克思主義內部去尋找新的理論資源，他們找到的，是長期被視為修正主義的第二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又稱“社會民主主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錢理群：改革開放及其後果——對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回顧(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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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看來，民主社會主義正是將他們的追求民主、自由、博愛的理想和為勞動者謀福利、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理想有機地統一起來，並且有了北歐等社會福利國家的成功經驗作為借監，在已經有社會主義傳統的中國推行民主社會主義，可能是能使中國共產黨比較容易轉彎，而且具有一定民意基礎的選擇。這樣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在現代中國是由來已久，自有傳統的。這也是我們的講課一再強調的，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其實是更接近社會民主黨人的；而從1957年的校園民主運動，到六十年代的《星火》，到七十年代的民間思想村落，再到1978-1980年的社會民主運動，都始終貫穿着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線索，並且出現了顧准這樣的理論家——他早在1956年就作出了選擇與預言：“民主社會主義是我的理想，但是它的實現，要以高度發達的經濟為前提，它的逐步實現，要在二三十年之後”。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在中國經濟獲得了大發展的二十一世紀，民主社會主義終於從一種理想而成為具有現實可能性的選擇，這應該是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民間思想運動里長期孕育和發展的一個結果。歷史就這樣完成了一個過程。……。從另一面說，經過二、三十年的思想積累，出現這樣的總結性着作，也是水到渠成，勢所必然”。
黨內民主派也因此有了一位標誌性的人物，更具有凝聚力與召喚力。以趙為代表的這些民主派共產黨人的態度也同樣鮮明：“目前社會上出現的一切弊端，皆淵源於鄧小平雖主張經濟上改革開放，卻又堅持政治上的高度集權，是由這條政治路線造成的”，因此，需要新的“思想解放”，其核心“只能是、也應當是政治改革”。
“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是什麼”等等。我寫有專門的研究文章《中國改革向何處去》，文收《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同學們有興趣，可以去參考，這裡就不多說了。需要略說一點，也是本書結構所要求着重討論的，是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評價，這也是黨內民主派和毛澤東派分歧的焦點之一。趙及他所代表的老共產黨人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一點：“在落後的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取得革命勝利後，不能馬上建立社會主義，必須補資本主義這一課”，而毛澤東的問題正是在於，“過早地結束了新民主主義階段，超越階段地實行社會主義”，就必然“畸形發展，使社會主義變形”。
“不是馬克思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即建立在大工業基礎上的以工業為主體的社會主義；而是要建立由‘農民坐天下’的社會主義，即農業社會主義的理想天國”本來是一個具有濃厚的民粹主義色彩的烏托邦理想，毛澤東卻要用群眾暴力的方式來強制推行，也就必然導致了專制主義。
此種對“新民主主義時代的毛澤東”基本上持肯定態度，而對“社會主義時代的毛澤東”基本上持否定態度的傾向，在黨內民主派中是有相當代表性的，這背後正隱含着一個基本信念，即堅守他們當初參加革命時的“新民主主義”理想。因此，這一部分黨內民主派更願意高舉“新民主主義”的旗幟。當然，在他們的理解里，“新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是相通的，但因為是來自中國革命歷史自身，也就更具合法性。這也使我們聯想起六十年代的那位農民思想家，他當年提出的“退到新民主主義”主張，在二十一世紀又得到某種迴響，當然其背景與意義都已經大不相同，但仍是很有意思的。
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民主派，對毛澤東“富國強兵”的現代化路線也提出了批評，趙紫陽特地指出了“不惜犧牲農民利益，甚至剝奪農民來發展軍事工業”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這其實也是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試驗的根本矛盾：既以農民為基本動力，卻不斷損害農民的基本利益。這正是這些始終與農民保持血肉聯繫的老中國共產黨人，在反思歷史時最感困惑與痛苦的，而且此種對農民的剝奪，在現實生活中還在繼續，這也是他們最終要和毛澤東及其體制決裂的一個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和毛澤東派的對峙中，特別是感覺到“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現實威脅，使得近年來黨內民主派加強了對毛澤東的批判力度。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上、下兩卷），此書於2007年在香港出版，2008年、2009年都連續重新增訂注釋出版。其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明確作出“毛澤東過大於功，倒三七開，是偉大的革命家，失敗的建設者”的評價。作者提出，在歷史發展的“機遇期內必須採取的一個重大步驟是重新評毛。尊毛的意識形態，反毛的經濟政策，這種‘打左燈向右拐’的機會主義組合可以苟安於一時，但早晚要翻車”，“當務之急是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向人民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說清楚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的來龍去脈，回頭看看那個‘左’禍肆虐，生靈塗炭的時代，揭穿毛澤東的假馬克思主義，奪回話語權，使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在中國徹底失去號召力”。
這大概也是許多黨內民主派的一個共識。他們顯然對於他們所認為的“美化毛澤東時代”的傾向，充滿焦慮與警惕。再回到趙那本《談話》上來，該書提出了超越“主義”的“社會進步新指標”，這或許是更值得注意的。可以說，這正是對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之歷史經驗的總結。按照預設的“理想社會模式”來強行計劃社會的發展，按照未加檢驗、未加反思，因而成為先驗的理論觀念、邏輯來指導社會發展，並且以是否符合“主義”作為衡量社會實踐的標準，此種烏托邦的、強制性的“社會主義實驗”，是曾經帶來災難的，這正是毛澤東時代最大的教訓。趙還指出：“目前世界上還沒有什麼理想的社會模式，也沒有固定的模式”，“今後社會的發展，不應從什麼模式出發，也不宜以什麼主義來劃分”，而要“根據實踐發展形成的潮流，也就是更根據民意一步步向前發展”。正是從“實踐”和“民意”。
這兩個“根據”出發，趙提出了他的“社會進步新指標”，即“以生態環境即生活品質，文化水準即人的素質，生活水準即富裕程度，以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城鄉差別、勞動生產率、經濟效應、人均收入、社會公平等為指標，不以社會制度如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為界線來作為先進與否的指標”。
這樣的新指標，顯然是以人自身的健康、全面發展為中心的，注重人的生活環境、人的素質、人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人的社會地位、人際關係的良性、優化發展。它超越“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種“融合”，這也使我們想起了顧准當年提出的“東西方滲透”理想。它在全球化的新時代，在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再度提出，是很有意思的。我把它稱為“中國改革新思維”，或許可以為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選擇，提供一個思路。
五、調整與堅持：執政者的回應和選擇
人們不難發現，黨內的毛澤東派和民主派，都是針對鄧小平的改革路線所帶來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危機所作出的不同回應，分別從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提出了修正，並給出不同的發展路徑。
問題是，黨的最高執政者對客觀存在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危機帶來的執政危機，以及黨內針鋒相對的兩種意見，又作出怎樣的回應與選擇。
在我看來，最高當局的回應，集中在三句話上。第一句話是保證“黨的執政地位”；這在2009年又有一個新的說法：“黨的事業至上”。
同學們可能還記得，我曾經談到兩個俄國人對中國幾代領導人的影響：赫魯曉夫是毛澤東、鄧小平揮不去的夢魘，而當今中國最高領導怎樣也擺脫不了戈爾巴喬夫的陰影——絕不能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在自己手裡失落，這是胡總的底線，也是對他年輕時候的誓言：“絕不能把先輩們流血犧牲得來的革命果實從我們手中丟掉”的一個兌現方式吧。
第二句話是：“牢牢地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繼續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這是對毛澤東派要恢復“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毛澤東路線的一種拒絕，也顯示了這一代領導人務實的一面：他們深知，真要搞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繼續革命，必然天下大亂，黨的統治也將毀於一旦。
第三句話是：“絕不走改旗易幟的斜路”，這是對民主派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拒絕，他們還是要高舉毛澤東的旗幟，特別是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這是黨的“核心利益”，是絕不能放棄的。
三句話合成一句話，就是“不折騰”。
既不回頭搞階級鬥爭，也不往前真正推進社會民主、結束專政，依然在鄧小平改革路線的框架內，在維護“**體制”的前提下，來應對越來越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危機。
於是，又有了“調整”與“堅持”這軟、硬兩手。
首先是“調整”。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面對“發展就是一切”的發展觀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失衡，資源、生態大破壞等危機，作出經濟改革與發展方向、方式的調整，提出“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國策”。
其二，面對日趨嚴重的兩極分化和民眾日趨激烈的反抗，作出各階層利益關係的調整，提出“以人為本”、“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提高效率與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等理念，對長期奉行的“富國強兵，剝奪農民”的發展路線有所修正，並採取“城市反饋農村”、“廢除農業稅，減輕農民負擔”、“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相應措施，要求權貴資本階層作出某種讓步，以緩和社會、階層矛盾。
其三，面對鄧小平單一的經濟改革所帶來的政治、社會、思想文化、道德危機，迫於強大的社會壓力，提出了全面推進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體制改革的目標，並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對以上三個方面的調整，我想作三個方面的評價。一方面，不可否認其積極意義，應該說，這樣的調整符合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像廢除農業稅、城市反饋農村，都是帶有歷史性意義的，也給民眾帶來了一定的實際利益，因此得到老百姓支持，從而不同程度上加強了黨的執政地位。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六四體制”不變的情況下，這樣的調整必然受到極大限制，並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變形、變質。而我要強調的是，這些調整，並非執政者的恩賜。首先它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勢之所至，那樣一種依靠所謂“低人權優勢”和“資源、生態大破壞”的高速發展是不可能持續的，更重要的是，它也必然受到底層民眾、普通工人、農民、農民工越來越強烈的反抗和抵制，這就迫使既得利益集團不能不作出某種讓步，對執政者來說，這也是保證其執政地位必須作出的讓步。也就是說，所謂“調整”，實際上是各階層、各利益群體之間，民眾與執政者之間相互博弈的過程和結果，而且也只有依靠利益受損一方的長期反抗、鬥爭，不斷對執政者施加壓力，才有可能堅持調整，並保證調整向有利於普通民眾、弱勢群體的方向發展。執政者還有“堅持”的一面，在我看來，有三個“絕不讓步”。第一，絕不給民眾以實質性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的自由，尤其是絕不允許反對黨的存在。第二，黨必須對軍隊實行絕對的控制、領導和指揮，這是防止內亂（黨內之亂與社會之亂）的根本，也是制止內亂的最後手段，絕不允許軍隊的國家化。第三，黨必須管幹部，即堅持等級授權制：一切幹部的權力都由上級黨組織授予，並可隨時撤換，這樣的逐層依附關係，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維護黨中央的絕對權威的基本保證。以上三條“堅持”，都是毛澤東的“五七體制”和鄧小平的“**體制”的核心，目的是要保證黨成為“唯一者”：輿論的唯一控制者、軍隊的唯一控制者、權力的唯一控制者，而且是唯一具有實際意義的組織，也就成為唯一的可選擇者。這五個“唯一”正顯示了體制的實質，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所標榜，亦被一些知識分子極力美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質性內涵。這是執政者不允許有任何鬆動的底線。
人們還注意到最近幾年執政思路的變化。2008年舉辦奧運會前後，中國的經濟崛起，特別是在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都大大加強了執政者在意識形態和體制上的自信心。於是，在總結所謂奧運會的經驗基礎上，便提出了建立和強化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之發展、治國路線。這其實就是毛澤東“大權獨攬”的極權體制的發展，毛澤東就是依靠此獨攬大權的體制，集中力量辦了大躍進、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這一系列大事。其所造成的災難，早已被強迫遺忘，今天在一些知識分子的幫助下，又作為新的神靈重被祭起。這樣的舉國體制，在指導思想上強調黨國至上，在意識形態上強調服從國家整體利益，在組織領導上強調絕對服從，在組織和動員方式上強調軍事化，在社會管理上強調全面控制，這實際上就是一個戰備體制，這在毛澤東所創建的依靠戰爭贏得權力、又用戰爭的方式治理國家的體制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錢理群：改革開放及其後果——對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回顧(第6頁)
進入專題： 改革開放 ● 錢理群 （進入專欄）
是自有傳統的。因此，舉國體制的重新強調本身，就顯示了向毛澤東時代靠攏的趨向。
可以看出，最近幾年，無論是2008年的汶川救災、舉辦奧運會，2008年以來處理經濟危機，2009年舉辦國慶盛典，2010年舉辦世博會、亞運會、抗洪救災、舟曲救災等，都無一不是自覺地發揮舉國體制的威力。應該說，336在處理危機事件時，包括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公共衛生危機、自然災害，因為都是非常時期，國家處於“類戰爭狀態”，此種戰備性的舉國體制，可以取得短時期的高效率，似乎很有優越性；但如果以此作為治國路線、發展模式，並要將其常態化與制度化，則是十分危險、貽害無窮的。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教訓，無論怎樣遮蔽，都仍是客觀存在，足以警示今人。
而且我們發現，在自覺推行舉國體制的努力中，出現了三個特別值得警惕的傾向。一是重新強化最高領袖的絕對權威，試圖重新恢復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的強人政治（儘管限於主客觀條件很難做到），奧運會、國慶大閱兵等場合，都成了突出領導者個人、獻忠心的大好時機。其二，是強化黨的思想、輿論控制，特別是網絡的控制，而且越來越自覺地用立法的方式來實行合法的控制。同時進行的是重建意識形態的努力，其特點有三，（1）以打着愛國主義旗號的國家主義作為核心價值。（2）提倡復興傳統，從傳統中獲取統治合法性的資源。（3）是鼓吹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將所謂“中國模式”理論化與普世化。在這三個方面都得到一些知識分子自覺、不自覺的配合。可以看出，這些年當局在意識形態宣傳上，是越來越具有主動性地進行強勢出擊，一面猛批普世價值，一面又向世界輸出中國軟實力，這其實也是向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輸出靠攏。其三，強化社會控制，即所謂建立“打防結合，預防為主，專群結合，依靠群眾”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這實際上就是要恢復毛澤東時代的群眾專政。以上三個方面，都表明了執政者有限度地向毛澤東時代回歸的意向。
這樣的意向，其實有着深刻的國際背景。全球經濟危機導致國際多元化格局出現，本來是提供了一個進一步實現前面所提到的東西文化相互吸取、融合的歷史機遇，但我們這裡卻陷入民族狂熱，在“走自己的路”的旗號下，猛批普世價值，拒絕向西方學習，並在對自己的發展道路（包括毛澤東時代）缺乏反思的情況下，強化舉國體制，把即使可能有的某些長處，也推向極端而走向反面，以為這是發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其實預伏着更大的危機。
問題是，此種有限度地向毛澤東時代回歸的趨向，是有一定的群眾基礎的。前面提到部分民眾中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民粹主義思潮的復興、黨內毛澤東派的興起，以及部分知識分子對毛澤東式的中國道路的推崇，青年毛澤東主義者的出現，都是必須正視的現實，這裡糾纏着許多複雜的理論、歷史、現實問題，不可以簡單對待。或許正因為如此，如何科學地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時代，就成為當下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爭論的一個焦點，是一個不可迴避的理論的、歷史的、現實的課題。或許也是我們要開設這門課的一個主要動因和意義吧。
最後，我們還是要回到中國當下的現實問題來。如前所說，中國今天的執政者採取“既調整又堅持”的對策，這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調整，就要一定程度限制既得利益集團，首先是權貴資本階層的利益；堅持，就是要強化已經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各級黨和政府的權力。今天的執政者面臨着政令不通、任何改革在推行過程中都會變形、變質等一系列的困境，都是根源於這樣的內在矛盾，也是今天的改革之所以陷入學者所說的“尺蠖效應”的原因所在：“就像那一放一縮卻只朝着一個方向移動的尺蠖，我們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減少，但福利卻難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縮，但自由卻難以擴大。一講‘小政府’，官員就推卸了責任，但權力依然難以限制；一講‘大政府’，官員就擴大權力，但責任仍然難以追問。‘右手’大動，公共資產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產並無多少保障；換上‘左手’，老百姓的私產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財產仍然看守不住”。
無論怎樣改革，採取什麼政策，獲利者永遠是權力的掌握者，權力的資本化越來越是體制性的、不可逆轉的。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研究者所說的“作為改革主體的執政黨已經對改革缺乏集體共識”。如論者所描述：“領導層現在就好像一個‘救火隊’，被動地被社會或者社會問題推着走，哪裡着火就出現在哪裡。這種被動性必然出現更多的問題，使得改革面臨更大的困難。執政黨作為一個集體往往對重大改革問題失聲或者保持沉默。人們所聽到的只是個別領導人的微弱聲音”，而且彼此矛盾。
在我看來，這樣的矛盾與失聲，其實就是當政者在鄧小平路線已經走不下去的情況下，還想採取“既堅持又調整”路線所必然遇到的尷尬與困境。
於是，就出現了社會學家所說的“中國正在加速走向社會潰敗”的危機。社會潰敗的核心，就是“權力的失控”，“權力成為不但外部無法約束而且內部也無法約束的力量”，“地方性權力、部門性權力已經成為既無上面約束，又無下面監督，同時還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這就意味着“強勢利益集團已經肆無忌憚”，“腐敗已經處於失控和‘不可治理狀態’”。由此導致的是整個社會的潰敗：“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社會的信息系統已經高度失真”，“社會失去進行長遠思維的能力”，“眼前的權力與利益分配就是一切”，最後就造成了“社會認同和社會向心力在急劇流失”。
全社會——社會和政府、資本之間，社會上、中、下層之間，各階層內部彼此之間——都陷入了深度的不信任，充斥着不滿和怨恨。這種結構性的社會危機，才真正致命。與此同時，民族問題逐漸突現，這幾年連續發生的西藏、新疆地區的騷亂，都為全國、全球所矚目。民族問題比較複雜，我對此沒有專門研究，只能把問題提出，無法展開論述。
這就是當下的中國：一面在快速發展，一面卻危機重重——誇大或忽略任何一面，都得不到中國的真實。
我在很多場合都談到這樣一個看法：當今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在經過建國後60年的努力，基本上實現了國家的獨立、統一，基本上解決了13億人口的溫飽問題，並在經濟獲得了高速發展以後，將“向何處去”？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的問題，也同時是世界的問題；“中國走向何方”，不僅影響中國的未來，也關繫着世界和人類的未來。
這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切關心中國與世界發展的人們正在思考的中心，也是人們爭論的焦點。在我看來，前面所討論的，無論是毛澤東派主張“回到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中心的繼續革命的路線”，部分知識分子所鼓吹“集權為民”的“中國模式”、“中國發展道路”，還是《零八憲章》運動倡導的“憲政民主”，黨內民主派高揚的“民主社會主義”，趙紫陽等老共產黨人提出的“超越‘主義’的社會進步新指標”，都是對“中國何處去”問題的回應。在理論旗幟的背後，是各種利益群體的博弈；而更多的民眾，則以行動作出自己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當下的中國，正處於空前活躍的狀態，未來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這讓許多人感到焦慮，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又具有多種發展的可能性。這或許是一種混亂，又未嘗不可視為一種發展的生機。越來越多不同階層的人們，越來越不滿意於現狀，於是，開始思考，爭論，聚集，行動——或許這就是中國的希望所在。歷史畢竟是人創造，由人民，也是由我們每一個人書寫的。
2010年8月13日寫畢，2010年12月30日修訂，2011年7月16日定稿
本文節選自錢理群先生所著《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有較多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注釋及參考文獻略，有需要者請查看原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