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社會道德和治安是否比現在差？
一般人都有一個觀點，就是認為，文革時期是中國最混亂的時期，也是中國社會道德淪喪，社會治安最差的時期。而且，還將文革時期的社會道德的淪喪引申到當今的中國社會，認為，中國現在社會的道德和治安差，就是從文革來的，因此，文革要為中國現在的社會道德和治安負責。但是，這種敘述是否真的正確呢？如今，在網上，關於文革時期，中國社會的道德與治安到底如何的爭論非常激烈，幾乎是對立的觀點。
筆者的觀點，認為，文革時期儘管社會有些混亂，但就社會的總體道德和社會治安來說，比現在的中國要好得多。舉一些例子，很簡單，那個時候，社會沒有有毒食品的問題，沒有拐賣兒童婦女的問題，沒有倒賣人體器官的問題，沒有吸毒販毒問題，沒有妓女大軍的問題，搶劫殺人強姦的人也很少，人們平時走在街上，也不必擔心自身安全問題，包括小姑娘在內。人們是互助的，幫助人的，老人跌倒時有人扶的，也不必擔心被人訛詐，丟了東西，基本能找回來，或有人送回來。社會治安總體是好的，人心也是向上的。就死刑案來說，現在每年中國的死刑犯有1萬人，這是2004年的公開數據。而文革十年，死刑犯總共是4000人，平均每年400人。文革時代，其他死的人，是因為政治原因，而不是刑事原因。即便是紅衛兵抄家，也是將抄來的東西給堆到公安派出所的廣場上，而不是自己藏在自己的家裡，竊為己有。而且，那個時候，公安定罪的標準很低，現在公安定罪的標準很高，很多以前認為是犯罪的，現在都不算了。即便如此，2011年一年，中國刑事案有500萬件，經濟案其他還都不算。而文革十年，總共刑事案件有120萬件，平均一年12萬件。當然，文革時期也不是淨土，惡性事件總是有的。
就筆者個人的感受，筆者那個時候是呆在現在所謂的三線城市的邊緣，上面是城市，下面是農村，應該說是代表了中國的大多數的地方。因為中國那個時候，總體的城市人口就很少，城市人口才占總人口的10--15%，大部分還是農村。筆者那個時候還是小孩子，1970年代是上小學，雖然小孩子之間常有打架的事情發生，而且是打群架，但社會上，真正的刑事案很少，社會治安總體良好，當然，每年都有刑事犯遊街的盛事發生，很有意思。
轉帖兩篇比較公允的文章，談文革治安的問題的。基本觀點認為，文革時期，是公平正義大過講效率，現在是效率第一，因此公平公義秩序就要差一些。
原文地址：現在的社會治安狀況遠不如文革期間
原文作者：文貝
現在的社會治安狀況遠不如文革期間
在許多的人邏輯思維里，以點代面，以偏概全述事或說理成為一種習慣。
講西方富裕，他會說西方也有窮人。說美國民主自由，他能舉出許多美國不民主不自由的地方。談中國社會治安惡化，他會拿出美國恐怖襲擊及校園槍擊案說事。說西方法治較健全，他又會說西方的法治是維護資本利益。
2013年9月2日，《教課書之外》第24期登載一篇文章，題目叫《文革時代沒有惡性強姦案？》。文章針對一些人對李天一案發生後提出文革期間社會治安好進行批評，舉例說明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的幾起轟動惡性強姦事件。
文革中某將軍強姦聶帥家服務員 引主席震怒痛斥“爛泥扶不上牆”。據媒體透露，這位將軍指向的是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蕭華上將。說的是他受到衝擊，被保護到老帥們居住的北京西山。到聶榮臻元帥家聊天，把女服務員強姦了。不僅氣得聶榮臻心臟病發作住院，還讓毛澤東痛斥“你是扶不起的天子，扶不起的阿斗，稀泥抹不上籬笆牆啊！”。據說他從此被打倒。那位將軍被打倒了。 （摘自《微行：楊成武在1967》 作者：權延赤。這件事很可能是真的，因為在聶榮臻女兒的回憶文章中也有記述。
文革北京“雙橋老流氓”強姦案。
此案發生在1972年夏天。一案犯蒙面裸體夜入十八里店一農村民宅，強姦了一個帶孩子的年輕婦女。此後，這樣的案子接連發生，都是強姦，順便盜竊。作案範圍以朝陽區雙橋為中心，方圓大約10里，最遠的到通縣、順義等地，每一次案犯都自稱“老流氓”。為了抓捕罪犯，北京出動三百多民兵，採取重點設伏，幾次都被逃脫。公安十三處介入也無功而返。十年後的1981年10月21日，他在一次搶劫現場被一名退伍軍人抓獲並扭送到公安局。後來被一名退伍軍人抓獲扭送到公安局，經審訊才知道此人是北京警方十年追捕的“十八里店飛毛腿”李寶城。案犯最後交待作案380起 橫行10年。1982年7月27日在當時的通縣公審後被當場執行槍決。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被強姦。
1972年黑龍江建設兵團第二師十六團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兩人合夥姦污和猥褻幾十名女知青，引周恩來葉劍英大怒，並由此產生了中共中央1972年文件的下發和對類似問題的揭露。在後來的“傷痕文學”和“知青文學”中，時有這方面問題的披露，以致造成許多女知青被奸的印象，受到許多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反感和反擊。這其中《炎黃春秋》包括著名知青作家鄧賢（爺爺是裕大華資本集團老闆，父親是國民黨老兵，解放後為數學工程師。外祖父的叔叔石鳳翔的女兒石靜宜嫁給了蔣介石的二公子蔣緯國。文革中與舊時代的成都名流鄧錫侯、劉文輝等8個家庭，成為四川第一批被抄的人家。鄧賢被上山下鄉到兵團七年，文革後擔任教師。發表了許多與下鄉知青有關的作品。）散布的最多（鄧賢，當權力不受約束，文革期間那些遭侮辱的女青年）。
熊北平、熊紫平兩兄弟伙姦污女性。
熊北平、熊紫平兩兄弟的父親是開國少將之一，曾任浙江省軍區司令員的熊應棠。熊應棠因與林彪有牽聯，被調往四川搞國防建設。熊因為軍隊的生活待遇並未取消，他坐落在杭州清波門外的官邸兩層小樓雖然夫人隨行去了四川，兩個從部隊退伍回來參加工作的的孿生兒子熊紫平、熊北平繼續住在那裡。後來確認的事實表明，從1974年5月至1978年8月的這四年間裡，熊紫平、熊北平糾結馬少華，錢永明等14人，以“談戀愛”“介紹工作”“看電視”“舉辦音樂會”等藉口，勾引，劫持婦女到熊家，先後將140餘名女青年騙至熊家，其中66人被姦污，20人遭猥褻。1978年“二熊”被捕，1979年被以強姦罪判處死刑的，其中哥哥以認罪態度較好判死緩（後在監獄自殺）。此案套在文革頭上有點牽強，雖然“二熊”犯事可能始於1974年8月，然而他們的瘋狂卻是在文革結束之後的兩年中。眾人皆知，文革後在人們的生活觀念和生活追求轉變的社會環境下，部分青年經濟困難，思想苦悶，無所事事地遊蕩在社會上。一些隨着文革結束獲得新生的幹部子弟，依仗父輩的權勢開始胡作非為。終於招致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嚴打”，全國許多高官子弟受到懲處。其中包括全國人大委員長朱德的孫子朱國華、上海市委第二書記胡立教之養子胡曉陽、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其五的兒子陳曉蒙等。
這幾起案件幾乎成了文革的標誌性事件，意指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社會治安情況並不好。得出的結論是現在的社會治安並不差，因為文革社會治安不好，現在治安不好是正常現象。
文化大革命有沒有惡性案件是個偽命題，而中國改革開放前社會治安比後來好則是個真命題。
正如有的網友在跟貼中所講“任何時代都不可能沒有惡性案件,這沒有什麼,關鍵要看當時的社會、公眾、政府和官員對待惡性案件的態度！”同時，社會治安的好壞存在一個程度和普遍與個別的問題。
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時代的人都有切身體會。
文革時期的社會確實很亂。當權派被打倒了，公檢法失去了作用。正常的社會管理秩序被破壞，人人都可以成立組織並起來造反。然而這種看似無秩序的社會活動卻是在當時被認為高尚的思想境界下的自覺行為，並非是為了個人權力或從中發財謀利。運動的表現不是燒汽車，砸公共財物，與警察對壘。
表面上社會非常亂，但搶劫強姦等違法犯罪較少。一個人帶着財物走路不用擔心被搶；即使家裡沒人不關門，也別怕有人會進來偷盜；少女晚上獨行也極少受流氓干擾；小孩走失了會有人送回來，遇到困難會有很多人伸出援助之手；沒有妓女，沒有賭博的，更沒有販毒的。文革十年被槍決的死刑犯全國不到4000人，還不到現在一年的十分之一。即使在1984年進行“三種人”清查，查了一年僅抓了七千多所謂的罪犯，而且多是政治因素。
惡性案件、經濟犯罪少，家庭解體、宗教衝突、民族矛盾、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幾乎沒有市場。原因是毛澤東的思想正統教育得民心，使奸詐邪惡之徒不敢輕舉妄動。人民群眾有了是非觀念，懂得了做人的尊嚴。百姓自覺向主流政治看齊，群眾齊動員所形成的社會氛圍和浩然正氣。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徐州市東有一個橫在鐵路上的天橋，拉平板車送煤球或其它貨物的工人經過此地都很費力。經過此地的人經常可以看到一種現象，每當有平板車上坡的時候，旁邊的民眾會伸手幫助推拉。這裡面不僅有部隊戰士，還有不相識的群眾。其實在人們的心中並不都是抱着“做好事”受表揚的思想，而是一種“助人為樂”的表現，或者說社會氛圍下的一種覺悟。
對文化大革命社會治安比現在好的評價和判斷是基於事實，並非是為文革翻案或者是歌頌文化大革命。
無論是對歷史的評價還是對社會的總結，都有一個社會定位問題。文化大革命倡導的是公平，改革開放特色社會主義三十年的主題是效率，而今天的構建和諧社會則是秩序優先， 就社會主義社會而言，在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的關係中，公平是原則，民主是手段，秩序是條件，效率是目的。然而文化大革命偏重於公平，輕視了效率、民主和秩序，使社會發展失衡。同樣，在改革開放的特色社會主義期間，一味地追求效率，為了效率不顧公平，甚至用犧牲“公平”來換取“效率”。
公平不是均等，也不是絕對的平等。公平只是維持社會體系的一種公認的標準、度或評價。公平不是消除差別，某種程度上是承認並維持這種差別，是使這種差別維持在社會能夠接受的程度上。效率不能在犧牲公平的基礎上取得，而是在追求效率的時候兼顧公平。
在公平和效率存在矛盾的情況下，秩序則是兩者的有機統一。一個沒有秩序的社會既無法實現公平也無法達成效率。
和諧社會秩序是一種價值取向，而這種秩序的建立必須依靠法律來維持。無論是政治與經濟，民主與自由，公平與效率、權利與權力，穩定與發展，民族與世界，包括階級與人民等，都需要有規則的社會秩序來支持。
許多人嘴裡喊的“憲政”其實是一種秩序而非民主，而社會治安狀況是秩序的最直接反映。
搞清了社會某一階段的主軸，對於其間出現的某些方面或領域存在的問題就有了比較合情合理的解釋。比如文化大革命是以公平為中心，其經濟發展受到影響和社會秩序出現混亂則是次要的。改革開放後以效率優先，公平的犧牲和社會秩序的混亂是必然。
同時，社會並非只有公平、效率和秩序的三元結構，還有許多社會形態值得借鑑，民主法治社會，民主政治社會都是其中的選項。
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出現一些惡性治安案件就概論治安不好，就像不能因為英國航空公司一名飛行員性侵百名非洲幼女而否定整個英國飛行員隊伍一樣，任何社會、國家都有善者和惡者。問題在於是普遍性還是特殊性，是整體行為還是個體行為。或者說執政者是重視還是輕視。
當前中國社會治安不好是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官場貪腐是整體性而非個體性。房價高，看病難，教育成本高，貧富差距拉大等，是普遍現象而非個案。就改革開放前而言，上將蕭華的強姦案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中將王近山的婚外戀受到毛澤東和劉少奇主席的重視並嚴厲處分。知識青年被強姦的案件受到周恩來葉劍英及中央的重視。“天橋老流氓”發生後的群眾性追捕，反映了社會對這種違法行為的深惡痛絕。
相對於今天，由於許多犯罪太多或者越來越嚴重，中央重視程度不夠或者說打擊不力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任何社會形態都有其長處，也有其短板。就像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缺少競爭活力，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公平缺失一樣。在市場經濟下的今天，國家控制弱化，人口流動性大，必然派生出一些治安問題。作為國家治理，應當在發揚優勢方面的前提下，重視仰制這些短板，使其不能更嚴重的危害社會，或者阻礙社會的正常發展。
歷史及社會的檢討如果停留在這種“反唇相譏”式的批駁無益於總結和提高，這種借古頌今既無力又久公允。
文化大革命中有腐敗，有走後門。有強姦，也有其它惡性案件。有錯誤，有許多值得檢討或批評的東西。僅就社會治安狀況而言，今天遠不如文革時期。
文化大革命的其它問題和錯誤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2013.9.6
老公安：文革時，刑事案件一年沒幾起
來源:法律與生活
“我是在‘文革’期間，1971年參加公安工作的，那年我24歲。到公安局上班是許多年輕人所追求的理想，在社會的地位比較高，挺吃香的，除了部隊穿制服，再就是警察了。我第一次穿警服是渾身上下都是藍色，後來，上衣是白色褲子是藍色，年輕人穿上它可神氣了。‘文革’時，當民警也比較實惠，家屬農業人口可以轉非農業人口，工人身份還可以轉干，自己也覺得我是個警察應盡一份責任，應該好好干…… ”說到當年參加公安的感受，老劉仍掩飾不住自豪和激動。
劉鐵成回憶說，“文革”中，公安機關從上到下均實行軍管，不是現在實行條塊管理，以塊為主，上級負責業務，地方政府管理人事。公安機關辦理的案件，程序簡單，一錘定音，不用移交檢察院批捕和法院定罪。
當時，他所在的公安局，全局才40多名民警，全局只設治安股、政保股、秘書股等幾個股室，沒有刑警隊，警種很少，很少發生刑事案件，社會治安比較好，即使有案子，大多數是一些治安案件，若按現在的眼光看，那都是些雞毛蒜皮、不足掛齒的事情。“文革”期間，刑事案件一年沒有幾起，若發生了殺人案就成了當地的頭號新聞。
“哪像現在，特大刑事案件幾乎每月都發生。即使全局有四五百名民警，警種齊全，二三十個科室所隊仍是杯水車薪，把民警累得焦頭爛額，超負荷地工作着。”
談到公安機關的執法環境，劉鐵成感觸頗深：“時代變化很快，‘文革’期間，公安機關辦理案件比較好辦，把案件當事人傳到公安局，上級領導不敢打電話、遞條子疏通，也沒有人來公安局說情走後門，一般案件用不着費多大工夫，就會把案件搞得一清二楚，搞案子需要群眾作證，群眾積極性高漲，不要任何費用，積極主動為公安機關提供線索……”
說到這裡，他深深地陷於對往日執法環境的留戀之中，他嘆了一口氣，如今公安機關的執法環境卻大相徑庭，似乎有難言之隱……
實戰證明，警力有限，民力無限。公安機關只有堅持專項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才是制勝的法寶，這是任何時候都要堅持的。當然密切警民關係是作好專項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前提。
劉鐵成說，“文革”時期，警民關係密切，親如魚水關係，電影《馬天民》可以說是警察生活的寫照。“那時我們下鄉辦案，群眾看到我們十分親熱，在村里都是排隊邀請我們去吃飯，群眾都盼着民警到自己家裡吃飯。
融洽的警民關係對我們開展工作好處可多呢，與群眾拉拉家常，聊聊天，既溝通了感情，又了解了社情民意，有時群眾還給公安機關提供違法犯罪線索，公安機關通過線索抓獲了不少違法犯罪分子。”
劉鐵成說，那時候，如果民警在大街小巷抓獲犯罪分子需要群眾幫忙，群眾都會踴躍站出來，協助公安機關制伏違法犯罪分子，看到民警追趕犯罪嫌疑人，需要交通工具，會主動讓出來給民警無償使用。
“不像現在警民關係這樣疏遠，民警辦案，需要群眾作證時，即使是看到了，也不願意作證，讓公安機關十分尷尬；在民警遇到危難時，有的群眾熟視無睹，袖手旁觀。在群體事件中，有時公安機關處置不好與群眾直接發生了衝突，竟成為對立面，這是以前所沒發生過的…… ”
30年了，當年風華正茂的劉鐵成警官，如今兩鬢霜白，那時他和他的戰友們為成為人民警察而自豪，也為自己選擇的職業和這一時刻凝固起來的為人民服務、保護人民、熱愛人民的崇高信念而終生不渝。
偵破盜竊兩麻袋花生米的大案
人的一生經歷的事情成千上萬，有的事情如過眼雲煙，有的事情則刻骨銘心。其中“文革”期間，劉鐵成經歷的一起爆炸案讓他知道，警察是在刀尖上跳舞的人。
1976年5月2日，蓬萊市山鄉公社望里大隊發生了一起盜竊案，被盜兩麻袋花生米，大約200多斤，價值人民幣15元。
按當時的規定，像這樣的案件在當地屬於大案了，公安機關必須立案偵破。於是蓬萊市公安局立即調集偵破人員予以偵破。
當時劉鐵成和戰友王同欽在崮寺店公社偵破另一起案件，5月4日上午，他倆接到命令後，火速趕到望里大隊，參加破案。
我在現場看了看，發現現場周圍漏有幾粒花生米，再往前走幾步，又發現地上有花生米，我按“米”尋蹤，沿着小道，走出村外，一直找到鄰村天王大隊的張天雄家門口。
我和其他民警分析，這起盜竊案有可能是張天雄干的。因為張天雄有盜竊劣跡，又在他家門口發現了花生米。於是我立即向負責此案的趙興展副局長匯報，初步認定此案是張天雄所為。
5月4日下午，專案組做出決定，搜查張天雄的家，以求人贓俱獲。去執行任務的有十多名公安人員和十多名大隊幹部、民兵。
當公安人員來到張天雄家裡時，發現張天雄、他的父親和他的五弟都在西屋炕上。為了慎重起見，專案組決定讓張天雄和他五弟到大隊去，以瓦解力量，讓張天雄的父親在家裡，配合公安的搜查。
當時張天雄坐在西屋炕上的裡邊，窗台上放着酒瓶，看樣子是剛喝過酒。進屋後，我指着張天雄和他的五弟說，你倆到大隊去，需要了解一些事情。他倆說到大隊去幹什麼？不管怎麼說就是不去。於是，我用手往下拉張天雄，他把手一甩，根本不理這一套，我這一抓，他不但不下來，反而挪到炕裡邊，他家的炕台挺高，我更夠不着他了。
怎麼辦？我和其他公安人員只好耐着性子做工作，大約過了半個小時，張天雄還是不肯跟公安人員到大隊去。
正在這時，不知是誰大喊了一聲“不好，有炸藥味！”原來張天雄趁着公安人員不注意，已經點燃了提前捆綁在身上的炸藥包。擠滿20多人的小屋，一下子騷亂起來，拼命向外跑去……
抓捕時，罪犯引爆炸彈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狀況，劉鐵成巧妙地退到正間地，停下腳步，轉身一看，張天雄狠狠地抱住大隊書記王任現，將其摔倒，欲和大隊書記同歸於盡。
當時有的民兵抓着張天雄的頭髮，有的拽着衣服，還有的摁着張天雄的腿。
情況萬分危急，一旦炸藥爆炸，在場20多人就會失去生命。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我趕緊讓大家趕快撤離現場，一邊急忙掏出手槍對準張天雄的腦袋，開了兩槍，第一槍沒有響，我又跟上一槍。這一槍，張天雄的腦袋趴下了。天王大隊書記王任現才逃出來了。
正當我們準備往外撤離時，“轟隆”一聲，炸藥爆炸了，震耳欲聾的爆炸將正間屋的房頂炸開一個直徑兩米大的洞口，炸得正間地的兩個鍋台夷為平地，張天雄血肉橫飛。
我記得，爆炸掀起的氣浪霎時將我猛推到院子裡，我倒在地上昏迷了一會兒，醒來後爬了起來。我看了看周圍，發現有的同志躲藏在東屋裡，沒有出來。在那種情況下，我急忙搶救其他同志，跑到東屋窗前，三下五除二猛地把窗踹開，讓其他同志從東屋跑了出來。
擔心第二次發生爆炸，在場指揮的趙局長，調來駐紮在天王大隊一個排的部隊，將張天雄家四周包圍。隨後又找來張天雄的大哥喊話，進行政策攻心，喊了半個小時，屋裡仍然沒有動靜。
這時，趙局長問：“張天雄的父親和他的五弟哪裡去了？”
我說：“可能還在家裡？”
“你進去看看。”趙局長命令道。
當時，我的手槍不好使用，便從另一位同志手裡換了一把“五四”手槍，就拿起手槍沖了進去。在正屋門口，我朝屋裡望去，只見屋裡烏煙瘴氣，看不清任何情況。不過，從屋裡傳出一股刺鼻的敵敵畏農藥味道，我分析張天雄的父親和他的五弟可能是喝藥自殺了。等煙霧散盡，果然發現張天雄的父親和他的五弟喝藥自殺了，躺在西屋的炕上。
公安人員在清理現場時，發現張天雄家的西屋炕席下面有一把長砍刀。東屋一進門北面地下挖了一個大洞，裡面藏有望里大隊被盜的兩麻袋花生米。
當案情慢慢平靜下來時，這時的劉鐵成才感到腦部有疼痛的感覺，公安局立即把他送進縣醫院，經過醫生診斷，他被炸成嚴重的腦震盪，需要在醫院治療。經過40多天診治，劉鐵成終於恢復了健康。
劉鐵成的英勇壯舉，贏得了社會各界的稱讚，授予他鮮花和榮譽本該當之無愧，但隨後，中國歷史上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發生了，“四人幫”被打倒了，全國各個行業都加入到聲討“四人幫”的政治潮流中，公安機關也不例外。就這樣耽誤下來，為劉鐵成記功和表彰的事情便與他失之交臂。
如今談起這件事情，老劉一臉的淡泊與從容，心態是如此的謙遜和平和。他說：“如今功名和榮譽對我來說，都是過眼煙雲，那些東西有和沒有都無所謂了，只要我盡到一個人民警察的責任，問心無愧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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