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湖南道縣大屠殺看文革中的兩派

我們一般人對文革的看法往往是，造反派是最惡的，是奪權者也是迫害人者，甚至是殺人者。但是，現在我們卻不斷發現，很多事情，尤其是很惡劣的事情，都不是造反派干的，而恰是所謂的掌權者，或所謂的走資派官僚系統的人幹的。包括最近的宋彬彬道歉事件，所揭露出來的，恰恰是最早的一代紅衛兵，所謂老紅衛兵，大多是高乾子弟，後面有當權者撐腰，而他們往往是迫害人者，甚至是殺人者。原因很簡單，因為，造反派是要奪權，也就是奪取當權派官僚們的權，他們的目標是當權的官僚，而不是所謂的黑五類之流，四類分子等，或一般群眾。

這種想法是否有規律性呢？我們還可以看一個例證，就是1967年，湖南道縣的大屠殺事件。道縣大屠殺，是非常駭人聽聞，也是令人髮指的。一共被屠殺的人接近5000人，而全地區，也就是道縣所在零陵地區，死亡人數接近1萬人。那麼，殺害這麼多的人，而且多數是在農村殺的，他們為什麼要殺這麼多的人呢？而這些殺人者又是什麼人？被殺者，是些什麼人？

按維基百科道縣事件的條目，我們有如下的歷史事實，以下黑體字均出自維基百科：

道縣事件，也稱道縣慘案、道縣大屠殺、道縣文革殺人事件，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在湖南省零陵地區道縣發生的針對“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的大規模屠殺事件，波及零陵地區（現稱永州市）其他10個縣。據統計，道縣事件在當地造成的死亡人數達4519人，其中4193人被殺，326人被迫自殺。

一般人肯定會說，殺四類分子，肯定是造反派干的，但事實正好相反。道縣當時分兩派，一個是所謂的革聯（無產階級革命派鬥批改聯合指揮部，簡稱“革聯”），也就是造反派，一個是所謂的紅聯（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簡稱“紅聯”），紅聯是當權派官僚。

革聯“主要由青年學生、市民、手工業者、下層知識分子及少數幹部組成”，堅持反對當權的官僚階層；紅聯“則與當地新舊政權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在全國奪權運動中參加了本縣的“一月奪權”，擁有該縣當權者和“幾乎整個鄉村政權及組織”的支持。[1]

革聯當時是造反派，占據了道縣的道縣二中，而紅聯則到了廣大的農村，走所謂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由於革聯先下手，奪取了縣城武裝部的槍支，並防守在道縣二中，紅聯對道縣二中的數次進攻被打退，還死了幾個人，於是紅聯開始在農村進行報復性的大屠殺。 不過，這個報復很奇怪，他們說，縣城二中的革聯是由四類分子組成，其實這完全不是事實，造反派的成分肯定是好的，文革中四類分子根本沒有資格參與革命，革聯“主要由青年學生、市民、手工業者、下層知識分子及少數幹部組成”，堅持反對當權的官僚階層，然後紅聯就開始在農村殺所謂的四類分子。其實後來殺的也不全是四類分子和其子女，而是擴大化了。

自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1]

受道縣事件影響，全地區其餘10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逼迫自殺1397人；另外，致傷致殘2146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分子3576人，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1]

被殺人中，年紀最大者78歲，最小者10天。[1]

在殺人潮中，道縣成立了數以百計的“貧下中農最高（高級）法院”。但只有柑子園公社正式掛牌辦公開庭。8月23日，柑子園公社“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掛牌成立，後因有人指出“最高”有奪中央機關的權之嫌，改稱“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4]。公社貧下中農協會副主席梁域當選為“貧下中農高級法院”院長。[1]

“柑子園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成立後，共開庭審訊了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相比該縣其他公社完全沒有“程序”的殺人，該公社在當時還算是比較“文明”的。後來因“手續簡化”，權力下放至各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公社的高級法院也就有名無實了。[1]

這樣的結果也許出乎很多人的意外，殺人者不是造反派而是當權派和各級官僚。其實，這也簡單，官僚和當權派如何會主動讓出領導權？其實，道縣事件，或道縣大屠殺事件，有一個象徵意義，也就是文革本身，其實就是兩派的較量，造反派與當權派官僚的較量。很難說造反派勝利了，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下的造反派並沒有在基層獲勝，也許在部分地區獲勝，或有少數造反派被提拔到中央，如王洪文，但大多數是失敗的。原因也簡單，當權派官僚是實力派，上下都有人，也有組織系統。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後來文革結束，毛死了以後，以前的當權派官僚很快獲勝，鄧重新掌權。其實在1973年鄧重新出山以後，有些被打倒的當權派官僚就已經恢復職務了。反過來也可以說，毛失敗了，也就是毛反對官僚的鬥爭最後是失敗了，而且，當毛以全體官僚為敵的時候，他自己也就變成了孤家寡人，這也很正常，而且，當他是孤家寡人的時候，他也一定是個失敗者。這裡我們先不評論毛和鄧誰對誰錯，或毛的文革是否有正義性，或其方法是否得當，方式是否有正義性，而只是指出一個事實，至少在道縣大屠殺中，殺人者不是造反派而是當權派官僚系統。

道縣大屠殺案件最後的處理也很有意思，意味深長。也就是胡耀邦他們的處理方式。殺了那麼多人的當年的當權派各級官僚，基本沒有被追究責任，有的只是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而已。僅有幾個人被判刑。可能當年是按政治事件處理，而不是按刑事事件處理。

一、對一千多名尤其是大隊、生產隊的殺人策劃者和兇手作出了開除黨籍、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等黨紀政紀處分。

二、幾十名在公社以上範圍內為首組織策劃殺人的國家幹部被逮捕，並判有期徒刑。如關有志、袁甫禮。

三、對那些謀財害命者、強姦輪姦殺人者、積極主動充當兇手情節特別惡劣者、上級明確制止殺人後仍然成批組織殺人者逮捕法辦，追究刑事責任。

但是，這樣的處理，死難者家屬不服，多次到北京上訪，甚至圍住胡耀邦的住處鳴冤。

1985年9月中旬，道縣102個遺屬到北京上訪，先後去過國辦信訪局、中辦信訪局，到天安門廣場散發傳單，試圖進去新華門時被中央警衛局勸退。第二天，美國之音報道了此事。[7]10月上旬，84個遺屬進京上訪，通過當時在北京工作的道縣籍政府工作人員得知了胡耀邦的住所地址，聚集在胡耀邦住地附近堵塞交通達四個小時。10月下旬，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毛致用召開會議，專題研究處理零陵地區殺人遺留問題，當負責人匯報當時道縣主要領導沒有採取措施制止殺人時，毛致用站起來說：“一定要處分XXX，不然遺屬有意見，上訪穩定不下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