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与政治对资本的恐惧

一般人都会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政治对资本的让步或鼓励，这好像成立，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的历史，好像就是如此，是政治在逐步退让，包括政治力量从企业中大部退出，而资本的力量大增。而中国的特色仅仅在于，新出现的资本中有政治利益的直接转化者：权贵资本。而依附于政治的权贵资本，并不是政治的退让的结果，而是政治的同盟者和战友，或是政治的资本转化方式。

但问题是，中国是否真的能变成西方那样，就是资本成为决定性力量，政治不过是资本的依附者呢？这很值得怀疑，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政治集团永远优先，文官集团所构成的政治集团，永远可以支配资本集团。这就是中国历代的优先顺序：士，农，工，商。当然，现在商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跑在农工的前面，也就是顺序变成：士，商，工、农，农已经处在最后了。但是，中国的商是否真能跑在士人的前面，也就是跑在党的前面，或政治的前面，成为第一，如同西方那样，这个笔者非常怀疑。西方国家的优先顺序是：商，士，工，农。西方社会的人才，一般来说，最优秀的，是在商圈，然后是学者，之后才是政治。而中国过去与现在，最优秀的人才，还是在政治圈。中国是学而优则仕，西方是商而优则仕。

就中国历史而言，政治虽然一直是决定性的力量，但中国的资本也曾经有很大的能量，如在宋代，如在明代。宋代的工商资本曾经非常有力量，发展也很好，并曾经影响过宋代的政治和军事，甚至外交。宋代在对外方面的极度忍让和忍耐，其实就是工商资本的影响，因为，国家乱了，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太过强硬，对工商资本的发展影响太大。而在外交方面，采用以金钱换和平的办法，可以看出资本在外交和国家战略方面的作用。但问题是，资本的核心在利益，而不是国家的体面，或政治正确。利益第一的结果，必然对国家整体有伤害，甚至有卖国嫌疑，这就是中国资本的特点。宋代对外积弱，就是资本决策的结果。明代也是如此，在明末的时候，资本也非常发达，尤其是民间资本，国穷而民富，但明朝并没有逃过灭亡的命运。而资本本身，在国家危亡的时候，采用的不是力挺国家，而是逃避，以个人利益优先，不顾国家利益。最后大明朝灭亡以后，这些资本也不好过，因为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崇祯帝在帝国危难之时，让北京富豪出钱为国捐款，那些富豪都不干，一毛不拔，但李闯进京以后，搜刮出来的钱财轻易达到7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明末三年国家的财政收入。这就是中国资本的特性，与国家利益的非合一性。

中国的政治对资本的恐惧，在历史中可以找出本土的源头，而在近代，很多人又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方面汲取营养，以构成新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新一轮的政治对资本的恐惧感。

中国革命，尤其是共产党的革命本身，就是政治对资本恐惧，进而打压资本的一个例证。而毛泽东的文革，也可以说是一种改革，其改革的目的，其实就是政治对资本的恐惧，或对政治集团可能被资本集团所操纵的未来时的恐惧，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努力，当然，毛没有成功，失败了，但也留下了其努力的历史遗产，这样的遗产会被后代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继承，包括习总。而邓的改革，按说是政治对资本的解套或信任，放权等等，不过，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党，其一党地位没有改变，其对资本的恐惧仍在。现在的中国，资本可能已经不是政治的奴隶了，但也没有达到大太太的地位，甚至连姨太太的地位都没有达到，估计就是通房丫头的地位和水平吧。这就是中国和西方的根本区别所在。

不过，中国的资本经过三十五年狂飙突进式的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底气，也就是资本也很想摆脱通房丫头的命运，甚至想干预朝政，或资本与利益集团合作来决定国策与改革的方向。但这种努力会遭到政治的反击和约束。薄熙来是第一次反击，如今，习总开始了第二次的反击。可能，很多人认为，薄熙来对资本的反击是成立的，而习总的反击成立吗？很多人不会认可。但笔者认为，因为从大的方面看，是成立的。

习总现在是五大教派的教主，集五大权力于一身。但习总是资本的总代表吗？当然不是，习还是政治，而不是资本的代理。习虽然是红二代，但还是中国士人，其政治本身，是超越了资本的。当然也有人会说，习可能也是资本的代理或合伙人，如果从整体红二代来看，这样的结论应该是对的，红二代已经蜕化成资本本身或资本代理人了。但习本身，还不全是，原因也简单，因为习还是会受到党的制约和限制，而党本身，为保持其一党独大的地位和执政地位，还是会与资本本身划清界限，或至少保持距离的。那么，在中国，为什么资本不能为主人，而政治为奴呢？这就是中国资本的局限性了，也是中国国家构成和社会构成的独特性了。

西方国家是商业立国，资本立国，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市场，优胜劣汰是基本原则。资本已经深入各个角落，占据决定性的权力地位。西方的政治，只是在很小范围内发生，对社会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因此，西方的政治民主本身，也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发生，影响也非常有限。这是很多中国人误读西方的地方，认为西方的政治与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一样，这是非常错误的。西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政治，而是资本。

而中国，政治影响力与西方的资本影响力是一样的，两者处于同一个级别。我们总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其实，在中国，可以说，资本是政治的继续，而在西方，政治是资本的继续，中国和西方两者正好相反。这很有意思。也因此，中国是官本位国家，而西方，是资本本位国家。

回到改革的话题。毛的文革，是政治对资本的恐惧；邓的改革，是将处于士农工商最后一位的商，给推进到第二位，也就是士之后就是商，但这个商，是绝对不可以超过士的。也就是，资本是不可以超越政治的。而薄熙来的改革，是政治对资本的一种反击和震摄，意思是说，你资本不可以越位。习总的改革总的来看也是如此。反腐败本身，就是政治对资本超级力量的一种打击。因为，当资本腐败了所有官员以后，资本就胜利了，资本为王，而政治为奴就实现了。而习总本人亲自掌控国安委和深化改革小组，也是将政治凌驾于资本之上，改革的方向，仍然是由政治决定，或党来决定，而不是资本决定。

很多人寄希望于习大大可以放开更多的空间给资本，笔者不这样看。中国未来的改革，无论在土地方面，国企方面，资本放开方面，都将会有更严重的博弈局面，改革向哪个方向走，还很难说，因为三中公报和决定，都是模糊的，两可的，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看如何解释和如何实行了，这是关键。关键不是看如何说，而是看如何做。

笔者认为，习总仍然会面临毛当时的感觉，就是政治对资本的恐惧。中国的资本最大的问题，或中国的资本不能凌驾于政治之上，其主要的原因，就是资本本身的天然特性的逐利性。按说，资本的逐利性是本性，并无罪，但这个逐利性放在当下的中国不行，或逐利性起决定作用不行。不行的原因很简单，中国是后发国家，资本的超级作用来中国太晚了，地球就这么大了，世界利益基本被瓜分完毕了。中国的问题是，利益有限，还要和平崛起，而又不能靠海外掠夺和战争来抢。美国战略东移就是告诉中国，你不能靠发动战争来抢。无论是毛时代的崛起，还是这三十五年的崛起，中国都不能如西方国家一样，靠战争和掠夺来崛起，因此，中国资本的第一桶金不是来自海外掠夺与战争。西方国家的资本的第一桶金大多如此，包括日本也是这样，也就是说，西方的资本是带血的，是有罪的，是靠掠夺和战争的。但西方资本的特点是对外有罪，但对内无罪。对内，其资本是干净的，包括日本从甲午战争中掠夺中国的两亿两白银，对中国是有罪的，但对日本国内是无罪的。

因此，西方国家，无论当年的西班牙，荷兰，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日本，德国，都可以将带血的资本洗白了，然后资本天然在西方国家内有正义性，有道德性，如此，西方的资本可以做王，资本可以操控政治和军事，让政治和军事为资本的利益服务。但中国不行，中国资本的带血性，是从对内掠夺而来，因此，中国的资本的原罪性无法洗白。老百姓对中国的资本和超级富豪，有天然的敌视，无论这些人怎样辩解都没有用。其实，包括毛时代，为了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其资本的来源，也是对国内农民的掠夺，也是带血的，所不同的是，毛时代没有将这带血的资本用于个人，或个人占有，而是用于国家建设。邓时代略有不同，包括江朱时代，将五千万工人下岗，变相贱卖国企，资本本身被个人占有，因此，这个带血的资本，如何可以将自己洗白？将一个婊子变成良家妇女？或既做婊子又立牌坊？占领道德高地而超越政治达到统治地位？这不可能。中国人民没有那样傻。

如此，中国的资本要超越政治非常的难，在中国做王也非常的难。如果有一天，习总成为资本利益的总代表，他很快就会倒台。无论习名头上的头衔有多少，权力有多么集中，都没有用的。这就是中国的特色，既有历史传统文化的特色，也有现实中国的特色。中国现在1千万财产以上的富豪，有20%已经移民，有60--70%正在办理移民或想移民，这就是资本对政治恐惧的反向表现。

中国人希望中国的政治是清明的，至少是能超越资本之上的，能对资本的为非作歹加以制衡，而不是被资本操纵。这是中国与西方最大的不同。也因此，中国的政治，天然对资本有恐惧心理，非常担心自己会不小心变成资本本身，因为那样，自己也就垮台了。中国的政治，一定会非常小心地与资本划清界限，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独大性的，有的时候，还会对资本进行打压，这都非常正常。所以，奢望习大大能对资本进一步的妥协，在中国是不现实的。而且，在中国按西方的规则玩政治游戏，包括选举等等，之所以不现实的原因是，中国的资本还没有占决定性力量，在政治大于资本的前提下，玩政治游戏只能导致国家动乱。西方国家的政治游戏之所以不能引起动乱，其主要原因是资本大于政治，资本控制社会保持稳定，然后划定一个圈子让政治游戏进行，包括民主游戏进行，这是可以的。而在中国，保持国家稳定的力量不是资本，而是政治，所以这个政治游戏玩不得。玩玩资本游戏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