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制制度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现在是很有活力的时期，但也是乱像迭出的时代。重庆的打黑是不得已，老薄也说，他是不得不出手。也有人说是黑逼官反，这话很黑色幽默。为什么会到了如此的地步，公安局可以全烂掉，刑侦大队只能全换掉，因为都黑社会化了。其实黑社会化的不止是公安局，很早就有人说，共产党已经控制不了乡村一级了，村一级基本都黑社会化了。当然也许有些夸张。黑社会其实就是豪强势力的抬头。

黑社会的本质是豪强想与中央政府对抗，或与地方政府对抗，要分政府的权力，要分政府的钱粮，再大一点就是要分政府的地盘，可能还要分政府的军队了。很可怕。而其实质，就是一个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的问题。我们说，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央黑社会化了，黑社会一般是在地方上，因为豪强在地方上的权力大了，就要独立性，独立就是分权，分权，就是黑社会。就是有一部分的权力是分给另一些人的，政府和中央是管不了的，而这些的豪强往往与地方政府是同一批人。

而地方的豪强黑社会一旦达到可以独立，那天下就乱了。

黑社会的出现标志着中央集权权力的下降。那么中央的权力是什么时候开始下降的呢？老毛曾说过，他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或者只能治理北京郊区的四季青人民公社。老毛当然是太夸张了。老毛的权力是最大的，他的对手还不是什么黑社会，而是党内的另一派而已。而中央现在的对手，有地方的实力派，也有豪强的黑社会，有时是地方与豪强黑社会的联手。其实温家宝的金融政策，经常是出不了中南海的，经常遭到地方势力的抵制。当年朱镕基的金融政策也是同样的命运。国家的房地产政策也是变来变去，动荡不宁，即也遭到了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的顽强阻击。温家宝在四川大地震时说了一句很有名也很无奈的话，当时是对军队的将领说的：你们是人民的税养着的，你们看着办吧。其实温说话的对象也不只是对军队的人，可见，温的无奈。

从种种的迹象看，中央的权力与毛时代相比是明显的下降了。

在现代中国，毛泽东时代是严厉的专制统治时代，邓小平时代，开始了比较宽松的专制统治时期。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言，毛时代是中央强而地方弱，毛时代是绝没有什么黑社会的；而地方弱，竟然弱到在三年困难时期，地方饿死了几千万人，而人民没有造反，也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但中央强的结果也很明显，即地方上毫无活力，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人民的头脑和生命力全被束缚住了，好像天下只有毛一个脑袋在用，其他人执行就可以了。

而现在，地方的权力是大起来了，人民的脑袋也转起来了，人们生活也好起来了，当然，社会也有点乱起来了。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即在中国专制制度下的关系问题。而对于在中央集权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一句老话叫，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一统就死意思是说，中央权力超强，地方就死了；而一旦中央放权，地方就乱了。意思是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总也平衡不了。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一统就死，一放就乱？那就要看什么是中央集权制了，也即中国专制制度了，或叫郡县制的统治方式了。

从中国历史看，以郡县制的统治方式去治理一个百里或千里之国，历史上证明是可行的，如战国时代的诸侯各国。而以郡县制去治理一个万里大国，则有失败有成功。秦朝的失败和汉朝的成功可以明证。但是汉朝的成功在于它一开始实行的是双轨制，即郡县与分封并举。这是采取一个过渡的方式，统治阶级的小心翼翼可见一般。即以一半或略少于一半的土地由中央直接控制，实行郡县制的管理模式，而以另一半的土地分封诸侯，让同姓的诸侯王协助管理国家。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因此汉朝前期，成功地避免了重蹈秦朝16年即覆灭的覆辙。

当汉代的中央政权稳定后，中央便采取削藩的政策力图削去诸侯各国，以使中央独大的局面成为事实。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到底适合管理多大的领土和人口的国家较为有利，中西方对此都有过论争。对于一个百里之国或千里之国而言，由一个政府控制是很合适的。因为这个中央政府所在之地的军队抵达四周的边境以古代的马匹的速度为标准，皆可以在一天之内到达。无论是税收，诉讼，治安，都很容易控制。罗马帝国那个时候，为了提高军队抵达的速度，开始大规模地修建罗马大道，以提高运兵的速度。这样便可以扩大帝国控制的版图。

汉初，汉朝天子所控之地，基本为秦国的故地（不是指秦帝国）加上燕赵两国的一部分。这片土地基本上为千里之国或略大一些。这时候的各郡县基本在中央的直接掌控之下，不会有天高皇帝远，或鞭长莫及的感觉。因为中央就在身边，皇帝的目光无所不在。中央的法令法律，也是根据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出入不大。而其他的诸侯国，各管各的，各个封国的土地小于千里之地，控制起来也很方便。各国都有自己的军队，人数虽少有中央，但维持各国的治安足够了。

当汉代中央政府逐一削平各藩国后，中央的直辖版图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央与地方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中央渐次削平诸侯，并不等于就没有地方与中央的矛盾了，因为中央必须委派官吏去治理地方。由于路途遥远，因此也必须加派军队去地方。为防止军队作乱，军队一般不归地方官管辖，而是由中央直接掌控。但远在千里之外的军队，因为生活和治安的问题，不可能不与地方接触，有时还有军队的势力过大，直接控制地方政府的。这都有地方势力抬头的可能。

汉代中央政府的一个优势在于中央直接面对匈奴的威胁。因此在与匈奴的作战中，中央的军事实力上升，但并不会威胁中央本身，而是对诸侯各国形成压力。但在唐代就不是这样。唐代没有怎么分封，但边境负责对外作战的藩镇将领的权力很大，有军权有政权，在对外作战中实力越来越大，形成外强而中央弱的局面，而后来爆发的安史之乱，便是地方的超强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挑战。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的势力仍很大。

汉代中期，封国的势力已经很小了，但地方豪强势力已然坐大。王莽改制后引发了天下豪强的反抗，便是明证。光武帝中兴后，地方势力仍然很强大，光武帝也没有办法。

从汉代和唐代在中期都产生足以使天下全面动乱的局面看，以郡县制掌控万里之大国，实在有些力不从心的味道。因为由一个政府行使中央集权于万里之地，实在是有些的勉强，政府的法令法规，肯定不会适应于各地复杂的环境与局面，因此其管理的效率就会降低，甚至有负效应。

宋代汲取唐代灭亡的教训，极力弱化军队，以文人压军人。皇帝想出各种办法来削弱军队，如杯酒释兵权，如兵不习将，将不习兵。结果是国内固然是安定了，但对外作战的军事实力则大为下降，结果是由北宋至于南宋，直至最后被蒙古所灭。

汉唐中期的动乱来自于中央弱而地方的豪强势力太强，对外作战很有战力和效果，但灭亡于地方的豪强势力过大。而宋代是中央强而地方弱，国内是安定了，但灭亡于外族，也是灭亡。

明朝又一次采取了汉代用过的分封与郡县双轨制的办法来掌控国家，但由于明朝开国的首都定于南京，而将对付依然很强大的蒙古军队的任务交给了封国的燕王朱棣，结果是封国燕王朱棣在与蒙古人作战中实力大增，当中央开始削藩时，燕王朱棣顺势反抗，竟然成功地夺取了皇位。朱棣迁都北京的一个原因是不愿意看到又一个燕王将来造反，因为有明一代，一直面临北部蒙古和突厥人的军事压力。无论哪个封国在北面，其势力必然要坐大。唯一的办法就是中央去北面戍守，中央坐大总不会威胁自己吧。这种调整也即是调回到了汉初中央的对外，对匈奴的形势上。因此我们也看到，明朝历代皇帝，直到明崇祯时，无论北面的军事压力有多大，一直都不肯迁都到南方的原因，就是他们看清了，守不住北京，就守不住明帝国。当然，最后还是没有守住。

清代，由于统治者来自于北方异族，因此帝国的北部威胁消失。清代的皇帝是历代皇帝中权力最大的，高度集权，上书房与军机处，就是一个秘书班子，权力集中于皇帝本人。但清代各皇帝都能兢兢业业，不似明朝后几代皇帝那般的儿戏，因此清帝国前中期还算可以。但高度集权的统治，束缚了地方的发展，以至于帝国从总体上落后于西方各国，并终于因为抵抗不住外部的侵略与内部的造反的压力，而最后灭亡。

综述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于万里之大国的各朝代，皆因处理不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导致最后灭亡。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平衡时，如汉唐的前期，国力便强大。当中央弱于地方时便亡国，如汉唐的后期。当中央强于地方，中央集权加强，地方很弱，以至国内安定，但对外军力减弱时，也灭亡，如宋代，如明清。

毛时代，也是用尽了各种手段来加强中央集权。如开国后不久，便调地方的大员进京，所谓五马进京，其中有邓小平，高岗等。然后，8大军区司令对调，以防止其在地方坐大。还设北京、天津、上海为中央直辖。后来又搞了一个城乡对立，用户口将老百姓拴在土地上，不能动。三年困难时期，如刘少奇讲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老百姓饿死那么多人，但没有发生农民起义，原因在于毛在意识形态上给了农民一个很高的地位，在知识分子之上，又用户口拴死了农民。毛的工业化，军事工业的原始积累，完全靠压榨农民，所谓的剪刀差，就是压榨农民。饿死那么多人，是为了出口农产品以换取军事工业所需的东西。中国的两弹一星，是建立在压榨农民和饿死农民的基础上的。

毛靠压榨农民搞起了中国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有功有过。但地方统得过死的结果就是，地方毫无活力，人民没有聪明和智慧，天下只有一个脑袋在运转，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

现在地方活起来了，地方的豪强势力也开始大起来了，利益集团也坐大了。中央手中，有军权，有央企，不知靠这两个东西是否会震住地方的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