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要對中國文明的衰落負責嗎？

我們都很習慣將孔子與孟子並稱，孔孟孔孟，當然二人是儒家的代表，所謂孔孟之道是也。而且也知道孔子是中國的聖人，孟子是亞聖。可是，如果我們回到歷史的話，會發現，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孟子是活躍在戰國時代；孔子一直就很有名，但孟子一直卻默默無聞。大概一直過了1千多年，孟子才又浮現出來了，這時，已經是到了宋代的時候了。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生活在漢代，唐代，宋代的前期，我們可能都不知道孟子是誰，可一過了宋代，到了明清，我們不僅知道孟子為誰，還知道孟子為亞聖，地位僅次於孔子了，這個差別實在是太過懸殊了吧。

而且，還有一個事實是，當我們知道孔子，也知道其他派別，如漢代的道法儒並用，唐代的法道儒佛並舉，而不知道孟子的時候，中國的文明是向上走，但當孟子的地位升到與孔子幾乎並列，且開始獨尊為大的時候，從明清開始，中國的文明就向下走了，這裡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孟子的出現似乎有點巧合，難道中國文明走下坡路與孟子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嗎？

而孟子的出現與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的新儒家們的所為，即二程，朱熹他們，是他們，也可稱為理學家或道學家，將孟子抬到了亞聖的地位，甚至，所謂的《四書》中的三卷，孟子，大學，中庸，以前，一千多年來，也都沒有出現和有那麼高的地位，而到了宋代的理學家、道學家的手中，這三卷書便也上升到與《論語》幾乎同等的地位，為後代的儒生們所供奉。

在中國宋代的中後期，中國的文化發生了非常大的轉變，而這種轉變的直接後果，卻是中國文明進入到了逐漸衰微的時代，因此，那次的文化上的變革，其意義非常的重大。這裡我們先來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是什麼使中國文明發生了逆轉。

我們先來看看孟子其人極其思想，看孟子的思想到底跟孔子的思想有什麼不同，然後再來看孟子的文化責任的問題。當然也順帶討論一下程朱他們的歷史文化責任問題。

1. 本性論。

我們都知道孟子有一個人性本善的說法，而且以為這也是孔子或儒家的說法，其實這是大錯特錯了。三字經裡面第一句話就是人之初，性本善，這是孟子的思想，而不是孔子的思想。孔子沒有性本善的說法。從孔子的一貫的思想來看，孔子也不可能有人性本善的觀點，因為孔子不認為人性是善的。孔子也談到過人性的問題，但孔子只是說，“性相近，習相遠”，還有就是很有名的“食色，性也。”也就是說，孔子認為人好吃，好色，是人的本性，而且，孔子還有一句話是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有意思的是，孔子這句話在《論語》中竟然出現了二次，可見孔子是多次說過這句話，因此給孔子的弟子們以深刻的印象，他們也就多次的記載了這句話。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如果將德與色對人的吸引力來比的話，好色的人遠遠要超過好德的人。而好色，按孔子的意思就是人的本性，這樣推斷的話，孔子不可能認為人性本善，因為如果人性本善，那人就必然要好德，而好德的人也一定超過好色的人，可孔子說的恰恰相反。

其實也簡單，就是孔子從沒有說過人性善。而孔子也不太提聖人，且認為聖人是人很難達到的論斷來看，孔子也不會有人性本善的意思。不僅聖人是難以達到的，連仁人，孔子都認為他的弟子們沒有達到。因此，孔子只講君子，認為人們修煉一下，就可以達到成為一個君子。君子的要求與聖人和仁人相比，是降低多了，也容易多了，可見，孔子對人性是很懷疑的，對人性本善更不相信。而儒家的另一位大家叫荀子的，荀子有一個人性惡的論斷。孟子和荀子都號稱儒家，可兩人對人性的看法截然相反，又都號稱師從孔子，而孔子既沒有人性本善的觀點，也沒有人性本惡的觀點，孟子與荀子他們的觀點來自他們自己，他們拉孔子來做他們的祖師爺，是為了“祖述孔子，以重其言”。關於孔子不是儒家，孔子是大宗師的觀點，筆者曾經論述過，這裡不再贅述。

對人性看法的不同，是孔子與孟子的一個很大的區別，因為這關繫到後來許多的問題的展開。

2.聖人觀，或成聖觀。

孔子本人曾說過：“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論語。述爾）這話明確說，聖人是沒有見過的，能見到君子也就不錯了。而孟子卻認為，人人可以成為堯舜，人人可以成為聖人。那麼到底什麼是聖人，聖人的標準又是什麼，也許，孔子和孟子對聖人的標準不同。在《論語。述爾》中，子貢和孔子有一段關於聖人的對話：“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從這裡我們可以體會出孔子關於聖人的標準。這個標準絕不是孟子或程朱認為的僅僅在於道德的自我完善上，那種成聖只是一種自我感覺，沒有客觀的標準。而孔子的成聖指的是要有具體的行動，即能博施於廣大的民眾，使民眾獲救的人。這樣的人，不僅能稱為仁人，還可以稱為聖人。而在現實世界中，孔子認為連堯舜都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孔子的堯舜觀與孟子的不同。孔子認為堯舜雖然也很偉大，但是在堯舜的治下，人民還很困苦，因此，儘管堯舜本人的道德十分的偉大，但按孔子的成聖觀，因為民眾並沒有徹底獲救，僅僅堯舜本人的道德高尚不足以使他們稱為聖人。而孟子則認為，堯舜本人高尚的道德，便足以使他們成為聖人。因此，在孟子那裡，堯舜就是聖人的代名詞。不僅僅是堯舜，孟子在《孟子。盡心下》中說：“聖人，百世之師，伯夷，柳下惠是也。” 即是說，按孟子的聖人觀，連伯夷和柳下惠這樣的人，也是聖人。孟子的聖人觀，完全是以個人的道德完滿為標準的。

因此，我們如果按程朱的語言來敘述的話，就是只要每個人都能通過“正心，誠意”來達到“止於至善”的境界，便可以成聖了。這個“止於至善” 的境界與孟子的“人性本善”是一個意思，是本體的，本原的東西。人所需要的，是恢復這個本原的善。達到了，就是聖人。這完全是倫理意義上的聖人觀，與孔子的帶有救世普世的，內外合一的聖人概念不同。因此，孔子認為自己沒有達到聖人的標準，自己不是聖人；而按孟子的觀點，孔子完全達到了聖人的標準，孔子也是聖人，所以後世封孔子為至聖先師。兩人的聖人觀不同，是非常明顯的。

3.仁論

孔子談論仁的話很多，比較重要的，也是很多人愛引用的有兩條，一是：“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二是：“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仁者愛人。這兩條，都是將內與外結合起來說的。“克己”是內在的功夫，“復禮”，即外在的標準，恢復秩序。必須把內在的“克己”和外在的“復禮”結合起來，才是“仁”的境界，缺一不可。我們不能說“克己”了，所以就為仁人了，還要有外在的表現即“復禮”了才行。而“仁者，愛人”，乾脆就只從外在行為上來說的，你能“愛人”了，你就是仁人，當然，“愛人”的前提是有愛心。可見，孔子的人仁人觀，很重視外在的行為，而且是內外的結合。孔子還有一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欲立”是內在的願望，而“立人”是結果。僅有願望還不是仁人，還要有結果，而結果也必須是內心所願意的，所要的。可見孔子的仁人是內外兼修的，內心與外在的行為達到統一，缺一不可的。這與孔子的聖人觀是一脈相承的。

而孟子的“仁” 指的是“惻隱之心”，“惻隱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惻隱之心”可以說是一種同情的心情，或說是一種“愛人”的傾向，是內在的東西，與外在的結果並沒有結合起來。朱熹在《論語章句集注》中定義：“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也是從內部說的。

而孔子的仁，一出手，已經是內外結合了。用白話來說，就是有動機，還要有結果，只有動機不行，只有結果也不行，而且動機和結果要高度的統一與和諧。而孟子卻專注於動機，不太看結果，有點以動機論英雄的味道。用王陽明的話來說，孔子的聖人觀、仁人觀是”知行合一” 的，而孟子的只是“知”，知和行是分開的，割裂的。

那麼，為什麼在宋代的中後期，二程和朱熹他們要抬出孟子來呢？這與朱熹他們的核心觀點息息相關。

朱熹他們的理學或道學系統非常的龐大，複雜，但核心內容就是要成聖，要修煉成為聖人。他們背後的支撐其實是佛教龐大的修行觀和極其細密的修行的辦法，其方法論幾乎都是佛教的那一套。中國自己原本沒有這麼複雜的，邏輯性如此強，又如此細密的推理遞進方式，可見佛教的教義和方法論當時對中國文人的影響力。我們知道，佛教的經書非常的複雜與龐大，原因就是他們各有各的修行觀，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套修行理論，其目的是要成佛。

其實，無論是朱熹他們，還是佛教，都是人本主義的，是以人的需要為中心的，即人想要成為什麼，成為聖人，或是成佛。都是人去修行成為什麼，是人去找聖人，人去找佛，而不是聖人來找你，或佛來找你。這與基督教是正好相反的。基督教是神來找你，而不是你去找神，是以神為中心的，而不是以人為中心。基督教是神本主義的，而不是人本主義的。

孟子的性善論，聖人論，仁人論，正好都符合二程、朱熹他們的思想，因此，朱熹他們就抬出了孟子，並抬高孟子直至亞聖的地位。當然，朱熹他們也是為了抵消佛教對中國人的影響力。以成聖，代替了成佛。朱熹他們很成功，在宋代以後，在明清時代，佛教在中國的影響力便慢慢減弱了，沒有唐代和宋代時候那麼強了。

孟子是專注於人的內心，並以內心為聖人的標準，為仁人的標準，將內心與外在的行為表現割裂開來，沒有統一，沒在知行合一。而孔子與其相反，是講內心與行為的統一的。但，孔子又看到了這種統一的難度，因此有些放棄了，所以孔子不太講聖人和仁人，而集中注意力在君子上。

在孟子那裡，人之所以可以修行成為仁人，成為聖人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人的性本善，沒有人的性本善，那仁人與聖人也就無從談起。修行的目的就是回歸到或恢復到人的本源上來，回到那個本來自有自在的那個善的本性上來。一旦達成至善，那就是仁與聖的本體，那就成仁，成聖了。只是，這個仁和這個聖的達成，是沒有外在的東西來檢驗的，也是沒有外在的客觀標準的，幾乎都本乎一心，說白了，就是玄而又玄的事，是一種內心的體驗。這與孔子關於仁和聖的觀點是大不相同。而且，這個仁和聖的達成，是人人都可以經歷的，因此也是人人都可以成聖的。這與佛教後來禪宗的人人可以成佛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聖人的普及性可見一般。人人可以成為堯舜。

我們在明清兩朝代中看到了一個現象，就是中國那個時候出現了許多的假道學先生，偽聖人。為什麼？就是因為人其實是達不到聖人和仁人的標準的，但又要努力，於是只有假貨流行，而且也因為這個仁和聖，幾乎是內心的體驗，沒有客觀的標準，因此也極難判別，於是，就大量出現了一些表面上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盜女娼的人。很多的大學者和文人，都是知識很豐富，但人品卻很差的人，寫的東西和做人是分開的，所謂文人無行。知與行是割裂的，是不統一的。這就是孟子的問題所在。孔子是很現實地避開了，但孟子還要堅持。也因此明代的王陽明大聲疾呼，致良知，知行合一。而近代的中國仍然深受其害，假道學先生還是很多，偽君子還是很多。內外的割裂與分離是中國人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文革便是一場內外分裂與分離的充分表演。

朱熹與王陽明的目的都是一樣的，都是要成聖，只是兩個人的方法不同，朱熹有點漸悟的方法，通過很複雜的格物，然後致知，正心誠意等手段；王陽明是頓悟的方法，明心見性，直指良心。

還有一個問題是，二程、朱熹他們也講求要在修身之後，要有所行動，但這個行為被限定在很狹小的政治範圍，即治國，平天下上。其實，有幾個人能有機會治國和平天下呢？很少。而且，一個人修身很好，就可以當好的政治家嗎？政治，從來都是很骯髒的，因此，中國的士人，一方面要讀聖賢書，一方面要做官，因此他們都很快變成了雙重性格的人，是人格分裂的人，很可怕。

另外，對大部分的人來說，當不成官，於是就只剩下一個行動的方式了，即齊家，管好自己的家庭。影響所致，中國人一般比較關注兩件事，一個就是當官，一個就是管好家庭。至於冒險，科學活動，當醫生，做工程方面的事，地位都非常的低，以至於中國在科學，在地理發現，探險，在工程方面都很落後。這是中國的價值觀所致。中國的官本位的文化現象也來源於此。官本位和家庭本位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

這也許就是明清兩代中國開始走下坡路的一個文化上的原因吧。因為在漢代，唐代，宋代前期，主要是讀孔子的書，而孔子，是大宗師，在諸子之上，非常的豐富和博大。那個時候還有道家，法家，陰陽家流行，還有後來的佛教，非常的寬泛，有包容性，也因此那時候的中國文明是向上走的。而後來，從明代開始，朱熹他們的道學成為了顯學，並開始獨大，排斥異己，統治中國文化和科舉幾乎達1000年之久。老毛後來還在重複孟子的思想，什麼六億神州盡舜堯。也許，不應該怪罪孟子和朱熹他們，因為他們也沒有想到，自己後來會那麼的顯赫。朱熹在南宋的時候，他的學說還不被政府承認，還要偷偷的講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