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的理性思辨性

很有意思的是，中國自19世紀以來，尤其是五四以後，就有很多人開始談論中國哲學或中國人缺乏理性思辨，仿佛中國人天生不善於理性思辨似的，或可說，沒有這個能力。大言之，仿佛中國近代的衰落也與中國人不善於理性思辨有關。

這種論調其實沒有什麼稀奇，幾乎就是老生常談，已經談了一百年了，有洋人談過，也有中國人談過，也有很多人信以為真。可是，中國哲學和中國人真的沒有或缺乏理性思辨的能力嗎？斷然不是。持這種論調的人，有兩個原因，一個就是對中國哲學不了解，而匆忙下結論，一個就是對西方哲學也不太了解，也匆忙下結論。我們如何可以聽一個對中國和西方哲學都不太了解的人的所謂結論呢？那真是笑談了。

說這些人不太了解中國哲學，一個就是他們不了解道家，也不了解儒家，更不了解戰國時代的諸子。另外他們也不了解魏晉時代的玄學與宋代的新儒家，還有明代的新儒家。

道家自不必說了，老子的《道德經》，還有《莊子》的書中，其邏輯思辨能力是蔚為大觀的，這個也許那些對道家思想一知半解的人也不敢否定。《莊子。齊物論》中的思辨色彩是無人能及的。他們不敢否定道家，可是他們敢於否定孔子。他們認為孔子的思想裡面看不出什麼嚴密的邏輯思辨性來。這種論斷表面上看好像有些道理，如我們讀《論語》，我們發現，就是一句一句的結論，而沒有嚴密推理的過程。但是，在討論孔子之前，我們要討論三個問題，一個就是，《論語》是孔子寫的嗎？第二個是孔子談論的主題是什麼？第三個就是孔子為什麼述而不作。

《論語》當然不是孔子寫的，是孔子的弟子們在孔子死後，憑着記憶，轉述的孔子的言論，因此，這些弟子們大多只記住了一些的結論，而沒有詳細闡述孔子的諸多結論是如何得出的。因此，你不能說，因為《論語》中沒有記載孔子的推理過程，然後就論斷說孔子本人的哲學，沒有邏輯思辨性，這當然不成立。

第二個就是孔子談論的主題是什麼？孔子談論的主題主要是倫理方面的東西，是如何做人方面的東西，如果我們套用一下德國思辨哲學的高峰，康德的話來說，就是孔子談論的話題，基本是 “實踐理性”的範疇，而不是“純粹理性”的範疇。而實踐理性的範疇，是不太需要純粹的理性思辨的，比如說，一個人要愛自己的孩子，孩子也要孝順父母，這樣的論題，難道還要加以思辨性的邏輯論證嗎？根本不需要。康德哲學的一個非常大的貢獻，就是劃定了理性思辨的範圍和界限，哪些可以談，哪些不能談，哪些是理性思辨的範圍，那些不是。康德劃定的界限是，倫理方面的話題，美學方面的話題，神學方面的話題，都不在純粹理性的思辨範圍內。一個人是美還是不美，需要嚴密的邏輯論證嗎？不需要。所以康德將美劃入了“判斷力批判”的範疇中。神是否存在，需要嚴密的邏輯論證嗎？不需要，因為神本身是在理性範疇之外的東西。而即使是關於純粹理性範疇，也有一個物自體的範疇，物自體也是不可談論的。

孔子用非常自然的語言和方式來談論倫理的問題，過了兩千多年，才有康德來做一個理性範圍的劃定。可見孔子早已在運用康德的規則了。

另外我們還可以看一看《聖經》，聖經中有很多關於倫理方面的論述和要求，請問，那裡面有什麼深刻的邏輯論辯性嗎？沒有，就是一句一句的，因為不需要，倫理的範疇，不需要嚴密的邏輯論證。當然，神的話也是不需要證明的。

從關於西方思辨哲學高峰的康德的思想，我們可以看出，那些認為孔子沒有思辨性的結論，是非常可笑的，反過來，我們也可以看出，持這些論斷的人，對於西方哲學也是不太了解，但他們就敢妄下結論，真是無知者無畏呀。

第三，就是孔子說自己是述而不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生前沒有寫任何的書，但孔子一直在講六經，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六經中的思想也部分代表了孔子的思想。六經中，有一個《易經》，《易經》中的邏輯思辨色彩非常的濃烈，這是任何讀過《易經》的人都可以感受的到的。《易經》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一個代表，因此你如何可以說，中國上古哲學沒有理性思辨呢？你又如何判斷孔子沒有思辨的能力呢？

另外，在戰國時代的諸子中，有一個很大的學派，叫名家。名家的代表人物，一個是惠施，一個是公孫龍。這兩個人就是非常著名的辯者。只是可惜，惠施的著作沒有單獨的流傳下來，但我們可以在《莊子。天下篇》和其他人的著作中，讀到惠施精彩的論戰和辯論。而公孫龍在《公孫龍子》中，非常著名的就是那個白馬論和指物論。

名家本身就是辨士，孔子本來就有正名的思想，孟子的書中，也有很強烈的論辯色彩。其實，在戰國時代，各家各派，都是辯者，不僅儒家如此，法家人物的論辯性也非常的強。

筆者不知道，那些說中國哲學沒有理性思辨色彩的人，是否讀過諸子。他們可能也就是人云亦云而已。

中國哲學到了魏晉時代，玄學大盛。而玄學是非常講究論辯的。在宋代的時候，無論是二程，還是張載，還是朱熹，其新儒家著作，將中國哲學的思辨色彩推向了高峰。筆者不太贊同宋代新儒家的一些倫理觀點，但對宋代新儒家的本體論，認識論方面，包括他們建立的中國哲學的概念體系，是非常的欽佩的。他們的勇氣和他們的理性思辨，都達到了中國古代哲學的高峰。

我不知道，那些認為中國哲學沒有理性思辨的人，是否讀過二程和朱熹他們的書，筆者非常的懷疑。他們讀過《朱子語類》嗎？另外，明代大儒王陽明的《傳習錄》他們讀過嗎？他們沒有讀過，就敢下這樣的結論，非常的勇敢。而中國戰國時代的名家後來沒有完全獨立出來的原因，一個是中國人和儒家還是將注意力專注於人生方面，也就是，不是不能，而是不為；另外一個就是中國哲學家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了，“道”是在語言甚至思維之外的東西，因此僅僅依靠語言來“套住”道是很笨的方法。既然語言本身可能都沒有什麼用，就不用說關於語言和思維的邏輯性了。

另外一個就是為學的心態。那些攻擊中國人和中國哲學的人說，中國哲學家都是只關注做官和從政，而不能專心做學問，沒有為學問而學問的心態，這種判斷也是大錯了。

孔子首先就是一個開創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人物。孔子是中國的士這一階層的開創者。在孔子以前，一個人要有學問，必須是貴族，因為只有貴族可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可以專心做學問。可是，孔子雖然是貴族出身，但到孔子的時候，已經衰敗了，那麼孔子以什麼為生？孔子以教學生為生。孔子既不干農活，也不經商，也不做官，居然還能活着，因此孔子在當時是被所有的人病詬的，不是有人出來說，孔子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嗎？對了，孔子就是這樣的一個純粹的學者，是一個專心做學問的人，靠教學生就可以生存的人。

後來中國的儒家，還有其他的各家，都開始廣收學生，因此他們都是可以專心做學問的人。而孔子教的學生，其目的，也不僅是為了做官，做官只是一條途徑而已。比如，孔子就不認為顏回應該去做官，而子路是可以的。

到了宋代，宋代的新儒家們，大多是以教書為主，當時有四大著名的書院，朱熹他們就到各處講學，也自己開書院，如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書院是私學，不是官學，也就是現在的私立學校，因此可以自由講學，不受政府控制。只有自由講學，自由的研究學問，專心的研究學問，才可以開創一代中國哲學的高峰。

現在，中國大陸的新儒家們，也在試圖開自己的書院，有的已經開了，如蔣慶先生的陽明精舍。蔣慶先生的一些觀點我並不太贊同，但我非常贊同他的治學的方法與精神。他們，就是在繼承孔子和宋代新儒家的治學傳統，這非常的可貴。

那些批評中國人和中國哲學沒有理性思辨精神，沒有自由治學精神的人，都是不太了解中國哲學的人，也是不太了解西方哲學的人。西方哲學，在古希臘的時候，那個蘇格拉底，也如同孔子一樣，是述而不作，自己沒有寫什麼書；那個柏拉圖，是用對話的形式寫他的書的，也談不上太強的邏輯性；只有那個亞里斯多德，才形成了一套邏輯語言和概念。因此，在西方，三個人幾乎就形成了三個基本的傳統，也是三種談哲學的方式，說不上誰比誰更高明。在康德以後，純粹的理性思辨，也就是形而上學就達到了頂峰，然後就走下坡路了。尼采，叔本華他們出來以後，西方哲學就向另外一個方向走了，離開了思辨哲學的老路。到了海德格爾、薩特他們出來，哲學開始研究存在主義了。當然，那些講究邏輯思辨的人，還有一些，他們開始了近代的邏輯實證主義，數理邏輯這一條路了，可是，這一條路幾乎就是死路了，離開真正的哲學越來越遠。後來語言哲學興盛了一段時間。現在是後現代主義。

筆者覺得，攻擊中國的一切，美化西方的一切，是一些人的慣用思維，很可憐，也很可悲，這種思維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中國的哲學自有中國人的特色和着重點以及自己的概念系統和語言方式，這個也不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思維和哲學所可以論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