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直不是法治國家的原因

 

 

很奇怪，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中國一直沒有走上法治國家的道路，一直到今天都沒有，這是為什麼呢？

 

法制是什麼意思呢？按筆者的理解，法制就是國家與個人的一個契約關係，規定雙方的權利與義務。而且，這個契約一旦建立起來，就是至高無上的，是最有權威的，是國家和所有個人都必須遵守的，在這個契約面前，也是人人平等的。

 

梁啓超是一個在1百多年前極力鼓吹變法，圖強，君主立憲，鼓吹中國要走民主憲政道路的人，但是，在梁啓超晚年的時候，梁開始說，中國人還不適合搞民主憲政，因為中國人的素質，教育素質，法律觀念等都不行，因此中國人並不適合走民主憲政的道路。這很有意思。一個鼓吹了一輩子民主憲政的人，突然否定自己，也否定了自己選擇的道路，這是多麼的悲哀的一件事呀。

 

孫中山在開始的時候，也極力鼓吹中國應該走民主憲政，走共和的道路，但在後期，孫也走向了獨裁。蔣介石更是這樣，認為中國人不適合搞民主憲政，認為中國人最適合的就是專制。到了毛時代，更是如此，談都不用談了。專制政權，好像是中國近現代的唯一選擇。中國人可以沒有皇帝，但中國人不能沒有專制。所有這些人的一個特點都是，他們在理論上或理想上，也都希望中國能進入民主與法制的國家，但是，一旦進入實際操作，他們便很快發現不行，中國的現實逼迫他們做出調整，他們在最後甚至完全否定中國有建立法制和民主國家的可能。

 

中國人在歷史上一直都不是一個有法制傳統的國家。沒有法制傳統，並不是說中國人沒有法律。中國人有法律，但中國不是一個法制國家。法律和法制國家是兩個概念。

 

任何一個統治者，都可以頒布法令法律，讓天下的人遵守。而且可以強制百姓遵守。因此，這樣的法律是單方面的，是統治者強加給百姓的。即便是如漢高祖劉邦，與秦國舊地的人約法三章，簡化秦國的法律，好像有一個約，但漢代後來真正統治人民的，絕不僅僅是約法三章而已，漢代的法律也是非常的複雜和多的。但法制不同，法制的核心意思是一個契約，是國家與個人，或國家與集團或公民之間的契約。

 

筆者認為，中國一直沒有進入法制國家的原因是，中國的個人沒有出來，個人的價值，個人的尊嚴，個人的人格，個人的權利，個人的人身權力，個人的人權等等，都沒有出來。如果個人，或者說公民，一個個體的人，沒有出來的話， 那麼國家與誰訂立契約關係呢？現代國家的憲法也好，法律也好，其核心都是一種契約的關係，是國家與個人之間訂立的契約關係。因為是契約，因此雙方各有權力與義務，雙方都要守約，如果違背契約關係，都要受到懲罰。

 

就個人的本質而言，他是一個自然的人，是一個有很多自然權利的人，比如自由的權利，與他人的平等權利，勞動的權利，休息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個人的隱私權利，個人尊嚴的權力，生存的權利，人格的權利，人身的權利，這些人的自然權利，在個人與他人組成社會或國家的時候，那麼這個個人就要讓渡一些的權利給國家，因此，國家的建立本身，就是對一個個人的自然權利構成威脅或是削減，這樣，國家就必須與個人有一個契約的存在，雙方達成一定的協議，即國家應該有什麼權利，而個人還應該保留什麼權利，個人需要讓渡多少權利給國家。因為，國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個人權利的剝奪。

 

這個很好理解，比如我一個人在一個曠野上開車，我願意怎樣開都行，因為我不會對別人構成威脅，我也不需要遵守什麼交通法規，我非常的自由，速度快慢，如何轉彎，側滑也好，都由我自己定，正行也好，逆行也好，無所謂，也不需要什麼轉向燈。但是，一旦我進入一個城市，有許多別的人在開車，那就不一樣了，我必須要小心謹慎，注意速度的控制，注意轉彎，要打轉向燈，注意紅綠燈，要遵守很多的交通規則，這樣的結果當然是我不自由了，我為了別人，也為了自己，讓渡了很多我的自由的權利給這個社會和這個城市，而那個交通規則就是一個契約，是我和這個城市簽訂的一個契約，也是我同這個城市的別人簽訂的契約，我遵守，別人也遵守，那麼城市的交通就會順暢。我們每一個人都讓渡了一部分自己駕車的自由，但換來了所有人的安全，也包括我自己的安全。

 

一個人與一個國家立約也是如此，其實是一個人與這個國家所有其他人的一個契約關係。大家都讓渡出一部分的個人自由，但是換來了許多其他共同的權利。

法制國家就是這樣，是國家與公民立約，也就是憲法和各種法律。國家有什麼權利，個人和公民有什麼權利，非常的清楚。

 

那麼，為什麼中國一直不是一個法制國家呢？中國現在有憲法，也有許多的法律，但憲法也好，其他的法律也好，很多都是一紙空文，沒有人遵守，也沒有人在乎，原因何在？筆者認為，法制的前提是必須有個人出來，個人本身就是一個法人代表，個人本身有各種權利。而在中國，最關鍵的是，中國從古到今，個人一直都隱藏在集體之中，準確的講，個人一直都隱藏在家族之中，或在毛時代，農村的個人，隱藏在各種生產隊之中，城市的個人隱藏在單位之中。因此，國家無從與個人立約，因為個人根本就不見了，國家和政權，都很少直接與一個個人打交道，都是與一個家族，一個家庭，一個單位打交道，個人僅僅存在於家族和單位中。

 

也就是說，在中國古代和近代的時候，個人是依附在家族裡面的，在現代，個人是依附在單位裡面或生產隊裡面的，因此，無論在梁啓超時代，在孫中山時代，在蔣介石和毛澤東時代，個人都沒有獨立出來，都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個人，成為一個自己為自己負責的個人，一個有個人主權的個人，一個真正的法人。如此，當然也就沒有國家與個人的契約關係，因為契約的雙方缺了一方，有國而無人，契約無法達成，也就沒有法制，中國也就一直不是法制國家。

 

中國從宋代以來，國家是一個皇權專制的政府，但這個政府只能抵達縣一級，縣以下，是皇權抵達不到的地方，是地方鄉紳地主家族自治的領地，而百姓，就隱藏在家族之中。因此，皇帝和官府發表的任何命令和指示，都不能直接抵達老百姓的個人，都必須通過鄉紳地主家族，然後才能到百姓個人。比如說朝廷要徵稅，官府很少能直接徵稅徵到的百姓的個人，而是將稅額分給鄉紳地主，還有族長，他們去辦這件事，而且，朝廷一般對於地方有多少的百姓，有多少的戶也不是很清楚，必須由鄉紳地主來統計和配合。縣令手下的人手非常有限，大概只有幾個師爺，還有幾個衙役而已，如何可以直接管理那麼大的一個縣？幾十萬人口？清代康熙年間，全國的官員只有8萬個，就可以統治上億人口。其統治方式，是官府必須與鄉紳地主配合。

 

這樣的結果是，百姓不是直接面對朝廷，而是直接面對地主和鄉紳，還有族長，百姓的許多個人的事物，比如婚喪嫁娶，比如租賃多少的土地，比如家庭糾紛，田產糾紛，比如安全，還有災難來臨的時候，救濟，還有小孩的教育等等，都是由族裡來管，因此，百姓個人直接面對的是鄉紳地主和族裡的人，族長，而不是國家。因此，朝廷的法律法令，是不能直接與百姓個人立約的，也因此，朝廷的法律法令，也不能有效的對百姓產生效力，所以，百姓也可以根本不在乎什麼朝廷國家的法律法令，甚至都不知道。這也就是中國古代，沒有建立法制國家的原因。老百姓也不懂什麼法律，當然也不執行什麼法律和法令，我行我素，只有看好鄉紳地主族長的臉色就行了。估計有一些人知道一點刑法就很不錯了。殺人者死，傷人者賠償，這些大概都會懂一些。

 

當國家不能直接面對每個百姓的時候，是談不上法制社會的。也就是，當個人沒有浮現出來的時候，個人還不是法人本體的時候，是沒有什麼法制可言的。

 

那麼到了毛時代呢？毛時代是打掉了地主鄉紳階層，百姓也被有效的組織起來了，農村的人進入了生產隊，城裡的人進入了單位。共產黨可以直接控制和組織百姓了。因此，從表面上看，共產黨可以直接控制到村一級和單位一級，居委會一級，好像是政府和國家直接面對百姓了，其實也不然。國家和政府直接面對的是生產隊和單位，個人和百姓還是隱藏在生產隊和單位之中。

 

比如，你在毛時代犯了什麼事，被抓進派出所，那麼最重要的一條是，派出所會直接跟你的單位聯繫，如果你沒有什麼事了，派出所也要你的單位派人來將你領出來。好像派出所不直接面對你，而是面對你的單位。你無論去什麼地方，都要有單位的介紹信。沒有介紹信，你是寸步難行，連旅館都住不上。而單位管着你的婚喪嫁娶，一直到死都有人管，管你的工資，管你的房子，管你小孩受教育，管你的業餘生活，管你的升遷，幾乎什麼都管，因此，你個人不是直接面對國家，而是通過單位面對國家，你的人權是在單位里體現出來的，而不是通過國家的憲法體現出來的。因此，國家的憲法幾乎就是一張廢紙。因為，無論憲法說什麼，都不如單位的領導一句話管用。單位的領導，對於你來說，就是皇帝，他的話，就是法律。

 

因此，國家的憲法也好，其他法律也好，對你個人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效力的。可能也是刑法方面有些用，你要是殺人了，肯定要定你個人死刑。

 

因此，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中國人的個人，在歷史中一直都是隱藏着的，是不露面的，所以，國家的任何憲法法律法令，都不是與個人立約，也不是什麼契約關係，沒有簽約的雙方，沒有應盡的權利與義務。有的只是，國家向天下人布告，通知，自話自說，宣告而已，不是契約。

 

當中國的個人一直隱藏在集體之中的時候，那麼個人還有什麼權利嗎？也是有的，只是，這個權利是被涵蓋在集體之中，涵蓋在家族裡面，涵蓋在單位裡面。國家與公民之間沒有直接的關係。這個時候，個人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民。

 

但是，近30年中國的改革，好像改變了一切，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也就是中國人的個人好像是出來了，至少是出來了一些。原因是這30年，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點是它的公司和企業的運作方式，與中國以前的單位和國企完全不同。資本主義的企業僅僅管經營方面的事，而原來綁在單位上面的各種社會功能，現代的企業根本不管，或將這些功能排斥出去，放給社會去管。只有這樣，資本主義的公司和企業才能有效率，達到資本的最佳配置。也包括市場經濟環境的建立。這樣的結果是，中國人慢慢從原來的那個大而全的小社會單位中脫離出來，個人已經從家族中，從單位中游離出來了，成為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個人。這個人，是一個法人，是一個有人權的人，是一個有人格的人，有尊嚴的人。同時，由於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將農村很大部分的勞動力吸引到了城市，進入到企業中打工，結果是這些原來被捆綁在土地上的農民，也被釋放出來了，成為了一個個人。當然，成為個人也有一個痛苦的過程。

 

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路，將中國的個人給釋放出來了。毛將隱藏在持續了1千年家族中的中國人給解放出來，讓他們進入了單位和生產隊；鄧小平將隱藏在單位和生產隊或小家庭中的中國人給逼出來，成為現代企業和公司中的個人。中國現在70%的勞動力被雇用在私人企業中。

 

個人的出來，是中國現代歷史中非常大的一件事。而只有個人出來的時候，國家才能與個人建立契約的關係，也才會形成真正的憲法和各種法律。因此，中國的憲法和各種法律慢慢會變得重要起來，有許多的人會開始查看憲法和各種法律，包括婚姻法，繼承法，物權法等等。會運用憲法和法律來保護和保障個人的權益。這是中國非常大的一個進步。比如婚姻法就已經大大的改變了，以前一個人要結婚，必須有單位的證明，也就是說，你自己結婚，街道不直接面對你個人，而是面對結婚雙方的單位，然後才是你個人，奇怪吧，是你結婚而不是單位結婚。但現在婚姻法就改變了，結婚的雙方個人去就可以了，包括離婚，不需要其他的什麼證明。也就是你個人直接與國家立約，不需要中介了。

 

當個人出來的時候，才有法制社會的可能。也才有向憲政民主前進的可能，也才能有一百年前，梁啓超先生的宏願得以實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