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對中國民主的影響
基督教從進入中國開始算，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了。從唐代的景教開始，到宋元時代，再到明代，清代前期，再到清代後期，從馬禮遜來華算，也有200多年的歷史。而現在，中國的基督徒的人數，大概有近1億人，占總人口的7%，並還在不斷的增長中，其中影響較大和增長較快的是家庭教會。其影響的範圍，不僅僅是在農村中，而且也在城市，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其中，農村基督教的一個代表地區是在河南，城市商人的代表地區是溫州，城市知識分子的代表地區是在北京。我們在這裡不是在回顧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史，而是在談一個大家比較關心的題目，就是基督教對中國民主的影響。筆者下面轉引一篇李凡的文章，專門談這個話題。
基督教在1949年以前雖然也有很大的發展，但也很坎坷，包括1900年的庚子事變，對其打擊很大。到1949年以後及1970年代以前，也受到毛政權的壓制。但在1970年代以後，就開始了飛速的發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毛澤東將中國流傳了近1000年的地主鄉紳與家族制度給剷除了，而在解放前，基督教傳播的一個很大的阻力是中國的家族制度，因為有家族必有祖先崇拜，而祖先崇拜與基督教的崇拜有很大的對抗力，以前很多的教案都是因此而發。但是，毛用武力將這個家族制給打掉了，代之以城市的單位和農村的生產隊，因此，基督教在1970年代以後，就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而之所以是在1970年代獲得飛速發展，也是另外毛的間接貢獻，就是在1970年代的那個文革，文革的結果是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減弱，因此中國教會的復興也就在那個時候開始了。很多傳教人回憶，在1970年代傳教比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還容易，而毛政權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絕對影響力，在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開始減弱了。
因此，從教會發展和傳教的角度看，毛對基督教在中國的興起，貢獻很大，當然這不是毛的主觀的願望，而是一個客觀的效果。也許是神用毛來給基督教傳教開闢道路也未可知。
筆者贊同李凡文章的一個評論觀點，即，基督教對中國民主的影響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其中，有政教分離觀念的影響，有基督教組織的自主自治的影響，有基督教教會對教育普及和出版物的影響，有基督教自願者特點的影響，有慈善方面的影響。
選李凡的文章，是因為，李本身不是基督徒，而只是一個文化研究者，因此他的觀點和文章就比較的中立，也比較的客觀。比如李認為，中國將來也不會變成一個基督教的國家，而是幾大宗教並列的情形，其比例可能是：佛教占40%，儒家（儒教）占30%, 基督教占20%，其他道教回教10%。這個比例當然只是一個預測，準不準確只有留待後人來評判了。
筆者引述此文的意思一個是關注中國基督教發展的現狀，另一個是關注中國的民主發展現狀，僅此而已。
基督教對中國民主的影響 作者：李凡 轉貼自：公法評論網
基督教對中國民主的影響
——2009年7月18日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東亞研究所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舉行的“當代中國政治治理—中國社會的多元化和中國共產黨”會議上的發言和回應
非常高興有機會到日本慶應大學來參加會議和發表講話。慶應大學是福澤諭吉的學校，年青時侯我也讀過福澤諭吉的文章和書籍，福澤諭吉對日本的近代發展有很大作用，對於中國影響也非常大，非常高興有這樣的機會。另外謝謝林教授剛才對我們研究所的介紹，我們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是民間組織，成立16年了，算是中國NGO中的think tank。16年來我們主要從事政治方面的研究，11年前中國最著名的步雲鄉的選舉是我們跟地方政府一起商量搞的，現在正在推動中國的預算改革，在浙江已經搞了5年，加茂教授對我們這個活動非常熟悉，在復旦大學經常見面。
我們在研究中國民主發展的過程當中，關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民主發展的背景，即文化和社會的多樣性，是不是推動中國民主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就開始關注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多樣性發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最近30年在中國出現的家庭教會。由於家庭教會的出現，已經開始在中國出現了社會和文化的多樣性發展。很多人要問，什麼叫家庭教會？我想做一個簡單的解釋。中國政府官方有兩個政府控制的教會，天主教叫愛國教會，新教叫三自教會。那麼家庭教會就是不在政府控制的範圍之內，他們自己搞崇拜活動，在家裡搞，最早的時候叫地下教會，現在比較通用的名字叫house church。家庭教會這個詞在中國所有官方正式媒體當中仍然是不准出現的一個詞。回到我們現在的這個題目，基督教對中國民主的發展是不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基督教的發展實際上在中國嚴格說起來是一個文化現象，這是Peter Berger講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就是文化全球化的發展在世界形成了四個方面的東西，一個是商業文化，所有做生意的人必須按照這個文化的要求來做；還有個就是學術文化，學界們寫文章要按照一定的規範來寫，就是理論，框架，方法論。商業文化和學術文化是屬於精英文化。還有兩個大眾文化，一個是流行文化，或者起名叫麥當勞文化，我看叫邁克·傑克遜文化也可以，還有個跟我們這個題目有關的就是大眾基督教文化運動，這是Peter Berger所定義的。但是最後一個他講的是一個大眾基督教文化運動，用了運動兩個字，就是跟其它前面的不一樣。所謂的運動，就是很多人跟着走，成立了組織、機構，而且長期追尋一個目標，所以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實際上就是大眾文化運動。根據目前我們以及相關人員的研究得出的結論，當前中國基督教人口有一個億，我估計教會組織大概有100萬左右，其中五分之四是家庭教會，五分之一是政府的三自愛國教會。據家庭教會的統計，僅僅在河南一個地方，河南的人口是一個億，河南的家庭教會是1500萬，加上三自教會200萬，河南的基督教的人口已經占到1700萬，至少占到它人口總數的17%以上。還有一個地方也發展的比較多，就是浙江的溫州。溫州我去調查過，那裡基督教人口已經占到當地人口的20%左右，10%到15%的這種地方非常多，大概估計個別地方還要高，基本上能占到20%到15%左右。
回到基督教對民主發展的影響，這個怎麼看，我們現在有一個理論框架，這個框架基本上是西方國家的學者對基督教和民主發展關係的看法，他們做的這方面的研究比較多，學者們一致公認的意見是認為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對民主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致有兩個作用，就是提供了一個機制和中介的作用。基本上的結論是基督教對民主的發展是間接的影響，基督教不去直接參與政治，但是它提供了一些東西，間接地影響了民主的發展。提供了一些什麼東西呢？第一，政教分離，基督教實際有一個叫twin toleration的看法，就是既要基督教從政府的控制當中擺脫出來，不希望政府干預教會，同時基督教也不去干預政治，所以大家互相容忍，這就導致了整個後來政教分離的原則，也導致了在西歐出現了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的雛形。基督教還起了個什麼作用呢，就是對公民社會發展的影響。特別對於新教來講，因為新教都是以單個組織來進行活動，所以實際上一個教會就是一個社會組織，而且這個社會組織中的每個人，每個教會組織的成員要為了教會本身去進行發展，因此培養了單個公民的能力，包括管理的能力，籌款的能力，各個方面的能力，這個是很重要的。另外教會提倡的志願者活動對於志願者在全球化的發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再有就是大眾教育方面的，包括信徒們要去讀書，推動了印刷和出版物的發展。在觀念上，按基督教來講，人是性本惡，中國傳統的觀念是性本善，由於人性本惡，所以要對人加以制約，所以對政府要有一個監督的作用。新教還有一個觀念上的作用，就是新教倫理對經濟的發展起了一個推進作用，這是大家公認的。另外目前新教在全世界的發展對於弱勢群體起了很大的幫助作用。這是西方研究的一個大概框架。
回到中國來看，對於中國民主發展我個人認為基督教的主要作用還是一個間接的影響，我們前邊講到的西方國家新教對於民主發展的影響所起的作用實際上在中國都可以看到。 第一，我們要講的就是信仰的一種傳播。現在中國家庭教會新教的發展主要分三個主要群體，一個是河南以南陽為中心的群體，是以農民為主；第二個是以溫州為中心的，這裡有大量的商人，但已經有一些社會的精英參加；還有一個中心是在北京，北京的中心是以知識分子為主，年輕學生、社會精英加入基督教的越來越多。對他們做了一些了解，為什麼他們要做基督徒，很多人回答，他們認為，在中國向西方學習走向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基督教的觀念代表了西方真正的現代思想，所以向基督教學習就是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他們認定基督教是一種現代化的思想，很多人都有這種看法。以北京為主的知識界把基督教作為一種現代化的觀念加以接受，這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是有代表性的。我們做這個研究是實證研究，從中國的現實出發的。由於基督教信仰的傳播帶來了文化的多樣性，也引起目前在中國出現了宗教的復興。由於家庭教會對政府不滿意，中國政府因此開始大力扶持佛教和傳統宗教的發展以對抗基督教的發展，可以看到中國到處都在修廟建寺。基督教本身也提出來在中國有一個宗教復興的過程，基督教現在就是走的這個復興的道路。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從基督教在中國現在的客觀發展來看，實際上每一個基督教組織就變成了NGO組織。許多學者也認同，中國的NGO大概有500－600萬個，其中基督教就有100萬個，按照人口算，基督教占中國NGO人口的40%－50%。很多家庭教會的活動中，很多農民家庭婦女能面對大眾做演講，這對個人能力和組織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外來人去浙江打工，基督教建立了培訓組織，這些農民加入了基督教，他們回到自己的家鄉，比方說河北、安徽舉行傳教活動，需要幫助就和浙江的教會講，送點錢和人去幫助，廣泛的社會組織網絡就是這樣在中國建立起來的。
中國的基督教還起到了大眾教育的作用。在許多窮困地區，農民不認識字，通過加入基督教後認字，起到了教育作用，另外提供了很多社區公共服務，本來這些社區公共服務應該由地方政府提供，但是地方政府沒有提供，包括醫療、文娛等。基督教還培養了大量的志願者，根據有關調查，汶川大地震期間，全社會去的志願人員按照官方的統計是100萬，但是其中基督教就去了63萬，整個全社會的捐款是1000億，基督教就捐了115億，基督教在整個社會的志願者的活動當中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
現在國內有大量的家庭教會的出版物，很多都刊登了家庭教會對自己內部信徒的道德制約，他們在提倡一種非常強的自製的道德原則，正好跟我們社會很浮躁的道德情況產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所有以上講的這些作用加在一起，基督教對中國民主的發展起了間接的作用，特別是在觀念上的變化，NGO的發展上，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國民主的發展過程中，基督教也起到了一個直接影響的作用。從剛才介紹的西方國家的發展來看，基本上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基本上是間接影響的作用，為什麼會在中國出現直接的作用呢？這是一個特殊的原因。因為目前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廣泛的各個領域都有的非常強大的維權運動，也叫自由民主運動。我們研究所現在很關注這個事情，正在做這方面的研究。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維權運動，基督教在維權運動中起的作用越來越大，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第一基督教維權已經成了中國維權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訪問過很多家庭教會，他們都說不干預政治，也為政府祈禱，但是他們要求政府給他們信仰的自由，他們要有傳教的自由。但是中國政府又不願意給家庭教會這樣的自由。家庭教會產生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政府不允許他們自由信教，所以只能在家庭內舉行宗教活動，按照政府的規定在教堂之外傳教就是非法的，政府不允許這麼做，誰要這樣做就把他們抓起來，這樣就發生了大量的政府跟基督教傳教之間的衝突。基督教要維權，維的是什麼權，維的是信仰權，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由於政府跟家庭教會在傳教過程當中發生了這樣的衝突，所以在全國也出現了很多的教案。這樣一來，所以基督教的傳教，由於政府的反對而變成了整個中國維權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基督教的維權，我個人看到的還是被動的維權，他們不是主動的，而只是說由於政府不讓他們信教，但是他們必須要傳教，因此不管政府實行什麼樣的壓力，他們還要堅持傳教，所以就產生了這麼樣的一種政府和基督教之間的衝突。
第二個我覺得很重要的是中國的維權運動基本上可以看到老百姓的維權，中產階級的維權，基本上都是圍繞基本的利益而發生的。比方說地方政府找老百姓多收錢，或者老百姓的土地讓地方政府給拿走了，補償的不夠，所以老百姓要開始進行維權運動，或者包圍政府，或者上北京進行上訪，這樣的話就形成了一個群眾的維權活動。所有維權背後都有具體的利益，就是拿走了農民的土地，給農民高負擔，農民負擔不了，全是這些具體的物質利益。唯一基督教的維權要的不是這些東西，要的是精神自由，這樣就給中國的維權運動帶來了個全新的概念。當基督教徒被抓，但又要堅持維權的時候，他們背後的動力不是這樣的物質利益，而是在他們看來，只要維權，就離上帝越近，背後有一種宗教的觀念。在中國的維權運動當中，我們觀察到許多維權人士在提倡一種非暴力運動，但是從人類世界的非暴力運動的歷史來看，最早的非暴力運動發生在1905年的俄國，當時有個東正教的教徒，跑到大街上一號召，老百姓就起來了。之後甘地的非暴力運動，南非曼德拉的非暴力運動，一直到後來東歐的，波蘭的，捷克的，背後都是有一種強大的宗教力量的支撐，沒有這種強大的精神跟道德力量的支撐，所有這些非暴力運動在人類歷史上都不可能存在下去。那麼中國很多人現在也在提倡非暴力運動，包括維權的人，也包括體制內的很多知識分子，甚至於官員也在講維權是應該的，應該搞成非暴力運動。但是要讓非暴力運動堅持下去，在精神和道德上支持非暴力運動的只有基督教，過去的馬列主義是靠武裝鬥爭的。但是在現在的所有維權活動中看不到這個精神力量，某種意義上由於基督教被迫的參與了維權，所以給中國的維權運動帶來了一種新的道德和精神上的力量，基督徒會支撐下去，這個非常重要。
第三個方面是由於城市的知識分子現在越來越多的進入了基督教，他們跟全國各地的很多農民的觀念是不一樣的，他們認為我們基督教除了要傳教以外，作為基督教的組織本身不應該參與政治，但是作為基督徒個人一定要有社會責任感，要監督政府，基督教不介入政治，不等於個人不應該有積極參與的態度。在很多家庭教會的出版物裡面這個方面的意識我個人感覺是越來越強。他們有的文章重新研究辛亥革命，講辛亥革命的領袖50%是基督徒，例如孫中山和黃興。基督教的許多人開始對於現世問題加以關懷，而不僅僅說是他們只是為了自己的傳教。
第四個方面是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宗教自由問題、宗教政策問題。去年11月北京開了個會，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個研究所跟家庭教會進行了30年以來政府和家庭教會的首次直接對話，以前從來沒有過，政府不願意和家庭教會談，家庭教會也不願意和政府談。我參加了這個會，覺得這個對話很有意義，政府方面也應該明白，通過鎮壓的辦法是壓不住基督教的。會上政府官員問你們家庭教會到底要什麼？家庭教會講是宗教自由，應該取消宗教管理局，會議上的文件後來也沒有公開，這個事情非常敏感。今年二月，我去溫州樂清市，那裡有一個白像鎮。鎮裡有一個政府的三自教會的教堂，這個教會的信徒們講，現在政府在提倡基層民主，所以他們也要搞基層民主，教徒們經過選舉把原來三自教會派來掌管他們的人給選掉了。他們講他們要自己管理自己，不需要別人來管。地方政府表了態，不承認這個選舉，這樣兩派力量在爭這個教會，政府將組織選舉的人抓了，現在正在法院打官司。產生這件事情的背景是，家庭教會的發展實際上在沿海地區已經得到了自由，政府不承認他們不行了，力量太大了，他們又建立了很大的教堂，什麼樣的自由都有了，可是政府卻不管他們的活動，這樣三自教會就對政府的控制表示了不滿，想要擺脫這種控制。類似這種案例，在全國很多地方都發生。浙江溫州的事情已經不是個案，隨着家庭教會的發展，政府的教會也已經出現了宗教自由化的發展傾向。
最後是結論，到底怎麼看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及其對中國未來民主發展的影響。從本質上講，基督教家庭教會在中國的發展應該看成個文化現象，是文化全球化的一個直接影響，但是帶來了很多社會政治結果，某種意義上表現出來的結果，就是文化的全球化帶來的大眾文化運動和中國的自由民權運動相結合，出現了家庭教會領頭的要求宗教自由的呼聲。這已經是全國各地都在發生的事情。對於怎麼來看中國未來民主的發展，最近幾年我一直在強調，對於民主的發展一定要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來看，很多人寄希望於政府，寄希望於再出現趙紫陽和胡耀邦。實際上89年的事情已經過去20年了，現在中國的政治背景已經和20年前完全不一樣了。當時很多的機關幹部、共產黨員、體制內的官員支持民主運動，他們認為中國的發展有一個從經濟到政治的發展過程，所以應該繼續搞政治改革。但是現在，中國的官員們想搞政治改革嗎？已經基本上不想了。他們是個巨大的既得利益群體，中國的官員，國有企業在各地掌握着大量的錢，地方政府控制着大量的利益，所以他們還想要出來搞改革嗎，這種可能性基本沒有了。所以中國未來的民主發展一定要取決於社會的發展，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來看，一個大餅，國家大就社會小，社會大就國家小，中國的發展只能在這種基本格局下發展，中國的民主要取決於社會的不斷發展，當社會的力量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會迫使國家進行改革。這個觀念不光是我們這個研究所的這麼來看，很多體制內的精英和學者們也都是這種看法。從這種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基督教對民主發展的作用是什麼呢？基督教提供了一個強大的社會發展的背景，基督教的發展帶來了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帶來了NGO的蓬勃發展，帶來了人的能力的提高，所有這些對於中國未來發展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兩周前北京舉行了一個基督化和民主化的研討會，我去了，基督教學者們的觀點認為，未來中國民主化的過程就是基督化的過程，我不一定贊成這個觀點，但是這是家庭教會提出的，值得注意。從歷史上看，韓國、菲律賓的民主發展和基督教的發展有直接的正相關關係，台灣不是，日本也不是。我可以理解這些學者們的觀念。我個人認為隨着中國社會文化多樣性的發展，可以促使民主的實現。基督教和政治從來沒有分過家，未來的中國民主發展，無論是間接還是直接的作用，基督教對民主的發展一定有很大作用。
回應：
剛才高橋教授和永年教授都對我的講話提了些看法，其實我是基督教的業務愛好者，現在好像要變成專家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變成專家，但是慶應大學要推着我走向專家之路，謝謝慶應大學。我總結剛才他們兩個人提的問題，講得非常好，概括起來大概有三個問題，一個是文化衝突問題，一個是文化融合問題，還有個文化轉型問題。在中國當前激烈的文化變遷當中，這三個問題非常重要，我想簡單回答一下。
從文化衝突的角度來看，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但是幾次都因為發生劇烈的文化衝突而最後失敗。最近的一次是在清代，由於耶穌會和康熙的關係非常好，基督教已經直接影響到中國最高層，康熙也很喜歡科學技術，對基督教也持一種肯定的態度，但是最後基督教在拜祖宗牌位的問題上跟中國文化發生衝突，使得康熙只好放棄基督教，這就造成了基督教在中國的一個很大的失敗。到了太平天國時期，嚴格說起來，不是老百姓要信基督教，太平天國是一個農民運動，領導人找到了基督教發動了革命，裹脅了農民去信基督教，所以在它的反對派曾國藩那邊就舉起了衛教的大旗，說基督教反對孔聖，砸祖宗的牌位。太平天國失敗後，太平天國所傳的基督教無蹤無影。因此它不是一個正常的傳教過程，它是被一個農民運動所裹脅而起的。基督教的傳教所引起的文化衝突從康熙那個歷史上可以比較明顯的看到。但是現在去觀察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看這種中西文化之間的衝突，我沒有看到。我原來是學歷史的，一直在關注文化問題，剛才兩位教授提的問題我一直在關注，但是我沒有看到，就是說它現在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它是一個老百姓接受的過程，背後有一個社會文化背景的轉變。在康熙的時候為什麼基督教進不來，包括到1949年以前，中國已經有了宗教自由化的政策，但是基督教還是進不來。中國當時的社會還是一個傳統社會，傳統社會裡每一個家庭都要有祖宗牌位，要塑上祖宗牌位、要拜，這是基督教不能接受的，所以文化衝突使得基督教在49年以前雖然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沒有像現在這樣。我在我的文章《基督教和中國政治發展》中將基督教目前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定位為中國的千年之變，意思是對於中國文化的一種變化，基督教起的作用，可以跟一千多年前佛教進入中國相比較，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歷史文化變遷。可是現在來看，看不到衝突在哪，為什麼？很簡單，現在的家庭，兩間房子三間房子的家庭，誰還設祖宗牌位？沒有人設。隨着中國的經濟現代化的發展，基督教和傳統文化之間的天然障礙突然一夜之間沒有了，要不然現在怎麼有一億人去信基督教？看不到基督教和信佛教或儒教的去打架。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歷史上一直有爭論。儒家現在在中國是什麼，玩個古董、古瓷器、書法、字畫，儒家現在都落實在這了。因此基督教和儒家並不衝突，所以現在從實證的角度看不到文化衝突，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講文化融合問題，涉及到一個文化的競爭問題。比如在台灣，基督教也在發展，各種其它的民間宗教也在發展，台灣也沒有限制宗教自由的政策，但基督教也發展不起來，台灣大概基督教的人口占到3%。發展不起來的原因是台灣在宗教之間展開了競爭，佛教學了基督教的做法，大量去做善事。但是中國的佛教現在腐敗得很，上個星期在浙江，地方政府官員跟我講，現在佛教已經職業化了，八小時下了班以後晚上帽子一摘衣服一脫就不是和尚了，他們的目標就是要錢，佛教徒現在去買寶馬，開奔馳，弄兩個concubine，比比皆是。但是台灣的佛教廣泛地做善事，在中國的汶川大地震中捐款捐了很多，所以到目前為止，文化的融合要取決於宗教之間要有競爭。我們國家目前在宗教之間沒有競爭，是政府有意在扶持佛教，但是它扶持的結果可能恰恰相反，因為佛教沒有解決老百姓心裡想要的一個信仰問題。佛教有新觀念嗎，沒有。沒有任何的新觀念給老百姓回答現在的問題，但是基督教為什麼能夠回答，因為基督徒認為中國在向現代化的轉型中，我們所有的經濟社會制度都要學西方，那麼證明西方是對的，甚至思想文化也是對的。基督教給了中國人新的解釋世界的觀念，但佛教沒有。唯一我們可以看到的中國佛教試圖在創新的是河北在趙縣有一個柏林寺，我去過，那裡提倡生活禪，就是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可以在禪學裡加以體現，可以讓社會上的一些人每年夏天去那裡過夏令營生活，給以新的解釋。但是就是這個試圖創新的東西被拒絕了。佛教不想解釋任何東西，不想重新解釋，也不想搞什麼新概念，這是一個問題。
再有一個是文化的轉型問題。先回答一個問題：中國有可能變成一個基督教國家嗎？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剛才中間休息的時候，有朋友也問我這個問題。從中國目前社會調查的情況來看，佛教最多，大概的人口占到30%－40%，但佛教的發展會比較慢，大量的原來信傳統文化的地方，現在往基督教轉，基督教的人口就是原來是信傳統宗教的。我估計未來一段時間佛教會發展到40%，是政府提倡的結果。基督教現在人口是7%，我估計按照現在的發展趨勢到20%，就是再加兩倍，大概3億人口，大概就可能差不多了。還有大量的是像我這樣的什麼神都不信的，在中國有儒家的文化傳統，大概到30%左右。剩下的10％給道教和伊斯蘭教。我覺得未來的文化分野可能就是這樣。這樣的發展趨勢就需要大家互相適應，互相容忍。從目前我在中國看到的情況來看，沒有什麼大問題。關於這種文化的轉型，我給大家講個非常簡單的例子。我們到沿海去看，浙江和福建的一些沿海地區有一個文化傳統，就是信仰媽祖，漁民信媽祖就是因為要到海上捕魚希望海上安全。所以媽祖在中國傳統文化上是保護漁民安全捕魚的。我去的這個沿海地方，原來信媽祖，整個一個地區全信媽祖，但現在這個地區已經逐漸轉變成信基督教，沒有任何人強迫。我問地方幹部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轉變，他們的回答非常有意思，為了海上安全，是媽祖powerful，還是聖母瑪利亞更 powerful。媽祖只是中國人信，但是聖母瑪利亞是全世界人都信，證明更powerful，所以當地的漁民就轉而信基督教。文化的轉型就是這麼發生的，沒有衝突，全是自願的。我對美國人講這個故事，他們非常生氣，說你們中國人太實用主義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就是實用主義，就是因為這個實用主義它有可能發生許多我們意想不到的轉型。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