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政治中的权力制衡

西方的民主制度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民意基础，一个是权力制衡，两者不可或缺。如果只有民意，而没有制衡，那么就会出现希特勒的现象，希特勒有强大的德国民意基础，也是选举上来的，但没有权力制衡，于是希特勒就可以为所欲为。只是，那个时候想制约希特勒也难，因为希特勒的民意强大到可以解散国会，解散工会，群众也拥护，甚至修改宪法。所以，民意本身并不就是民主，也不能必然保障民主。希特勒的民意就是所谓的多数的暴政。

那么，西方的权力制衡用什么来实现呢？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分立，一个是地方自治，还有多党制度。其中，地方的自治是基础。地方将中央政府的权力给分散了，中央几乎就没有太大的权力，尤其是对内的权力，对外的权力，中央还要大一些，如外交和军事权力。多党本身也是分权，就是在议会中，有不同的党派和其代表的席位，你执政党也不能为所欲为。

那么中国呢？中国古典政治制度有没有权力制衡？关于中国古典政治的民意和民主基础，笔者在那一篇《中国专制制度的民意和民主基础》一文中已经说过了，不过现在笔者认为其题目应该改为《中国古典政治的民意和民主基础》为好。因为专制这个词，本身也是外来的，本身就有歧视性。

中国当然有中国的权力制衡机制。只不过，其方式与西方不太一样罢了，因为中国的古典政治制度也同样是民主制，也有民意基础和权力制衡，表达方式不同罢了。

那么中国的权力制衡的方法有几种呢？笔者认为，有五个方面，一个是超越皇权的天的概念和儒家思想，一个是有限的皇权，一个是科举制下的官僚体系，一个是相对独立的御史制度，一个是地方自治。另外，皇帝还有反制官僚的办法，如明代的特务机构，清代的满人体系。

很多人说，中国的皇权无限大，这是不了解，或看多了电视剧。中国的皇权，在第一代皇帝的时候，也就是开国的皇帝中，要大一些，原因是开国的皇帝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其个人能力也比较的强，即便是武力打下的江山，可是武力从哪里来？武力需要人员，装备，粮食，组织和民心，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如何会战胜其他人呢？但，我们看中国的古典政治，不能只看第一代皇帝，因为第一代皇帝也就是那么几十年就死了，如刘邦，大概也就是十几年，很短。朱元璋要长一些，但也会死的，与明代270年的历史比还是很短的。包括近代的毛泽东，也就是26年的历史。

而后代的皇帝，因为其掌握权力是靠血缘世袭，其民意基础不明，因此，后代的皇帝的权力就要小很多。明代的后代皇帝的权力已经非常的小了，有的还被迫做木工，敛财，甚至40年不上朝。不是万历皇帝不想执政，而是他的权力太小，被制约住了，因此就用不上朝来反抗官僚们，有些消极抵抗的意思。很可怜了。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他们，看到中国皇帝有限的皇权非常羡慕，说中国是小政府，恨不得就直接说中国是君子立宪制了。当然伏尔泰他们是有些将中国的政治理想化了，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中国皇帝的皇权受几方面的制衡，一个就是超越皇权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包括孔子的思想，孔孟的思想，都是圣人的思想，而圣人的思想是大于皇权的，皇帝也不能超越圣人的教诲，其思想和行为都受儒家思想的制约。比如，朱元璋就很反感孟子的思想，因为孟子说过，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朱元璋就不高兴，说，为什么君王要放在最后，就要删除孟子，将孟子逐出《四书》，可是朱元璋当然不能得逞，《四书》还是《四书》，孟子还是孟子，而朱元璋自己死了。

除了儒家思想，在汉代的董仲舒时代，董仲舒还发明了一个天人感应和灾异的学说，目的也是要限制皇权，董仲舒的意思是说，如果皇帝的行为不好，上天是要有反应的，也就是上天会降下一些的灾异来显示上天对皇帝不满，这个时候，皇帝就要下罪己诏来向天下和向上天忏悔，请求上天的宽恕。这本身，也是对皇权的一个制约。中国的皇帝很信天，汉武帝他们要到泰山祭天，后来的明清时代的皇帝，要到天坛祭天，意思是我的权力是天授的，因此也不能得罪天。尤其是后代的皇帝，因为其权力来源的民意基础有问题，因此他们就更夸大君权天授，因此他们也就很迷信上天。

因此，就思想上来说，皇权受到上天和儒家思想的双重制约。上天和儒家的圣人思想都是超越皇权的，也是制约皇权的。包括儒家的礼教，皇帝不能违背。比如明代的皇帝，娶什么人为妻，都要受到大臣们的管束，不能随己意。于是，皇帝就只好逃避，甚至以不上朝相对抗。

科举制度下的官僚体系也是权力制衡很重要的部分。因为皇帝下面必须要用官员来治理天下，包括中枢的宰相，首辅，军机大臣领班，都可以组成内阁，而那个时候的内阁与现在西方的内阁制度，也没有什么不同。具体的事务，都要由内阁来定，重要的部分，才可由皇帝批。朱元璋曾经废除了宰相和内阁，将权力抓在自己的手中。可是，朱元璋没有了宰相和内阁就会累的要死，直接指挥六部，那当然要累死了，只是朱元璋本人精力充沛，还勉强应付，可是后代的皇帝就不行了，没有那么勤奋，也没有那样大的才干和精力，于是，还是有首辅出来，如张居正，其实就是宰相，不过是没有名分罢了。清代的军机处也是如此，就是内阁，也有军机大臣领班。内阁和首辅们，其实就已经将皇帝的权力给分掉了一部分。这个时候，皇帝管束不了内阁和各级大臣，于是只好发展特务组织，如明代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还有太监系统。清代的整个满人集团，满汉双大臣制度，靠满人来监视汉臣。其实，这些皇帝的监视系统，同时也可以制约官僚们的权力，也是相互制衡的办法。清代还有密折制度，要官员们互相监督和制衡。

皇帝和官员们互相的制衡系统在中国古典政治中非常的发达，以至于后来梁启超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抨击这种制衡的制度，认为这种互相牵制，互相制衡的制度，是中国政治效率低下的原因。其实现在西方的制衡制度，也有这个问题，权力是制衡了，可是效率低下了，以牺牲效率来实现制衡权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御史制度，更是如此。中国古典的御史制度，是相对独立的，皇帝都要让三分，御史可以风闻奏事，不需要证据。由于御史制度的独立性，中国从来都有冒死进谏的御史。御史的权力也很大，各级官员都很怕御史。官员一旦被御史弹劾，一般都够呛。这是另外一种监督机制，是独立的机制，与皇帝和官僚相互制约的机制还不一样。

地方的自治更是分权。中国古典政治制度，皇帝和官僚的权力，仅仅就到县一级，县往下，就是自治和独立的王国了，由地方乡绅和地主家族管理。这是非常大的分权。与西方的地方自主自治很相像。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在的共产党的一党制度，与中国的古典政治制度在分权上有什么差距。共产党的元首，一个是没有上天和儒家思想的超越性的管束，也就是说，中国的一党和国家元首，不受上天和超越世俗权力的儒家思想的制约以及道德和伦理的制约，没有人能控制毛泽东，因为孔子的圣人地位被打翻了，这是一；二，各级官僚不是靠科举上来的，没有民意基础，共产党的官僚也不受儒家思想制约，现在也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理想的制约和道德修养的制约；三，没有相对独立的御史制度，中组部，和反贪局与御史制度相去太远，根本是两回事；四，也没有地方自治，没有乡绅地主阶层的自治，共产党是控制到村一级，而现在村一级有什么选举，都不太成功。当然，共产党也有特务机关，公安部等，也可以查官员，双规什么的。可能也有秘折制度，官员间相互制约。现在还有问责制度。

由此看，现在共产党的一党制度，在权力制衡方面，与中国古典的政治制度相距很远。所以，不要说有借鉴西方的民主制度，就是恢复到中国古典政治制度，也是非常大的进步。只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恢复孔子的地位和儒家思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否则，国家元首是共产党的党魁，是推举出来的，没有一种超越的思想和礼来制约；而一党独大的时候，也没有议会可以控制，唯一有的是党内的竞争和任期的有限制约。共产党的各级官僚也不是科举上来的，而是上面任命下来的，这问题很大，没有公平性。应该改进的是，公务员考试要公平进行，平等竞争。现在中国靠考试上来的公务员仅仅有600多万，但吃皇粮的人有4500万，公务员占的比重很小。地方自治更不敢放，因为现在没放就已经是黑社会当道了，如果一放，估计都是黑社会的天下。只是，中国古典政治可以做到要地方自治，但又不会变成黑社会的天下，中国古人是如何做的，要学习。而相对独立的御史制度如何建立，也要学习中国的古人。包括司法独立，要公平公正，司法必须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