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之中国（上）

以礼治国与以德治国，以法治国

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以德治国，而西方是以法治国，这也不能说错。以德治国的核心是圣人治国，与柏拉图说的哲学家治国有相似之处，柏拉图的哲学家与中国的圣人差不多，总之，是人治，只不过，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是圣人。而所谓圣人，就是人中之极品，上禀于天，下禀于民，天生有德，因此，以圣人治国也就是以德治国。

只是，在中国，圣人有两种，一种是特殊的人，一种是人人皆圣人。特殊的人，也就是皇帝，是天子，上承于天，是君权天授，是一种天所认定的人，是超越一般人的人；另外一种是普通人，但也不全是普通人，而是经过了修炼的普通人，也就是人人皆尧舜，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前一种观点，是汉儒的观点，代表人物是董仲舒；后一种观点，是宋儒的观点，代表人物是战国时代的孟子。既然是宋儒，为什么代表人物反而是孟子呢？原因是孟子的观点，在宋代以前，准确的说在唐代中期以前，在唐人韩愈大力推举以前，孟子的地位很低，《孟子》一书，只是在子部，而不是经，但在唐代的韩愈和李翱大力推举以后，孟子地位上升，到宋明时代，《孟子》成为了经，孟子本人也被封为亚圣，仅次于孔子，《孟子》也与《论语》并列，被诸多的宋明儒家推举成为四书之一。

因此，中国的以德治国的传统，其实是两个传统，一个是汉儒的传统，一个是宋儒的传统。在宋代以前，只有汉儒这一个传统，在宋代以后，成为了两个传统，而这两个传统，在明清时代，可以并行不悖，皇家与小民各取所需。皇帝，仍然是上承于天，君权天授，而小民，也可以经过诸多的修炼，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然后成为民间圣人。

不仅是明清，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这两个传统仍然并行不悖。毛是上承于天，是毛皇帝，而小民，如雷锋，焦裕禄，还有解放前的张思德，白求恩，都是人民的圣人，六亿神州尽舜尧嘛。而其核心，还是以德治国，以圣人治国，以榜样治国，以所谓的共产主义道德治国，无论大圣，小圣，也还是以人治国。

而西方呢？西方是所谓的以法治国。西方的法，要分三个方面，一个是宪法，一个是刑法，一个是民法。宪法是大法，是国家构架和基础性的大法，刑法和民法都统一于宪法。只是，西方的特色之处是在民法，因为刑法中国也有，而且非常完备，但中国没有什么民法。这是很多人攻击中国的地方，说中国没有民法。其实，中国之所以没有民法，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不需要，因为中国的民事纠纷，大都是在县以下地方自治的家族中解决的，而家族靠的是什么？靠的礼教，大量的民事纠纷，一般不需要闹上公堂，在家族里面就可以解决了。土地，财产，子女继承，包括邻里关系，婚殇嫁娶，社会治安，统统都可以在家族里面解决，在祠堂里面解决。这就涉及中国另外一个传统，就是以礼治国。也就是说，中国在前面说的两个以德治国的传统之外，包括在国家的刑法之外，还有一个以礼治国的传统，其涵盖的方面，有点像西方的民法系统所对应的范围。

礼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周礼，孔子说，“吾从周”，这个周，就是周礼。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在天—礼—仁的系统中的，其核心就是礼，也就是以天解礼和以仁解礼，或互解。其实，从本质上说，以德治国的两个方面，是被涵盖于天---礼---仁的系统中的。由天---礼，这个方向，就是第一个以德治国的方面，君权天授，天子，皇帝；而礼---仁系统，就是以德治国的第二个方面，人人可以成为尧舜，因为只要人们心中有仁，就是圣人了。前者是汉儒的方向，后者是宋儒的方向。而孔子是中庸的，是保持平衡的，汉儒和宋儒都是偏向了某一方面。

只是，中国的以礼治国，并没有因为有汉儒和宋儒出现而消失，没有，中国的以礼治国的传统，非常好的保存在乡下和民间，被保存在家族里面，只是在庙堂之上，少一些罢了，而保存在祠堂里面，恰是保持其朴素的自然状态。

以礼治国中的礼，有两个来源，一方是天，一方是仁。按笔者的理解，天是天道方面，仁，是人道方面，而礼，是地道方面。天道，地道，人道，构成一个体系和循环，天，地，人，成为一个三角形的关系，而不是线性关系。（参阅笔者的《孔子的思想体系和“礼”的契约本质》一文）关于天道，地道，人道，中国古人早有论述，如“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濂溪《太极图说》），笔者用其意，不用其实。礼的本质是契约，而且是两重契约，一个是与天，或上帝的契约，另外一个是与民，与人的契约，这就是礼处于地道位置的两个来源，一个是天，一个是仁，也就是处于天道和人道中间位置。

西方的法，其实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神，一个是民。也是两重契约，一个是与神的契约，一个是与民的契约，因此西方法的传统，也有两个，一个是基督教系统的，也就是英美法系的传统，比较突出法与神的关系；另外一个系统是大陆法系，也就是罗马法传统，包括拿破仑法典，法国的法系，比较注重社会契约，也就是法与民的契约关系。西方其实也有以德治国的传统，虽然不是很强烈，尤其是美国，表现的比较充分，欧洲要差一些。美国的总统，大多要为人表率，在做人方面，在道德方面，被民众要求的比较的高。

现在在世界上，大概而只有孔子的礼的传统，是独自兼有两重契约的传统，也就是礼与上天，礼和民的传统。因此，孔子的传统，就是以礼治国的传统，是非常中庸也是平衡的传统。

中国现在无论是宣传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都仅仅是表现在一个方面，而且非常的不完备：以德治国，本来是从人本身的仁和道德方面出发的，对民心和民间的道德观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可是，现在所谓的以德治国，主要是在庙堂之上，在民间的影响很小，而且显得非常的空洞，原因是共产主义的道德宣传已经倒了，而新的道德影响力的东西根本没有出现，而且，无论是官方树立的大圣小圣，都立不起来，或干脆是欺骗，在民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国家的治理，几乎就是喊喊口号罢了，离汉儒和宋儒的两种以德治国方式，相距遥远。而以法治国，主要表现在刑法方面，民法方面，还非常的不完备，中国人对法的敬畏和尊敬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中国应该在大方向上，回归孔子的以礼治国的传统，礼，是上承于天，下承于民的，是天道与人道之间的东西，而在以礼治国与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关系而论，以礼治国是介乎于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之间的，是在民间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其渊源和传承在中国并没有断绝。

在笔者看来，以礼治国，发扬礼教之中国，才是正道和正途，也才是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关于礼教之中国的民间表现和具体内容，笔者将在下面的《礼教之中国（中）和（下）》中，继续叙述阐明。

（请参阅笔者的《孔子的思想体系与礼的契约本质》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