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東西方對專制概念的不同理解

 

 

 

專制這個概念，我們基本運用的是西方的，也就是運用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一個概念，包括從孟德斯鳩到黑格爾，再到馬克思等等，只是，問題是，當我們用西方的專制概念來套中國的時候，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西方這個專制的概念，是否適合中國的現實和歷史的問題。這同樣出現在“封建”這個西方概念是否適合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的問題。

 

說中國有兩千年的封建社會，這固然很荒謬，關於西方封建這個概念是否適合中國，有很大的爭議，筆者也曾有專門的文章討論（《中國是有兩千年的封建社會嗎？》），這裡不談，其實爭議的核心，是封建這個概念的東西方的理解不同，而我們基本是引用了西方的概念來套中國，於是就出現了問題。而問題出現的原因是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與西方的歷史和現實是非常不同的，如此搬用西方的概念，就會出現荒謬性。

 

專制這個概念也是如此。當我們運用專制這個概念說西方的歷史的時候，指的是西方的王權時代，包括羅馬帝國後期，包括啟蒙時代所面臨的王權要獨大的局面，尤其是法國和其他君主國家，甚至也包括英國。那麼西方的專制是什麼意思呢？基本的意思就是西方國家的王權想要獨大，要獨裁，要凌駕於其他貴族之上，要剝奪其他貴族的權利，其基本的背景是在西方中世紀的分封制下的，是貴族之間的對抗。因此西方的專制是指王和貴族之間的關係，而與老百姓沒有關係，與平民沒有關係。何況西方那個時候，還基本沒有平民，西方的奴隸制度是非常漫長的。這與西方的民主制度一樣，西方的民主，很長期都是貴族之間的民主，與老百姓沒有關係，老百姓是奴隸，因此根本談不上什麼民主。

 

因此，西方的專制和民主都是指的貴族之間的關係，王不過是一個大一點的貴族而已，是指大貴族與小貴族之間的關係而已，如英國的《大憲章》，指的是王與其他貴族的關係，與小民沒有關係，因為小民是奴隸，沒有自由，談何專制和民主？

 

但是，中國的專制，與西方不同。中國歷史的幾千年中，一直在分封（封建)和郡縣制之間變化，從周代的分封，到春秋戰國向郡縣的轉化，到秦帝國郡縣制的建立，再到漢帝國的分封與郡縣制的並舉，再到宋代基本完成郡縣制度，再到明清對宋代郡縣制度的繼承。

 

可以這樣說，西方中世紀以來的歷史一直是在分封制度中的，從來沒有出現過郡縣制，因此西方的專制和民主的概念，也一直是在對分封制度的理解中展開的。但中國的專制概念，是在郡縣制的背景下展開的，而且中國的專制與平民的崛起是同時存在的。（參考筆者的《專制與平民的崛起》 一文）。西方平民的崛起非常的晚，基本是在啟蒙運動以後，是在西方反專制的基礎上才出現的；而中國的平民的崛起，恰好是在專制崛起的時候，也就是在郡縣制崛起的時候，平民就崛起了，因此中國平民的崛起，比西方要早兩千年。

 

中國的專制與平民的崛起是平行的，與郡縣制的崛起也是平行的。這是中國的獨特之處，是西方不太好理解的，也是西方專制概念誤用的原因。

 

中國的皇權獨大，是在與平民聯手的基礎上，才建立起來的。其結構是：皇權，貴族豪強，平民。當皇權要在貴族或開國元勛中崛起獨大和世襲的時候，皇權就要與下層的平民聯手，打擊中間的貴族或新貴族和開國元勛。中國的科舉制度的第一任務，就是皇帝與平民聯手打擊中間的貴族和豪強。平民有機會靠科舉制度上升，成為被皇帝僱傭的官僚，而其他貴族在政府里要靠邊站了。因此，隋唐以來出現的科舉制度，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來的，武則天他們利用科舉制度打擊關壠和關西豪強貴族，皇帝與平民聯手，平民的地位上升，郡縣制度的建立，都是一個平行的關係。

 

因此，中國的皇權獨大成為可能，而西方的王權獨大，從來沒有成為現實的原因也就在這裡。理由是西方的王權在想獨大的時候，也就是想專制的時候，從來沒有想要與底層的平民聯手，或與底層的奴隸聯手，因此沒有力量，王權搞不動其他貴族的聯合力量，因此王權獨大一般都會失敗，如英國大憲章出現，就是王權想獨大的失敗，其他貴族的聯軍會打敗王權，因為王權也不過是一個大一點的貴族而已，拿破崙的失敗，也是敗於西方貴族的聯軍。而王和貴族之間的權力的平衡，就是貴族民主的誕生。

 

反過來，中國的歷史可以這樣來看，幾乎是屢試不爽的。當劉邦這個平民可以當皇帝的時候，劉邦這種平民皇帝，在西方的幾千年歷史上幾乎是不可能的，西方一直到法國大革命，拿破崙出現，才有平民皇帝出來，劉邦就要想辦法將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們搞掉，然後一家獨大和世襲，也就是殺功臣和打擊其他新貴族，或紅色貴族。劉邦和劉邦的後代的一個辦法，或者說是郡縣制度的辦法，就是要在民間徵召人才，排擠貴族，後來董仲舒和其他平民儒家人才的出現，就非常自然。隋唐的科舉制度，是將這種上昇平民，排擠貴族豪強的方法制度化了，成為中國歷史上政治制度的一個創舉。

 

而當皇權衰落，貴族豪強勢力強大的時候，也就是中國郡縣制度瓦解的時候，如魏晉時代，中間階層的貴族豪強勢力龐大，皇權衰落，而平民也就地位下降，成為奴隸。因此，有一個奇異的景觀，就是皇帝的出現和獨大或專制與平民地位的上升是平行的，也就是中國越專制的時候，也就是郡縣制度越強的時候，平民的地位反而越高，而中國越不專制的時候，平民的地位就越低，甚至變成奴隸。魏晉時代，豪強貴族的崛起，皇帝權威的喪失，同時也是平民地位下降，重新成為奴隸的時代。這種現象，是西方的專制概念所解釋不了的。

 

西方的理論家注意到中國的皇權，並認為中國皇權的獨大，與西方王權的獨大是一個意思，這就錯了。中國皇權的獨大，反而是平民地位上升的開始。朱元璋殺功臣的時候，對他的兒子說，是給兒子開路，是拔掉那些樹枝上的刺，這是對的，也就是朱元璋的做法，就是要搞掉那些的新貴族和新豪強，為兒子孫子的皇權獨大開路。而對付新的豪強和貴族的辦法，一個是殺，一個是辦科舉，讓底層平民上來，為皇帝僱傭，來對抗新貴族和權貴。

 

中國這個奇異的專制現象，一直持續到毛時代。當毛的權威無限大的時候，恰好是平民地位最高的時候，毛聯手平民百姓，也就是所謂的工農，幹掉紅色新貴族和官僚的時候，恰是中國底層百姓地位最高的時候。而當改革開放以後，當中國的貴族豪強權貴再次回來的時候，也就是專制權力下降，同時也是底層百姓權力下降，地位下降的時候。這真是中國的獨特之處，很有意思。這也就是中國郡縣制度迷人的地方，也是難解的地方，也是西方的專制概念無法套住的地方。

 

一句話，中國的專制，是建立在郡縣制的基礎上的，與西方的專制建立在分封制的基礎不同。

東方的日本，是建立在分封制度上的，而不是郡縣制的中央集權制，因此其歷史走向，與中國不同，而與西方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