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1年，中國真的是風調雨順嗎？

對於歷史上的那次餓死上千萬老百姓的災難，有些人定其為是沒有什麼自然災害，完全是人禍。這種居心真的很難揣測。有些人先是拼命誇大死亡的數據，從3000萬到8000萬，無奇不有，然後再說，那三年根本就沒有什麼災難，其目的就是要得出一個結論，即那三年的災難完全是人為造成的，完全是人禍，連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話都不講了。筆者真的是不太明白。

筆者在這裡不是要翻什麼案，只是對這種不顧歷史事實，總是從某種情緒或仇恨出發的研究動機不太理解，也不喜歡。事實就是事實，該是如何就是如何，為什麼要誇大呢？大躍進，造成的災難，人為的因素當然非常的明顯，重工業優先，大干快上，15年超英趕美，不顧現實條件，不顧經濟規律，冒進造假，高積累，將農業的勞力大量用在工業上。農業虛報產量，然後高徵收，結果造成農民口糧不足。

但是，全國的糧食減產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因為高徵收之後，還是可以返還農民的，救濟農民的。在河南，就有幾個地方官員，違抗上級命令，私自打開國庫，放糧救濟農民，因此就基本沒有餓死人。那個時候是有一些的糧食出口去換美元外匯，但數量並不是很大，換美元還是重工業優先的原則在起作用。而全國的糧食減產與自然氣候的災害有相當的關係。那個時候基本還是靠天吃飯，一旦氣候有變，就會造成很大的影響。那個時候農田水利工程剛剛開搞，還不成體系，比如十三陵水庫，因此全國的抗災能力非常有限，到文革時代，全國大修水利工程，那以後，中國的抗災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國那個時候糧食都非常的緊張，無論周恩來如何的調配都不夠，這是最根本的原因。

而大躍進，不僅是毛一個人，幾乎全部的中央領導都在頭腦發熱，都站在毛的一邊，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還是主要的幹將，他們觀念的轉變是後來才有的。周那個時候有些靠邊站了，鄧壓在周的上面。而1958年至1959年的幾次會議，包括鄭州會議和廬山會議，本來的目的都是為了反冒進，反左傾，因為毛已經發現問題了，包括毛在武昌洪山的講話，都可以看出毛準備政策調整了，可是下面根本沒有貫徹。尤其是廬山會議，毛本來都準備改自己的問題了，本來也準備下山了，可是劉少奇揪住彭德懷不放，結果就又重新開會，開擴大會，解決彭德懷的反黨問題，其結果是，會議後來變了風向，反左又變成了反右。於是大躍進又持續下去。大躍進死亡的人口大部分在1960年，如果1959年廬山會議按原來的計劃開成功的話，政策就會調整，那1960年，就不會死那麼多的人。非常可惜。

在大躍進時代，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問題很大，無論如何洗刷都洗刷不乾淨的。大家可以查一下劉少奇在大躍進時代的講話，比毛還要激進。而鄧小平在大躍進時代是毛的副帥，毛下面就是鄧，鄧做了10年的書記處書記，而那個時候是書記掛帥，連周恩來都要向鄧匯報工作。鄧在這10年中，1956-1966，幹了三件事，一個是反右，鄧是反右的主帥，因此鄧一直到去世都不給反右平反，只是說反右的錯誤是擴大化而已；另一件就是搞大躍進，是毛的副帥；第三件事就是與蘇聯中蘇論戰。因此鄧是為毛立有大功的人，否則在文革的時候，毛打倒劉少奇，可為什麼不開除鄧的黨籍？毛僅僅是想給鄧一個教訓，以後還要起用。而一些吹喇叭的知識分子，包括錢學森他們，也都是洗刷不乾淨的。

筆者下面引用一篇文章，來專門談那三年的氣候問題，以及氣候對農業的影響。讀者可參考來看。

1959-1961年全國乾旱災害探討述評

作者，徐海亮，發布時間：2009/09/05    來源：國史網

災害狀況與災情概述

　　1．災害狀況

　　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全國性旱災，從氣象、水文、農業、民政和統計部門記錄的原始資料文獻看，這是建國以來第一場連續多年的乾旱災害。按照國家氣象局分析發布和出版的權威性資料文獻[1]，水利部統計歸納的資料和研究出版的專著[2]，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匯編的《中國災情報告》[3]，概括其記載、歸納與研究，陳述於下：

　　按《中國災情報告》記載，1958年，“為近30年未有的大旱”，1959年，“受災範圍之大在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4]劉穎秋主編的《乾旱災害對我國社會經濟影響研究》認為，“是新中國成立10年來旱情最重的年份”。[5]

　　《中國災情報告》認為1960年持續旱情擴大：“……除西藏外，大陸各省區旱災面積高達3812.46萬公頃，為建國以來最高記錄”；“本年災情是建國後最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是年大旱，除黃河外，還有不少河流斷流……1961年，旱情持續，東北局部、西北大部、黃淮、長江流域、西南北部降水偏少2-6成，局部地區偏少6成以上，依然是全國較大範圍持續乾旱的一年。[6]

　　人們習慣上將這幾年的災害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從乾旱災害發生、發展，延伸和轉移看，影響我國農業生產的乾旱災害，前後延續了五年。時間上，以1959年夏秋至1960年夏黃河流域、西南、華南為主，1961年春夏秋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連續乾旱為主；以及1962年春夏、夏秋的華北黃河流域、東北的乾旱。

　　2．1959-1961年的乾旱在建國以來乾旱災害長序列里的地位

　　成災統計居於首位。

　　受災與成災面積是衡量災害程度的重要指標，也是乾旱這一黑箱系統產出結果。長系列來看，它是氣象降水、氣溫-蒸發、土壤含水量、作物需水、田間持水諸多要素交互作用的綜合反映。在1949-1990年的長時期內，“全國受旱面積超過2000萬hm2的有23年，成災面積超過1000萬hm2的重旱年有12年，成災面積超過1500萬hm2的大旱年有5年，按成災面積大小，依次為：1961年、1978年、1960年、1988年和1989年……受旱率超過15%和成災率超過5%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1959-1961年、1978年-1982年和1985年-1989年等3個連續年段。受旱率超過20%和成災率超過10%的有6年，分別是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可見，僅按成災面積統計，1959-1961年在該長序列中，成災面積名列前茅，而在建國初期17年（1950-1966年）的統計里，該時段的受旱面積、成災面積、糧食減產量、受旱人口的統計數值，則更居於首位（見圖1）。[7]

　　圖1：

　　中國農業旱災的長時期（1950-2001年）變化中，“受旱面積的7個高峰期為1958-1962年、1972年、1978-1982年、1985-1989年、1991-1995年、1997年、1999-2001年，均在3000萬畝以上。幾個受旱超過4000萬畝的嚴重乾旱年，如1959年、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均出現在上述高峰期”。[8]

　　由國家氣象局主持的重大課題《中國氣候和環境演變》[5]中“極端氣候與環境災害對水資源的影響”條，也談到在1949-1990年：“全國旱災成災面積接近或超過1000×104hm2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1959-1961年、1978-1982年和1985-1989年等3個連續嚴重乾旱年”[9]（參見圖2）。

“1959-1961年，我國遭受連續三年少雨乾旱，災情十分嚴重”[10]。這是國家水行政主管部門在40年後，對這次乾旱災害的冷靜而簡要的權威性評價。在水利系統的有關重大自然災害的統計和專著中，也始終確認這幾年的乾旱災害的嚴重性。

　　二、1959-1961年全國乾旱災害天氣背景的回顧與評價

　　根據長系列旱澇災害變化規律， 1959-1961年乾旱災害有其宏觀的天氣背景。

　　1．夏季降水變異的背景。

　　夏季降水直接地影響着當年秋季農業收成和秋播。從夏季旱澇特徵看，建國初期的1953、1958、1959、1960、1961、1964、1966年都屬於1類為北方型，主要雨帶位於黃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區，盛產糧食的江淮流域大範圍少雨，梅雨偏弱，出現明顯伏旱。從我國夏季雨型的變化規律，認為50到60年代末，以1類的北方型為主。本文研討的連續乾旱災害，就處於這樣的大背景下。此外，夏季季風強度指數與降雨雨型關係密切，從統計看，夏季季風強年依次為1961、1960、1988、1981、1990、1964、1963、1959、1989、1973、1975、1962、1985、1994、1977年，研究時段的幾個重旱年都在此列，而且觀察後來導致重旱的1988、1989、1994年，也均屬季風強年。再次，夏季副熱帶高壓脊線位置偏北，長江及中間地帶易少雨，盛夏出現伏旱，如1959、1961、1973、1976、1994，研究事件也有兩年在此列。此外，當青藏高原位勢高度偏高時，有利於夏季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偏北、偏西和東亞夏季風偏強，導致1951年以後，以北方類型降雨占優勢，該系列乾旱事件處於這一階段。

　　印度低壓偏強時，夏季多雨區將位於黃河以北，而江淮、西北將可能乾旱少雨，如1959年8月，1961年到1964年，印度低壓由弱轉強，趨於最強勁，而系列乾旱事件，就發生在這個轉強的時段。[11]

　　2．秋季和冬季季風變異。

　　秋季和冬季季風氣候變化，也關繫到當年或次年的冬半年降水模式，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到次年夏季農業收成，以及長江流域早中稻生長。對熱帶太平洋海溫與東亞冬季風異常關係的研究[12]認為，前期秋季海溫異常偏高，未來冬半年東亞冬季風將異常偏弱，反之，未來冬春的半年東亞季風將顯示偏強。而東亞冬半年，也即該年冬次年春季，其冬季季風強弱，往往影響到跨年度的冬春連旱。1958-1999年秋季西太平洋暖池統計資料顯示：某年與太平洋海溫關聯的冬季風較為強勁，該年春或上年冬，（或者該年冬半年）出現較大範圍的乾旱，如1958、1959、1960、1972、1978、1982、1986、1989、1990、1991、1994、1997年。本文研究時段的連續乾旱災害，恰恰發生這種冬季風較為強勁的年際。

　　對青藏高原冬春季積雪與長江黃河流域汛期降水關係的研究認為，1959-1969年長江中游少雨區，對應高原的少雪年；黃河流域6月降水等級偏少的1959-1978年，也對應高原的少雪時段。高原降水積雪，自然也是與冬季風強弱相關的。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主要農業區遭受的乾旱災害，也處於這一青藏高原少雪階段。乾旱有着較為宏觀的天氣氣候背景。[13]

　　2．印度高壓撤離早晚的影響與其他物理因素。

　　陶詩言院士指出印度高壓撤離時空變化與東亞大氣環流6月突變的關聯，由此，後人的研究認為，印度高壓平均撤離期是6月的第2候，最早是5月第4候，而59-61年乾旱背景中，1958、59、60年該高壓撤離時間分別為6-4、6-6、6-2，相對均值較晚，59年則是1955-95年中最晚的一年。研究認為：“初夏季節轉換晚時，我國汛期降水偏少，其中長江中下游和黃河下游地區偏少的可能性更大”[14]。本研究時段正好符合這種宏觀的規律。

　　此外，厄爾尼諾現象與中國東部降水類型似有較為顯著的關聯。1950-1990年代資料統計，厄爾尼諾發生年，7月降水類型多為2型、3型，而1958-1961年的夏季降水模式為1型，我國中東部連續乾旱時段處於1957年和1963年兩次厄爾尼諾事件之間。[15]從以上影響我國主要農業生產的宏觀氣候變化和當時天氣條件看，形成1958年冬——1962年夏秋的連續乾旱，是災害性天氣形勢的客觀反映，導致汛期少雨和冬春連旱的氣象條件交替出現，促使了這些年持續乾旱在江淮、黃淮和西南地區發生。

　　三、研究階段降水資料的再分析與評價

　　 1．降水記錄距平的傳統方法分析

　　1958年6、7月，長江下游地區降水距平為負50-85%，6-9月，湘東、贛北、浙西降水負距平為35-70%；均屬於全國部分地區重旱。1959年，3-5月，黃河上游大部分地區，冀北、內蒙、遼南出現旱象，降水負距平為25-50%；7-9月，渭河、黃河下游以南至嶺南廣大地區，降水負距平為30-80%，屬於全國較大範圍的重旱。59年冬至60年春夏，華南與雲貴川重旱，1960年，3-6月，渭河、黃河下游、海河重旱，7-8月，長江中游重旱，降水負距平分別為25-80%，45-85%；屬於部分地區的冬春夏連旱，中部主要農業地區的大範圍春夏、伏秋重旱。1961年春夏，華北大部、東北西部、魯北部分重旱，降水負距平為30-60%，4-8月豫南、鄂北局部重旱，降水負距平為40-65%，6-7月長江下游部分地區局部重旱，降水負距平為45-80%，6-8月黔北川東和長江下游部分地區重旱，降水負距平為40-85%。依然屬於全國較大部分地區重旱。1962年全國仍有相當多的地區嚴重乾旱，春夏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嚴重乾旱，降水距平負50-90%，7-9月，湘東、贛南、閩南降水負距平35-65%，8-10月華北、東北西部出現重旱，降水負距平為50-80%。因此，從1958年秋冬開始，迄至1962年秋冬，全國東中部主要農業地區遭遇了一場連續的乾旱災害，其中尤以1959-1961年為重。不過

由圖3可以看出，連續幾年的降水距平，顯示出僅在中部、以及西南、西北和華南出現大面積輕度乾旱，距平數值為-25% 至0%；局部中旱。而圖上以黃色表示的乾旱地區，的確也是那些年農業生產遭到重創的地區。本分析工具採用水利部信息中心防汛抗旱指揮系統的氣象系統，分析結果以國家氣象中心用同序列資料和同樣方法檢驗，結果完全相同。

　　2．《中國氣候災害分布圖集》分析

　　由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地理研究所和中國氣象局國家氣象中心編繪的《中國氣候災害分布圖集》（海洋出版社，1997年），其中顯示的這些年的分季災害形勢綜合，與以上文字記載的災害情況、全年缺雨情況，大致一致。

利系統對乾旱指標的再分析

　　以上採用的是最常規的月降水資料-年降水距平分析的方法，無疑的，這是一種較為粗疏的方法。現今各種對於乾旱災害的評估，都是基於降水多寡，用的這一方法。為進一步深入，現採用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於2002年立項建設的《全國旱情監測預測系統》（已於2006年9月驗收）乾旱指標的研究成果之一，進一步探討年度降水距平評估。

　　年度降水距平指數的獲得：

　　降水年度距平指數P=0.6*P1+0.25*P2+0.15*P3

　　研究首先對數據庫中已經占有1950年代以來全部旬降水資料的站點進行分析，從中選取了具有1955年以來全部資料的站點，共計197個；這些站點，按照氣象網格分布，業已涵蓋全國主要大中城市、主要縣城，主要農業生產地區。再就這些站點，分別計算出每一單站的，截至2007年1月1日的降水距平指數曲線，從中專門截出1955-1965年這一階段，觀察、評價各站在本文研究時段乾旱狀態。並就1958年至1964年，繪製出全國分月的旱澇等級和降水距平分布圖，逐月觀察和評價全國各個地區的乾旱等級。

　　降水距平指數分布：

　　從逐月（中旬初）的指數分布看出，1959年全國中部主要農業地區的乾旱，有些月份仍然屬於局部中旱和輕旱的程度，有些月份還以正常為多。但是，幾乎全年在中部地區都有較大範圍的乾旱。要注意的是：這是一個平均分布的成果，一些站點比較突出的嚴重乾旱，由於這種平均的統計結果，被拉平掩蓋住了。其他年份，如1960、1961年情況也大致如此，分析圖就不一一羅列了，僅將分析結果列表如下。不過，與年降水距平圖相比較，這裡可以看出一些農業生產的關鍵時刻，一些重要農業地區受災輕重狀況。造成對農業生產巨大衝擊的，也許正在於這些重要地區、在關鍵的農業生長季節發生的持續中旱（前期降水累計距平為負20-35%）。1959-1962年，這種發生在我國中部地區的持續中旱，主要出現在年初冬春、春夏、夏秋季節，個別年份延續到年底的冬季。分析匯總如下（見表1）：

　　表1　　　　　逐年逐月年度降水距平指數分布分析成果匯總

　　從一些典型控制站點的多年（1950-2007年）降水距平曲線里截取建國初期的變化部分分析，大致在1958、59年，至1961-63年，全國多數站點的降水距平指數有一個明顯的下降低谷，尤其是一些典型站點處於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的兩個較高指數峰期之間的最低階段。評估為乾旱、中旱。這一低谷，是建國以來第一降水距平低谷。部分站點的降水距平指數偏低正常均值20-30%，甚至接近40%。

　　那麼指數的偏低趨勢還要高出15-10%。所以，以下站點在58-62年，一度出現過降水距平指數偏低40%以上的嚴重缺水乾旱事件，它們是：山西的右玉，安陽、淄川、鄭州、開封、亳州、鳳陽、漢中、安康、巴中、寶豐、許昌、西峽、重慶、涪陵、黃石、麻城、棗陽、信陽、固始、南昌、景德鎮、屯溪。類似站點應還有長治、洛陽、德州、臨沂、荷澤、宜昌、萬縣、大同、臨汾、邵陽、銅仁、百色、瀋陽、遼陽、鄖縣、沅陵、喀什、都蘭、敦煌、酒泉、貴陽。

　　年代站網尚不完善，缺失一些重要站點，但以上站點基本上控制了甘肅、晉北晉東南、遼南、魯中魯南魯西、河南全省、陝南、川東、黔東北、鄂北鄂東、贛東贛北、皖北皖南、湘西、桂西等地區。其中包括了農業生產的基本區域——松遼河平原、河西走廊、華北平原、江淮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湘贛皖南丘陵地區。這也是中國夏季、秋季糧食的主要產區。

　　4．國家氣候中心氣候預測室的降水指數分析

　　國家氣候中心將全國分為15個區，每個區選取若干代表站（約8—17站），由各代表站點月降水資料，建立區域降水指數序列[18]。可以看出在建國初期，各大區逐年逐月降水變化趨勢。將中東部各典型地區數據點繪圖形。降水指數變化顯示，逐年逐月，降水指數在平均數值150上下波動，但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存在一個較為突出的偏低階段，特別是在影響農業生產的4-8月階段。

　　綜合述評

　　1．從國家相關業務部門的氣象、水利、民政、統計和中科院有關部門的原始記錄、單項分析、綜合分析，在1958-1962年期間，我國中部和其他地區，確實發生過連續多年的以乾旱為主的自然災害。

　　這些記錄和分析基於自然科技（儀器）和人文技術。

　　2．基於乾旱指數的概念,客觀存在的乾旱災害以我國中部地區的連續、跨年、跨季的中旱為主，這些地區是我國主要的農業生產地區，以其他地區的局部重旱為輔。總體是全國大部分地區中旱、輕旱，個別地區重旱。

　　3．從長序列（1950-2006年）的乾旱災害評估分析，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的乾旱，屬於建國50年來數次乾旱高潮期的第一高峰期，但其氣象/水文乾旱災害程度要低於1970、80年代和20/21世紀交接時段。

　　4．大氣物理和多學科的長期天氣背景綜合分析，1950-1960年代的中國中部、西部乾旱，存在十分宏觀的大氣環境背景，許多影響中國夏季降水的研究參數處於近50年來的極端時期。中國在這一時期出現大面積的乾旱事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

　　　  5. 從長期旱澇變化數理分析進行評價，這一階段的乾旱災害程度，比單純災情記錄的報告，要顯得輕微一些。說明災情報告和單純的災害面積的統計數據，帶有較大的人為主觀意向成分的影響，前者（數理分析）顯示自然屬性十分強烈，而上報災情與災情統計所蘊涵的社會屬性則較為顯著。

　　（作者為中國水利學會水利史研究會高級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