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也堅信全國是豐收的，糧食總產量上沒有多少問題，他懷疑多數地方腫病和死人現象再度蔓延開來，多半不是因為缺糧，而是因為1958年工作安排上太偏重於鋼鐵、糧食、棉花，導致蔬菜、油料作物生產太少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中共中央最早因餓死人事件處分省級領導人，發生在1957年。
中央為何處分廣西省委
當年6月18日，《人民日報》和《廣西日報》首次公開發表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處分廣西省、地、縣一批主要領導人的決定。廣西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書記郝中士、蕭一舟，以及中共平樂地委書記、副書記,中共平樂、荔浦、橫縣縣委書記、副書記等十餘人被罷免了黨政職務，有些還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決定說明，公開處分陳漫遠等人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對廣西省1955年和1956年發生大批農民逃荒，甚至餓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決定指出，廣西省早在1955年就已經發生過農民逃荒和餓死的現象，國務院當時即發出過指示，要求“必須加強生產救災工作，對某些情節嚴重的失職幹部，應該予以嚴肅處理。”然而，廣西省、地、縣各級負責人“仍然麻木不仁，不能從事實中吸取教訓”。1956年春荒再度到來，“廣西省的領導幹部由於在工作中嚴重地脫離群眾，不了解下情，對災情發展估計不足，因而沒有領導有關部門正確地貫徹執行這一政策，及時地作好糧食調度供應工作”，終至“造成平樂、荔浦、橫縣等地區農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嚴重事件”，“不僅造成了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而且也嚴重地損害了人民政府在群眾中的威信。”
當時公布的廣西省1956年因缺糧餓死的農民的數字，是“550多人，其中以平樂、荔浦和橫縣最多”。這個數字是否準確，尚有爭議，但中共中央的處分，顯然不止是針對1956年的問題，而是包含着對此前死人事件的追究問責。國務院的決定對此已經講的再清楚不過了，鄧小平對此也有很明白的說法，即中央最不滿的，是“事件發生後，省委對有關失職人員一直拖着不處理，患得患失，你推我，我推你，不僅缺乏群眾觀念，連‘人民’兩個字的觀念也沒有。”這裡講的廣西省委拖着不處理的“事件”，也就是國務院處分決定中所說的情況，即對國務院要求嚴肅處理造成1955年餓死許多農民的失職幹部的指示拖着不辦，以至於1956年再度發生大批餓死人的情況。
那麼，1955年廣西餓死了多少人呢？目前尚未見有可靠統計，但從廣西一些縣誌的記載可以看得很清楚，1955年餓死人的情況要比1956年嚴重得多。如中共中央指出的1956年死人最多的橫縣，在縣誌里就沒有具體記述當年死人的情況，倒是特別強調了1955年的災情，稱光是該縣南鄉、飛龍兩個鄉，1955年就有2971人因飢餓患了浮腫病，死亡434人。賓陽縣誌也沒有記述1956年的死人情況，但卻特別說明1955年因給農民留口糧偏低，以致該縣因缺糧死亡667人。浦北縣誌也沒有講到1956年的災情，但說明：1955年“全縣斷糧者最多時達226959人”，“患營養不良性水腫病10639人”，死多少人沒有寫出來。
中國饑荒常態化的影響
中共中央處分廣西省、地級負責幹部的時間非常微妙。因為它恰好是在1957年春夏之交。中央派人前往廣西調查其問題是在1956年底，也就是在整風運動剛開始發動之際。中央書記處第一次討論中央監委的調查報告是5月16日，讀過沈志華教授反右運動研究的人都清楚，當時毛澤東正在警覺當中，反右的決策還沒做出來，社會上反官僚主義的整風運動正熱氣騰騰。而書記處第二次，即5月20日討論對廣西問題的處理決定時，毛澤東恰恰決定要發動反右了。在這個微妙時刻堅持自曝家醜，一方面固然與整風反官僚主義的初衷有關，一方面反映出中共高層對廣西省地領導人的極度不滿。只是，這主要不是因為死了多少人，而是因為廣西當地負責幹部隱瞞下情、無視中央指示的行為。
災荒，乃至於餓死人，在中國近代農村司空見慣。即使中共建國之後，每年還是會遇到春荒或夏荒。尤其是1953年實行統購統銷之後，農民口糧被政府嚴格控制在較低的水平上，一些地方的農民在青黃不接之際，因缺糧而逃荒甚至餓病的情況，時有發生。1954年，因發生全國性的災荒，就曾導致幾千萬農民缺糧、斷糧，不少省份都發生了餓死人的現象。其他年份，因國家太大，所謂“插花”式的這裡旱、那裡澇，出現廣西那樣的局部饑荒，屢見不鮮。在此之前，中共中央還從未因為餓死人而處分過省、地中高級幹部。這也就是說，僅僅是因為有農民餓死，中共中央一般並不會輕易懲處下面的幹部。
比如，就在所謂大躍進的1958年春天，就發生了大面積的春荒，一度有16個省都出現了農村缺糧、斷糧，農民逃荒、餓死的情況，僅毛澤東批示要求各地注意者就有三四次之多。
據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轉報辦公廳所得各地的消息稱，安徽有130萬人缺糧，流浪到外省的農民有幾千人。河北4個專區農民外出討飯的有幾萬人，已發現12人因飢餓難耐而自殺。山東全省有67萬人斷糧，逃荒要飯的有15萬人之多。廣西壯族自治區29個縣965個鄉缺糧缺錢的困難戶超過120萬，占該地區總人口的16.2％，已經斷糧的就有5.7萬人。廣東省50個縣、市統計，因春荒斷糧的近百萬人，已知餓死7人，因餓病水腫的69人，賣孩子的10人，討飯的66人。
中央轉發的這份簡報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它指出：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無糧可供，“首先是因為災區的領導幹部對糧食情況不摸底，對形勢估計不足，特別是有些幹部怕犯右傾，見喊缺糧不相信，不積極採取措施。加上有些地區供應工作本來安排不當，鬧糧情況發生後，又未迅速抓緊統銷工作，對真正的缺糧未及時供應，致使鬧糧面積擴大。”
把這一點和上述國務院批評廣西省委的錯誤稍加對照即可看出，中共中央很清楚，這類問題的發生，多半都是因為許多中高層幹部“在工作中嚴重地脫離群眾，不了解下情，對災情發展估計不足”，以至於明明有糧有錢，卻不能防患未然，人為造成饑荒死人。
另一值得注意之點是，簡報在行文中對缺糧、斷糧強調不多，它更多使用的“鬧糧”一詞，並且把缺糧、斷糧與“鬧糧”相提並論。因為把缺糧、斷糧與“鬧糧”混為一談，結果，即使發現一些地方幹部存在着嚴重瀆職的現象，也未必會引起高度重視。如簡報中明確講，甘肅全省21個縣斷糧，嚴重的如徽縣，人們把雞、狗、貓都吃光了，多數人只能以樹皮草根充飢。該縣有2031人患了浮腫病，其中一個合作社的死亡人數就占到發病人數的15％，4戶人家死絕，全縣因飢餓已死亡近800人。簡報稱，該縣並非沒有糧食可用來救急。縣委因為不相信下面缺糧，把2000萬斤銷售糧和存糧“全部扣在縣上不下發，這些糧食可供應兩個半月”。正是由於把徽縣縣委的此種嚴重瀆職行為視為判斷錯誤，簡報不僅沒有要求懲處該縣縣委，而且還特別表揚了甘肅省委，說甘肅提出的“‘全黨動員，苦戰三晝夜’，儘速解決問題”，是一種極好的態度。
當然，還有另一種看法也不能不提到。即主管經濟工作的負責人多半認為，這主要還是全國範圍糧食生產不足造成的。如譚震林在回復毛澤東5月24日詢問山東農民缺糧情況的一個批示時就這樣寫道：
“山東省每人（年）平均口糧360斤，少數山區是200多斤，一般說是夠吃的。去冬以來勞動強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夠吃，這是全國的現象。糧食問題主要是增產趕不上口糧增加的需要，這個困難，估計三五年內即可能解決，即全國每人平均有一千斤糧食：口糧600斤，種籽200斤，餘糧100斤。”
這裡的口糧斤數指的是原糧斤數，變為成品糧只及此斤數的75％。也就是說，360斤原糧等於270斤成品糧，平均到全年365天，山東農民當時最多每天只能吃到7兩左右的糧食。如果是200斤原糧，則每天平均也就只能吃到4兩左右的糧食。如此少的口糧，如何能不發生春荒夏荒，以至於饑荒呢？然而，對於這種情況，當時主管糧食及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卻相信“一般說是夠吃的”。這看來也是幾年來春荒夏荒持續不斷的一個原因。
毛澤東對死人問題的態度變化
中央在上述簡報中一方面委婉地批評了甘肅省徽縣縣委的作法，一方面卻並不要求甘肅省委“嚴肅處理”，還表揚甘肅省委在救災問題上態度積極，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大躍進問題上受到過毛澤東的表揚，是當時國內各省農業大躍進的重要旗手。而能否實現大躍進，在1958年是衡量一個幹部好賴的最主要的標準。何況，從毛澤東到中央絕大多數領導人，都是剛剛從革命戰爭年代裡過來的。在他們的眼裡，搞建設和打仗並沒有多大的區別，大躍進其實也就是照戰爭打仗的思維設計和推動起來的。
查一下毛澤東1958年的歷次講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直到這一年11月底，他都是抱着“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革命的邏輯思考問題的。
3月9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就講到過死人問題。在有領導人匯報到勞動中工傷事故增加較多時，他插話說：“花這一點代價趕上英國也是要付的。各省準備死500人，1年1萬多人，10年10萬人，無時不死人，要有準備。”
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到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毛澤東更是明確講：誰都不願意打仗，但要準備有戰爭瘋子。“打起來也要不大驚小怪，打起仗來無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們見過，人口消滅一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原子仗現在沒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幾億人剩幾億，幾個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了。換來一個資本主義全部滅亡，取得永久和平，這不是壞事。”
8月19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又講：“打了那麼多年仗，死了那麼多人，沒有誰能賠償損失；現在搞建設，也是一場惡戰，拼幾年命，以後還要拼，這總比打仗死人少。”
11月1日，毛澤東在河南新鄉與幾個縣委書記談到土法煉鋼容易發生死傷時還是在這樣講。他說：“這比打日本好，比打蔣介石好，打仗要死人，這也可能死一個兩個的。”
分析毛澤東上面的這些說法可知，他並不是完全不在乎死人。他的看法很清楚，戰爭死人多，但躲不過，該打就要打，死人多，勝利了就不是壞事；搞建設死些人也是必然的，要高速發展不可能不付一點代價，不能因為死幾個人就不去躍進了。然而，他認定一點，搞建設死人要少得多，一個工地“一個兩個”，全國至多“1年1萬多”，不會大規模死人。因此，一旦他發現像打仗那樣去搞建設，可能會造成大批死亡的時候，他就再不這樣講話了。
毛澤東是何時發現用大躍進的方法可能造成嚴重死亡現象的呢？應該是在這一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因為我們注意到，從這時開始，他在講這個問題時態度一下子改變了，開始反覆強調要讓農民吃飽睡好，不要太過勞累了。
11月10日，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中對此講得更明白了。他說：一定要使生產者能夠吃飯，吃得好一點，一定要保證食品中有足夠的熱量和營養。他特別提到：現在雲南幾個月中間就死了4萬人，就是沒有注意讓人吃飽。“只要人家苦戰，每天十幾小時，吃得不夠，休息得不夠，糧食、油鹽、蔬菜，那個東西不注意（是要死人的）。”這種強迫性的作法“現在我們必須制止。一個要吃飯，一個要睡足”。“搞社會主義有優越性，但是死人，成萬的死”，這叫什麼優越性？
十天之後，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的話講得更重了。他說：不能像過去那樣幹了。“除特殊外，還是要睡一點覺。現在要減輕任務。”明年的生產指標要降下來，不能總是壓得人透不過氣來，否則，“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廣西死了人，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他指着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說：“安徽要搞那麼多（嗎）？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為原則。”他特別強調要把水利建設今冬明春全國的土石方量降下來，批評中央提出的在1958年的基礎上提高兩三倍的計劃不合適。聲稱自己負不起這個責任，說“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謝富治為什麼沒有被處分
雲南省這時的第一書記是謝富治。雲南省幾個月死了將近4萬人，遠比一年前廣西陳漫遠在任時造成的損失要大得多。但是，謝富治卻安然無恙。毛澤東不僅沒有處分謝富治，而且還表揚謝富治的檢查報告寫得好。
謝富治的檢查報告是怎麼講的呢？報告中說：
在今年春夏之間，雲南曾發生嚴重死亡的情況。腫病至6月下旬和7月上旬發病率猛增，遍及全省70多個縣市，併兼有痢疾等流行。我們雖曾採取了一些措施，先後4次派遣醫療隊伍進行檢查和幫助，並調撥專糧、專款，但制止無力。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計發病38.8萬多人，死亡39721人，其中因腫病而死的占半數。
雲南全省死人以曲靖專區最為嚴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數的48％。而該專區又集中在陸良、瀘西、曲靖等縣。僅陸良縣即死亡12917人，占該區死亡人數的67％，占全縣總人口的5.6％，因腫病死亡者5205人，占死亡人數的40％。
經解剖屍體及臨床治療斷定，這種病屬於混合性營養不良型水腫，病因主要是過度疲勞和營養不良。據查，每個農民在正常勞動情況下，每天需要熱量2500卡，勞動最緊張時需3000卡至5000卡。但今年六、七月間，青黃不接，口糧較緊，特別是去年歉收地區，有的農民每天只能吃到四五兩糧食，而勞動強度很大，因而造成死亡。
報告承認發生問題的關鍵，是領導作風不深入，幹部強迫命令，並舉例說明陸良縣死亡多與地方幹部組織“督戰隊”，鞭打威逼農民，對群眾生活不注意，留給農民口糧太少，農民勞動強度成倍增加有直接關係。
報告以省委名義請求中央給予處分，謝富治並特別寫信給毛澤東表示要承擔主要責任。
毛澤東在謝的報告上批示道：
“雲南省委犯了一個錯誤，如他們在報告中所說的那樣，沒有及時覺察一部分地方發生腫病問題。報告對問題作了恰當的分析，處理也是正確的。雲南工作可能因為腫病這件事，取得教訓，得到免疫力，他們再也不犯同類錯誤了。壞事變好事，禍兮福所倚。別的省分，則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雲南那樣的錯誤，因為他們還沒有犯過雲南所犯的那樣一種錯誤，沒有取得深刻的教訓，沒有取得免疫力。在我們對於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是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於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幹部沒有辦法，只好硬着頭皮去干，少干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餘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在這裡，毛澤東關於我們現時普遍把任務提得太重，只知道把千鈞重擔壓下去，逼得縣鄉幹部沒有辦法，對人民生活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因此不能專門責怪下面幹部的話，說明了他不主張處分雲南省委的主要原因。毛澤東沒有講到的另一方面原因是，雲南省自2月份部分地區出現腫病之後，即陸續採取了一些應對措施，6月開始全面介入，並幾度主動向中央匯報過情況。10月以後更多次向中央和國務院全面檢討和請求處分。想來這也是毛及中央高層無意處分他們的一個重要原因。
毛澤東對糧食豐收的認定與懷疑
在毛澤東與大饑荒的研究中，最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是他什麼時候意識到各地在糧食問題上的謊報與浮誇的？
毛澤東1958年的講話很多，不相一致的說法也比比皆是。事實上，還在運動開始轟起之時，他就很明確地講過不贊成謊報和浮誇的話。比如在3月20日成都會議上的一次講話中，他就提醒過，說：“現在有股風，是十級颱風，不要公開去擋，但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去掉虛報、浮誇，不要爭名，而要務實。”然而，在這之後，毛澤東本人恰恰又講了許多助長虛報、浮誇的話，使各級幹部想不虛報、浮誇都不行。毛澤東站出來批評虛報、浮誇，已經是11月鄭州會議的時候了。當時他已經注意到，他曾經表揚推廣的一些大躍進的榜樣，恰恰是弄虛作假的典型。比如他就明確地否定了他最早推廣過的徐水人民公社的作法，說：“徐水不如安國，以後要宣傳安國，不要宣傳徐水，徐水把好豬集中起來給人家看，不實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鋼鐵‘衛星’的數目也不實在，這種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對浮誇，要實事求是，不要虛假。”
河北省徐水大躍進的虛假“經驗”，早在毛澤東成都會議上告誡不要虛報、浮誇時，就在會上被當作成功經驗向全黨在推廣了。當年8月4日，毛澤東得知徐水糧食畝產上百萬斤的消息後，還專門去到徐水參觀了解，並予以了肯定。《人民日報》關於“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討論，也是毛澤東參觀徐水等地糧食“衛星”田之後，公開提出來的。徐水打破家庭結構，把農民組織起來，分成男營女營過集體生活，吃大鍋飯，實行“軍事化、戰鬥化、紀律化”，同樣是按照毛澤東的設想搞起來的。
毛澤東發現徐水弄虛作假，搞強迫命令，甚至於違法亂紀，是10月下旬。先是中央辦公廳下去調研的工作人員寫了一個報告，遞到了毛的手裡。接着河北省委工作組亦報告了徐水這方面的嚴重問題。10月24日，毛召集河北省委負責人匯報徐水情況，對徐水的一些作法提出了批評。31日，他再去河北，在石家莊講話又直接批評了徐水強行搞平均主義的做法。到11月開鄭州會議時，他已基本否定了徐水的經驗，並開始注意到：現在許多地方的躍進都是通過謊報得來的，比如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把畝產300斤麥子報成400斤。
因為一切都是聽匯報、看報告、讀報紙，和走馬觀花得來的，再加上毛澤東主觀上想要看到高指標，從1958年年初起就一直在推動各部、各地制定“破除迷信”的高指標，因此，當各種高指標雪片般飛揚起來之後，他自己也不能不日漸受到各種虛假宣傳的左右了。即使到1958年年底，他注意到徐水等地有弄虛作假的情況，由於中共中央主管經濟工作，包括主管糧食工作的負責人一再報告全國範圍糧食產量較頭一年增產兩倍有多，因此他對糧食大豐收的看法一直沒有改變。而且，毛澤東的一個基本態度，就是要大力保護一切“敢想、敢說、敢做”的躍進精神。
同樣是在鄭州會議上，他一面批評虛報、浮誇，一面又對山東范縣聲稱1960年糧食產量“保證畝產二萬斤，爭取三萬斤”的“衛星”計劃欣賞有嘉。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陳伯達、張春橋、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嗎？行路匪遙，一周可以往還，會後出征，以為如何？”
當然，對虛報已經有些敏感的毛澤東這個時候也不是十分相信那些自信滿滿的中央領導人提供的數據。他相信這一年因大躍進迎來了糧食大豐收，但是他對是否增產兩倍卻很懷疑。11月8日他已經在講：1957年糧食3700億斤，今年能收7400億斤，翻一番就不錯了，我不太相信會翻兩番。“糧食產量，估計不算數，要看實收數。”
第二天，他在鄭州會議上進一步講：大家都說今年至少9000億斤，我看最多7400億斤，“把7400億斤當定數，其餘1600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
幾天后，中央書記處開會，傳達毛澤東的意見：“糧食各地報的數字打個七折，還有8000億斤，我只要7500億斤就滿意了。7500億斤－8000億斤就很了不得了。”
隨後在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都一直在問譚震林、李先念，甚至是湖北省委，真實的糧食產量到底是多少。但顯而易見的是，最後大家都還是相信取得了大豐收，故八屆六中全會最終確定：1958年糧食總產量是7500億斤。
譚震林後來解釋說：這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了，“今天誰也拿不出一個確切數字來。要多，能多到9000億斤，要少也能少到5000億斤，因為他把小雜糧、地瓜已經吃去的部分都不計算在內了。”
毛澤東的困惑：糧食會緊張？
由上述情況不難發現，國務院1957年處分廣西省領導人時所稱“領導幹部由於在工作中嚴重地脫離群眾，不了解下情”，無法正確制定和掌握政策，應對和解決問題的情況，上至中央和毛澤東也是一樣的。今天幾乎所有對那段歷史略有常識者都清楚地知道，所謂1958年糧食產量翻一番，甚至翻兩番，統統都是下面虛報、浮誇的產物，然而，從中共負責農村工作、糧食工作、經濟工作的主要領導人，一直到毛澤東，全都被蒙在鼓裡。因此，當1958年底1959年初出現肉蛋副食緊張、蔬菜緊張，糧食緊張，全國幾百萬農民又出了水腫病時，所有中共領導人都懵了，不明所以。
最初，毛澤東無論如何不能理解。他再三講：“五六年只增產150億斤糧食就大躍進，五七年只增產50億斤，五八年能增產1000億斤，我就滿意了，也是了不起的事情。但現在不是1000億斤，而是3800億斤，這不是大躍進嗎？”
糧食增產那麼多，怎麼還會緊張呢？在1月22日批轉山東省委、省政府就館陶縣發生逃荒死人問題的檢查報告中，他也注意到糧食產量有虛報、浮誇的情況，曾提到：“在豐收地區中，往往有一些減產、平產或者增產不多的地方，如果不認真注意，就容易在這部分地方發生嚴重問題，1956年廣西餓死人的事件，在平樂、荔浦等縣，也是在一般豐收中的插花災區發生的。如果加上作風上的虛報浮誇，為了怕失面子，不許群眾向上級反映真相，秋收中的粗糙，秋後有一段多吃了一些，等等因素，就更容易發生問題。”
1月中下旬已經有14個省報告因水旱災害，有些地方減產，甚至絕收。山東省委即報告稱，館陶、金鄉兩地從中秋節到這時一直沒有糧食吃，“吃地瓜、吃紅薯渣，有的連地瓜、紅薯渣都吃不到。”譚震林派人去查，證實2萬人逃荒，已經餓死了23人。
1月20日，譚震林在中央電話會議上通報說，全國浮腫、乾瘦發病人數490多萬人。還有兩個省沒有報上來，實際人數應該超過500萬了。他得到的數字，已經死了7萬人。他報告給周總理，總理說他的消息是12萬人。譚對此感到不好理解。說：過去以為是老人和小孩身體不好，現在看，有些壯勞力也死了，這就和勞動強度問題有關了。但是，這幾個月氣候不好，天氣恐怕也有問題，熱一下，冷一下。“據說1919年也是這樣的情況，死了兩千萬人。這樣的氣候對農作物的生長有影響沒有，是禍還是福，請同志們注意一下。”
毛澤東也堅信全國是豐收的，糧食總產量上沒有多少問題，他懷疑多數地方腫病和死人現象再度蔓延開來，多半不是因為缺糧，而是因為1958年工作安排上太偏重於鋼鐵、糧食、棉花，導致蔬菜、油料作物生產太少。為此，他對1958年經濟計劃工作十分不滿。在2月2日省市區黨委書記的會議上，他對此予以很尖刻的批評。說：“浮腫病主要是蔬菜吃少了。油要抓一下。又要搞到東西，又要使農民不造反，一定要500萬人害腫病，北京一人一兩蔬菜才引起注意？！”
對於各地原來喜報頻傳，國家按量收購卻又百般抵制，毛澤東最初也是百思不得其解。1959年2月初看到廣東省負責農業的書記趙紫陽考察雷南縣徵購糧食所做的報告，他才恍然大悟。因為按照趙考察的結果，大躍進，糧食大豐收無可懷疑。“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這一看法讓毛澤東以為抓到了問題的癥結。他馬上向全國轉發了趙的報告，而且批示稱：“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影響廣大基層幹部的共產主義品德，影響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躍進的積極性，影響人民公社的鞏固，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
但是，糧食大豐收，農民及其基層幹部為什麼還要瞞產私分呢？毛澤東再三詢問後得出看法，認為一是因為糧食豐收了，再加上是公共食堂，農民放開肚皮吃，消耗太多；一是因為人民公社初創，一切白手起家，公共積累攤得太多，農民增產不增收，因而不滿。
2月底，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接連發表談話，承認自己過去鼓勵農民一天吃五頓之類的說法有問題，說：“去年大豐收，使我們麻痹了，糧食問題十年也不要說解決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糧食也不要說解決了。要大反浪費，生產永遠也不能滿足浪費的需要。”同時，他更多講的，是要給農民利益。
他講：“我們和農民的關係有點緊張。一是糧食問題；二是供應問題。去年11月以來，這股‘共產風’白天吃蘿蔔，晚上吃大米，幾億農民和小隊長聯合起來抵制黨委。中央、省、地、縣是一方，那邊是幾億農民和他們的隊長領袖作為一方。這個問題不很好解決，很可能會犯斯大林的錯誤。農業不能發展。”
“誰料到大豐收出糧食問題？”毛澤東認定，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分配製度有問題，公共積累攤得太多。他計算了河南公社的收益分配情況，說“公社生產費20％，積累、稅收50％，農民只分到30％，瞞15％，實際拿45％”，但豬歸公社，大白菜也歸公社，還要出工修水庫、修路，農民怎麼能不反抗？他的意見是：今後的糧食安排，必須先考慮農民。“第一是安排社員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積累，公社積累18％，加上國家稅收7％，共25％，現在很多地方超過了這個比例，是很危險的”。
而因為相信全國是大豐收，因此，糧食、副食、蔬菜再緊張，毛澤東也堅持認為這是農民抵制徵購造成的。故3月28日上海會議中李先念報告說：“全國都是豐收的”，但有些省糧食還沒收上來時，他還插話說：“為什麼別的省未收起來？請各省學河南的辦法，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上）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等
來源: 《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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