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專制制度的民意和民主基礎

一般人一提及專制制度，都認為是與民主制度相對的產物，好像是洪水猛獸一般，是必須打倒的。其實不然，尤其是中國歷史上的專制制度，都是有相當的民意基礎，同時也是有民主基礎的。很多人會很奇怪，這如何可能？

很多人認為，民主只是西方國家所獨有，這個視野就太狹小了。民主的本質不過是民意基礎或民意的支持，而運用選舉和投票的方式來表達民意和民意的支持不過是一種西方式的表達方式而已，中國人自有中國人的表達民意的方式，中國人不是靠數人頭的方式。而其實，數人頭的表達方式本身有後期認定的意思在，因為那些的候選人並不是選出來的，而是推舉出來的，候選人的產生方式並不“民主”，因此，西方民主的選舉本身是有非常大的局限性的，你不過是在兩個或幾個候選人中選一個看着還不錯的人而已，而你對這個你選的人，可能知之不多，只看長相或第一感，而候選人的材料也都是加工過的，這個時候所謂的選票或數人頭，不過是一個後期認定而已。數人頭本身是一種平衡，就是給在國家中沒有什麼地位的小民一個心理的平衡，好像這個人是你選出來的，其實質如何，那只有天知道。競選總統的每一個候選人身後，都有強大的財團的支持，還有利益集團的支持，候選人不過是這些利益集團的代理人而已。

筆者一直認為，西方民主的核心不是選舉制度和政黨制度，而是分權制度，也即是權力制衡，包括地方自治。選舉和政黨制度不過是保障權力制衡的手段而已。因此，看一個國家是否是民主的，就是要看這個國家有沒有達到權力制衡和分權，如果沒有，有選舉也好，有多黨也好，都沒有用。如菲律賓，表面也是民主制度，有選舉有多黨，好像也是三權分立，但其本質是家族制度，沒有分權，因此其民主制度是假的。

中國的專制制度分兩個方面，一個是開國的時候，一個是後繼的政權。開國的時候，那個政權無論是皇帝也好，或者是什麼政黨也好，都是有非常大的民意和民心在的。無論是用武力也好，用槍桿子也好，都如此。劉邦登基，當然也靠武力，但後面是民心與民意；朱元璋登基，也是有強大的民心和民意的支持。如果那個時候採取競選的話，劉邦一定會擊敗項羽，朱元璋也會擊敗其他的對手，包括毛澤東，也一定會擊敗蔣介石的。毛的民心和民意當然在蔣之上，如果選舉，肯定是毛獲勝。而在開國第一代的民意表達方面，一般就是人民願意將民意固定在某一個領袖的身上，也就是民眾願意將自己的權利讓渡給這個他們信任的人身上，民眾與這個領袖建立一種契約的關係，這也是一種民主關係。請參閱筆者的《對專制與民主起源的另類解釋》。一文。

因此，對於中國歷史上的朝代，在開國的時候，一般都是有民心和民意基礎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開國的朝代一般都是民主政權。

問題是，後代呢？後來的皇帝們呢？他們的政權從何而來？他們的權利是繼承而來，那麼這個政權是否有民意基礎？一般人會認為沒有。而後代的皇帝們一般都會說，我的權利是君權天授，中國的皇帝是敬畏天的。而西方的皇帝會說，我的權利是君權神授。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還是先看一看，中國歷史上的朝代，其社會結構如何，政權結構如何，然後我們再來做一個判斷。

我們看宋代以後。宋代以後的社會結構是三極結構，一個是皇權，一個是家族鄉紳地主，一個是百姓。百姓一般不直接由皇權控制，而是由家族鄉紳地主直接控制，百姓都生活在家族裡面，由宗法制度控制。皇帝統治百姓，一方面要經過官僚的手，另一方面一定要通過家族鄉紳地主的手，皇權一般僅僅到達縣一級，縣下面是家族鄉紳地主的天下，是自治的。因此從這個結構我們看到，皇帝的所謂專制政權其實是很有限的，其統治力和控制力並不很強，因為下面其實是自治的。因此，皇帝的權利已經被分權了。

那麼我們再看看皇權本身。我們看從中央政府開始，到省府縣的四級政府，都是由什麼人把持的，這些人的來源又是什麼。

這就必須說到中國特有的科舉制度了。中國的科舉制度，就是中國式民主制度之一種。因為這個科舉是非常公平的，也是面向所有人的，無論是官員後代，富人，還是地主鄉紳，或者是貧民，都可以進入科舉，都可以通過公平的考試來進入官員的階層，成為政府官員。

因此，在筆者看來，這個科舉制度本身，從選拔政府官員的角度看，比西方的選舉制度更加公平，因為西方的總統是民選出來的，可是，其組閣的閣員並不是選出來的，而是總統提名議會通過的，是非民選出來的。而科舉就不一樣，所有的官員，從內閣軍機處到各部及地方各級官僚，都是科舉出來的。科舉的考試題目，一般都是哲學倫理和治國的策論等，通過這些的考試，可以衡量一個人的才幹。那麼，這個科舉考試是否有民意基礎呢？當然有，那個時候，中國所有的人都認為這個制度非常的公平，老百姓也相信由科舉考試出來的官員，是可以治理他們的。也因此，一個人中狀元或進士，是非常榮耀的事，其出任的官位，老百姓也認可。而老百姓的認可，就是民意和民心的基礎。

我們再看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裡面有各部，各部的總頭領是宰相或首輔，或軍機大臣領班，而圍繞着宰相首輔和軍機大臣還組成了一個內閣，這個內閣或軍機處的權力很大，一般的政務都由這個內閣來處理，關鍵的，重要的事情才呈報皇帝來批准。而這些的宰輔們，軍機大臣們，一般都是來自科舉，而且還都是最優秀的人才。也因此，我們看，在中央政府和各部中，權力基本是被科舉上來的人掌控的，皇帝的權力並不是很大。因此，這個世襲的皇帝，是一個沒有民意基礎的人，但是，皇帝的權力並不大。皇權一部分是被那個三極結構的家族地主鄉紳給分走了，地方自治，另外一部分又被官僚們給分走了。而且，在歷史上，還經常有權臣出現，如明代的張居正，就是一個權臣，其權力在一定的時間內比皇帝還大。明代官僚與皇帝經常對抗，可見皇權還是非常受限制的，皇帝當然不能為所欲為，連皇帝的婚姻，大臣們都要管。

因此，皇權，內閣，官僚，地主鄉紳，地方自治，這些階層的權利之間是相互制約和分權的。

省府縣的地方官，基本都由科舉上來的官員把持，而這些官員也經常的換，後來的科舉上來的，不斷代替老的。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的專制制度，其民意基礎，不僅是第一代，開國的一代有，後面的朝代也是有的，靠的就是科舉制度。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些的官員和政府，都是有民意基礎的，那麼，也就是民主的。所不同的是，中國人表達民意的方式與西方不同而已。

因此，中國古代的專制制度，靠地方自治，靠科舉官員統治，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權力，而且還保持很強大的民意基礎。所以，那些說中國的專制制度一無是處的人，是太不了解中國的歷史了，也太不了解祖宗的偉大和中國文明的偉大了。而西方的君主專制時代，是沒有中國這種科舉制度的，他們統治靠的是君主和貴族的聯合統治。

在中國古代的皇權專制統治下，人民是非常的自由的，這個自由表現在幾個方面，一個是經濟方面的自由，即農業資本的自由運作；一個是政治方面即科舉的自由和公平；一個是教育的自由，學術的自由。從宋代開始，宋明清，都是土地私有，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經商也自由，開錢莊也自由，也就是辦銀行非常的自由，而且，也是市場經濟，否則，山西如何可以成為中國的銀行之都。政府專營的實體，一般就是鹽鐵兩項，有的時候還有銅礦，或臨時加上什麼等，大部分的實體都是私營。還有就是辦教育自由，有官辦的學堂，但在鄉下，那些考不上進士的舉人和秀才，大部分都進入了地方的教育系統，而且大多數是私學。宋明清還有私學的書院系統，書院系統的教育是中國的驕傲，出了很多的大師。何況地方是家族自治的，家族內部的事情，由家族自己來辦，無論是治安，教育，救災，農作等等，都是自治。政府僅僅是進行宏觀的調控而已，皇權下面有非常大的自由和自主性。所以，中國古代的繁榮，不是憑空來的，有很大的制度優勢。

到了近代，因為要救亡和改朝換代，因此必須要組織民眾和搞工業化，因此毛的共產黨政權就打掉了家族地主鄉紳這個階層，也沒有了科舉，科舉最後是在清末慈禧太后的手中完結的，非常可惜，其實只要變化一下考試科目就可以了，不必廢除。

毛政權的最大的問題是共產黨控制到了村一級，這樣，中國中下層的活力就沒有了。家族鄉紳地主的自治也沒有了，而又沒有了科舉，因此，中國古代對皇權的分權和限制就很弱了，因此，毛時代的集權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而且毛的官員的來源也有問題了。毛的開國的一代，肯定是有強大的民意基礎的，因此毛政府也是民主政府，但是後代呢？他們的政權的民意來源就有問題了。官員都是上面任命的，又不是科舉上來的，沒有公平性和民意基礎。

鄧小平的改革是重新打造了一個地主鄉紳階層，就是權貴資本，買辦資本，民營資本等，利益集團階層，中國的中下層重新活躍起來。但是，還遠遠沒有達到中國古代皇權專制時代的自由度，也沒有達到鄉紳地主自治的程度。土地沒有私有化和自由買賣，銀行系統大部也還是國有，很多企業還把持在國家手中，也沒有太多的私人教育系統和書院系統，中國的大學大部分是官辦，限制了人們自由思想的發揮，中國沒有大師也就是必然。

因此，如果我們放眼觀看中國古代的專制制度，我們會發現，這個制度並不是一無是處，而是有強大的民意基礎和民主基礎的。而且，這個制度，在經濟方面，在政治方面，在教育方面，在中層的自由度，在下層的自治方面，都有很多優點，是值得我們繼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