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晚明的皇帝比张居正更缺乏政治眼光。晚明的皇帝，没有一个能搞清楚专政和税政的关系。在现代税政未能成型的时候，欲行税政，必须专政。当然，税政建立完成，宪政配套完成，应该免除专政。神宗否定了张居正的税政，意图通过强化皇权专政，用暴力解决财政问题，由巧取变成了豪夺（强抢和强占）。结果，皇家非但不能解决财政问题，还制造出魏忠贤这样的专政怪物。所以，东厂不够用，就搞西厂；西厂不够用，就搞锦衣卫。皇权专政可以代替税政吗？结论是非常简单的，暴力只能带来短暂的暴利，而暴利註定引发更大的暴力（农民起义），无税政而专政的财政模式当然不可持续。显然，必须建立一种互惠共利的税政制度，才能达致持久的社会平衡，进而实现长治久安。 

　　后世的中国政治家比神宗聪明吗？未必！中国的政治家们就是不长记性，他们仍然迷信专政，就是不相信税政，更不相信宪政，他们一次次用专政代替税政，他们一次次被碰得头破血流。历史总是让人唏嘘，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重複老套的厂卫制度，我们建立了中纪委、监察部、反贪局，我们就是不允许税政改革。没有现代税政能够反腐吗？没有现代税政能够“维稳”吗？ 

　　既想成就一己之私，而又能平衡天下的好事情（所谓做大蛋糕），古今中外未曾有过！四百年来，中国人就是无法完成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性跨越。

 
　　世界经济史的残酷教训告诉我们，一切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都是建立利益平衡的制度安排（与主义没有必然联系）。权贵与平民的纷争将是永恆的，执政者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在权贵与平民之间建立起稳固的利益平衡机制。现实地看，权贵消灭平民（极端右翼），平民消灭权贵（极端左翼），都是虚妄的选择，只能导致悲剧。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执政者的使命，是构建平衡，而绝对不是强化集权于一端的专政。无论是皇权专政，还是财阀专政，都是专政，都不是建立政权的终极目的。国家存在的根本意义是利益平衡的工具，而绝对不是专政的工具。如果，这种平衡是稳固的制度性安排，就可以确保执政者自身的稳定。所以，税政昌明，必然政治昌明；税政稳定，必然政治稳定；税政先进，必然国家先进。反之，无论多好的统治者，无论多好的主义，一旦失去税政支撑，都必然会走向反动。 

　　不通经济的史学家们，踯躅徘徊于表面的社会现象。他们总是将历史的悲剧归结于官僚的腐败，他们习惯于将希望寄託于统治者（皇上）的良知。那么，用良知就可以治理腐败吗？崇祯的良知很差吗？崇祯打掉了九千岁魏忠贤，反腐斗争不可谓不彻底了，有用吗？显然，这不是良知问题，甚至不是人的问题，这是经典的制度建设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税政问题。能够建立现代税政就足以反腐败了。显然，崇祯由于缺乏对经济的深刻理解，所以他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设若崇祯明瞭经济，他就会先用魏忠贤，以专政手段重建税政，然后再惩治魏忠贤的专治问题。可惜，崇祯未能建立税政，意气用事灭了魏忠贤，反而率先削弱了皇权专政（中央集权），使得税政加速恶化。皇权（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而官权却极度膨胀，搞得民怨沸腾狼烟四起。崇祯的教训，值得今天的执政者深思啊，现在有人就是要削弱一党专政啊！用专政代替税政是错误的，放弃专政而无法建立税政更是错误的。丢掉了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税政靠什么建立？就靠温体仁的道德说教吗？没有了税政的支撑，权贵只会放手压榨李自成。温体仁之流统统都是大地主，他们只知道维稳（强化专政），也就是维护利益集团权利的稳定。他们无意于通过制度建设实现社会的再平衡。所以，他们玩弄各种花哨的“经济政策”糊弄崇祯。抽风似地“经济政策”，能不搞到民怨沸腾吗？国库日渐空虚，能不搞到狼烟四起吗？就这样稀里糊涂又混了四百年，能有进步吗？说到温体仁，不能不顺便提一下袁崇焕。正是那位温文尔雅的温先生，鬼使神差地配合了后金的反间计，上密奏参劾了袁崇焕，最终导致崇祯误杀袁崇焕。温体仁很清楚，袁崇焕如果灭掉了后金，平复了各地的农民起义，以军功出将入相是早晚的事。况且，以袁崇焕的正直与刚烈，再行张居正变法也未可知。所以，利益集团必欲先除之而后快，温体仁罗织罪名杀害了袁崇焕，也灭绝了明朝最后一丝希望。温体仁栽赃陷害袁崇焕，收到了一石二鸟之功，支持过袁崇焕的宰辅钱龙锡被流放，兵部尚书王洽等官员被杀。至此，大明皇权被温体仁肢解殆尽，崇祯想要不上煤山上吊，反倒是奇迹了。

 
　　笔者再强调一遍：万法皆税，治国先治税，税政即宪政，完善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笔者曾经反复著文说明，国家主权的核心是征税权（领土主权说到底是征税权）。旧殖民者通过占领土地获得征税权，新殖民者通过金融控制变相获得征税权。笔者反复解释，国内外利益集团就是通过肢解政府的征税权，从而截获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执政者，何必空言民主？执政者，务必牢牢掌握征税权，务必通过制度化来规范征税权。

 
　　诚如此，一切政治改革尽在其中了。明亡的教训，揭示出了我国政治改革的正确方向。甚至，连政治改革的路径和方法都说得清清楚楚了。国人不必在意政客的千言万语（温体仁的奏摺美妙至极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检测标准非常简单：税政改革。从民国到共和国，整整百余年了，连一部像样的税法都没有，连起码的税政制度都无法建立，还谈什么现代化？还谈什么大国崛起？如果，管理层又搞弯弯绕，时髦屁话一大堆，就是不搞税政改革，历史的轮回将是不可避免的。 
　　 
　　五、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 

　　 
　　近年来，“普世”的谎言遮天蔽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受到严重挑战。在未能通过专政实现税政变革的前提下，在未能匹配税政而完成宪政制度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一旦瓦解，意味的中国中央集权瓦解，意味着国内外财阀全面夺权。

 
　　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与明朝并无本质区别。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官商两位元一体，党民两位一体。削弱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彻底削弱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古今中外，不存在税政民主（宪政制度）之外的选票民主，那不过是财阀专治的劣质表演而已。脱离了现代税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宪政民主”，将必然导致共和国滑向财阀专政的深渊。那样的后果，只会成全努尔哈赤之类的外夷。

 
　　在没有税政改革的前提下，土地变相私有化意味着什么？这是赤裸裸的逆向土改，是推进大规模土地兼并，是将1949年人民获得的经济主权退还给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会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吗？这能够建立稳定的社会政治关系吗？这可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吗？绝无可能！为了解决各级政府的财政困难（也不排除是为了解决洋人的经济危机），不惜牺牲本国农民最根本的利益，将土地作为最后的融资手段，短期获得极大的资产升值效应（卖地增加收入），长期则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性负债（社会保障负担）。这是经典的政府机会主义，政府机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它将葬送中华民族的未来。神宗已经提供了惨痛的历史教训，拉美和南亚的现代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我国必须建立稳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体制。 
　　为了建立我国稳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体制，我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并通过专政的手段完成现代税政改革（甚至是税政革命），在税政改革完成的基础上，建立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最终升级固化为宪政制度。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后，我国可以考虑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多元政治博弈的新型政治模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反腐败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建立国民信用的唯一有效方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中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 
　　结论是，今后的改革开放，必须以税政改革为契机，开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具有世界先进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模式，全面完成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

 
　　本文的最后，笔者想谈一点哲学问题。

 
　　政治并无绝对好恶，平衡而已。一般而言，财产分配的平衡，劳动所得分配的平衡，均需要政治权力平衡作为基本保障。所以，政治权力失衡，一切说教皆为浮云。笔者并不反对私有制，好的私有制也可以达成财产分配的平衡，并可以极大的促进生产力发展。但是，笔者必须指出，好的私有制，恰恰需要落实政治权力的公有制，以实现政治权力的社会平衡。否则，私有制就必然沦为一小部分权力拥有者的极端私有制，而远非人人权利平等的公平正义的私有制。笔者也并不反对公有制，好的公有制可以达成收入分配的平均（未必可以平衡），可以确保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

 
　　但是，笔者必须指出，好的公有制，恰恰需要私人权利的法律保障（特别是私人财产的保障）。否则，普通私人（人民群众）仍然会沦为公有制下人民代表们的奴隶。笔者并不反对进行一次分配的变革，但那必须在二次分配能够再平衡的条件下进行。否则，改革就变成了产权转逆向移外加劳动收入剥削的双重剥夺，这与明末的土地兼并无本质区别，结局不问可知。就此而言，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无非是政治权力的再平衡。笔者本无政治色彩，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艰难的政治再平衡，笔者与许多的知识份子只能自觉地成为左翼，我们需要左翼强大到可以平衡官僚买办政治专治的程度。笔者相信，很多的觉醒的中国知识份子都将成为左翼，直到中国实现艰难的政治再平衡，直到中国的政治再平衡固化为宪政体制。在哲学上，左右是对立统一的，是建立平衡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精通哲学的卓越政治家，一定会驾驭左右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在剧烈的能量交换中控制耗散结构的演进方向，在建立更稳定的、新的耗散结构中实现更高水准的社会平衡。 

（来自爱思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