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阎锡山的第三条道路的探索
在历史上，阎锡山大概以山西王著称，或以山西军阀，山西老抠，山西土财主著称。这都没有错，阎锡山前后统治山西达38年，大概是民国时代，统治寿命最长的地方军阀与实力派了。不过，阎锡山没有那么土，老阎是正牌子的官费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
不过，现在浮现在我们眼前的阎锡山，并不是那个携带两箱子黄金抵达台湾机场的疲惫而困窘的阎锡山，而是有活泼思想和探索精神的阎锡山，以及政治改革家与实践家的阎锡山，也是一个成功治理山西全省，并能成为中国模范省的阎锡山。 山西当时在老阎治理下，很富裕，老阎还自筹资金修建了900公里的山西铁路。如今，阎锡山日记也是非常值得阅读的第一手材料，其价值，与蒋介石日记有一拼。不过，老阎的日记充满了格言警句，与蒋公的日记还有不同。
那么，阎锡山在山西的改革，有没有实际意义呢？当然有，而且不是现在的所谓平反式的评论，而是在当时，国内外有很多人曾经高度评价过老阎在治理山西的成就：
1.美国时代周刊，在1930年代，阎锡山也很风光地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而且美国人还对其在山西进行的改革给予很积极的评价：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2.毛泽东的评价。毛一直称呼阎锡山为百川先生，非常尊敬阎锡山。
3.曾经是阎锡山部下的薄一波。薄一波解放后曾经对新上任的山西省委书记说，你如果能将山西治理得有阎锡山的一半，就非常成功了。
这些评价都不过分，而且还不够，因为阎锡山还是有思想的政治改革家，他还力图走出一条即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这第三条道路，对中国现在的现实来说，还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包括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阎锡山本人是反共又联共的，其理论和实践办法，是最接近于中共的办法的，包括土改和村民自治运动，他将自己的统治力量深入到了中国的最基层，村一级。而在共产党之前，没有任何的政治力量可以抵达这一个层次。
理论探索：适中的制度，公道主义
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失败以后，逃到大连，在那个期间，开始总结自己的思想，其思想核心是中庸主义。也就是要在矛盾的两个极端的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阎锡山还阅读了很多马克思的书，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了然于胸。而且，老阎本人，原先也很信奉社会主义。老阎毕竟曾经留学日本，对日本和西方比较了解。
老阎说：“由于资本主义之剥削劳动群众，故演出一个共产主义来，而共产主义之统治暴政，控制人民生产生活，有如洪水猛兽，形成两个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说，应该产生一适中的制度，以资幸福人类的生活。一面去除资本主义之剥削，一面免遭共产主义之控制。”
为了这第三条道路，阎锡山曾经在山西举办了为期二年的理论大讨论，即每周两次集会的进山会议，参加讨论者，最多达500人，不仅有山西本省的，还有全国的学者，包括大儒梁漱溟在内。1923年10月21日，会议正式宣布结束，最后形成记录文字两百余万，并公布了讨论成果，即何为“适中的制度”：1、“公道主义”，只有主张公道，才能超越地域、国家、人种的界限，达到“世界大同”；2、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
这是老阎在理论方面的探索和准备，而且起步非常早。那个时候，共产主义在中国也刚刚起步。
老阎还说：“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智诈愚社会之不平也，赖公道以平之；老无养，幼无抚，鳏寡残废无救恤，社会之缺陷也，赖公道以补之；贪官贪，污吏污，劣绅土棍害良民，人群之四害也，尤赖公道以除之。”
老阎一生对贪官污吏，地主豪强非常厌恶，常常想走一条中间路线，也就是既不走国民党的高层路线，也不走共产党的底层路线，而是第三条道路。在农村的改革中，既反对地主豪强，也反对无产者的痞子运动，而是想依靠中农的路线。这有点像现在的依靠中产阶级的路线。
老阎理解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自己的公道主义有什么分别呢？老阎认为，从分配上讲，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资本主义是按资分配，而他老阎的公道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老阎说：“公道即中也，也即事之恰好处。凡事皆有个恰好处，也只有一个恰好处”。“一国人民能有自动的公道爱人精神，一国可成个真正民主共和，一县人民能有自动的公道爱人精神，一县可成个真正民主共和”。 “劳动多则所得之产也多，劳动少则所得之产也少，劳动与享有一致，故合乎公道”。
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看来老阎还真是社会主义者呀。
实践探索：村本政治，或村政自治与土改
阎锡山不同于多数民国时代的地方军阀的另外一点，是他不仅有理论上的实际探讨，还有亲身的实践，山西，就是老阎的试验区。老阎非常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政治的本质，就是农村，而且还是最基层的村级。老阎认为，中国最基层的改革，就是要建立村本政治，或村政自治。
老阎说：“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彻底之论也”；“ 今定一彻底的最持平最适中之办法，村为人群集合单位，村有若干人民，无论何种事项，皆人民自理，村即人民权力之起始点”；老阎还说：“非把政治放在民间不可，因为直接知民利弊的是民，间接知民利弊的是官”。“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所以我常说的，村是行政的单位即是政治的根本。”
当年在中国，除了共产党以外，最理解乡村重要性的的，就属阎锡山了。当然，当年老阎在山西搞改革，建立村本政治，在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也是为了对付黄河对岸的共产党。老阎当年很狂妄地说，都说共产党厉害，可是，如果我山西也搞共产党那一套东西，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优势了。老阎不仅说到，而且做到。包括村本政治和土改。
老阎将山西的村给组织起来了。100户一个村，设村长；五户设邻长；十户设闾长。还建立村委会，监察会，息讼会，保卫团。村委会是一般管理，协助村长；监察会是“清查村财政，举发执行村务人员之弊端”。息讼会是“减少人民打官司的痛苦”；保卫团是维护治安。
老阎说：“欲期政治得良好之结果，须先从作极密之政治网起。鄙人现在亟亟于编村制，意欲由先使行政网不漏人手；一村不能漏，然后再论不漏一家；由一家而一人，网能密到此处，方有政治可言，方能国于今日大地之上。不如是，断不足以自存也。”
老阎将自己的政治统治一直伸展到村一级，但村政权本身是自治，不是下派政府官员。老阎这种统治方式，非常有效。据说有一个例证：“太原宪兵司令部逃走了一名政治犯，阎锡山给各县县长打了个电报，不到三天，就在盂县查获。送回太原，阎锡山认为这是‘行政网’的成绩，非常满意。”
不过，老阎的村政自治，是否有如他的初衷那样成功呢？也不尽然。原因是村级政权会很快黑社会化。这是老阎始料未及的。原因是老阎的村长选举有条件，就是不能是白丁，而是村里的有钱人。下面是后人的评价，资料来自网上：
虽然阎氏一再告诫在选择村长时要注重其品行，但为了防止“阶级斗争”，同时他又规定了村长须有1000块银元以上的不动产，村副则须在500块银元以上。如此，村一级的最高权力，最终还是不得不落入阎氏所失望的那些“以无视法律为时髦，以违法为荣”的“地位很高的豪绅们”的手里。一直倡导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阎氏，最后却不得不依靠这些“地位很高的豪绅们”来充当自己的政治基础——村干部；而这些“地位很高的豪绅们”，也就是那几十万的村干部们，也很清楚，只有在阎氏的“村本政治”中，才有他们的立足之地，
1936年，有一位笔名叫做“悲茄”的作者撰文如此描述山西的“村本政治”：
“(山西)村长的产生，表面上是由村民票选的。不过因有种种财产上的限制，有资格当选为村长的，也只有高利贷者、富农、商人、地主等人。同时，官方为慎重起见，须将票数较多的前十名村长候选人全部送县由县长圈定；因此，县长就可以商同县绅、不拘票数多少，任意选定加委。此外、尚有村调解员、村监察员等，也是由村民票选，再经区长圈定。但是这些都不过是村政制度的摆设而已，实权完全操纵在村长手里。所有村长以下的闾邻长等，完全由村长自由推荐，村民无权过问。假使有人敢说村长的不是，村长只要写个‘二指条儿’，就要村民的命了。县政府对于各村村长送来的人犯，不必询问，无条件地收押起来。……押一个月半个月，才提出来问问，有罪判罪，否则也不过命令讨保开释而已。……村长爷的权威在村民的眼光中，是至高无的。”
村级选举和村级自治的不太成功，不要说老阎当时的历史条件，其实一直到现在，中国农村的村一级选举和自治也不成功，原因与老阎当初碰到的一样，就是，如果是自治，村级政权，必然被村子里面的豪强所霸占，最后很可能会黑社会化。共产党现在一直不太敢全面放弃村镇政权，原因也是如此。
除了村政自治，老阎还有土改。老阎的土改实质上是土地的集体所有，也就是村所有。这与后来共产党的土改，尤其是1956年以后的土改有相似之处。不同的地方是，老阎的土改，不是如共产党那种极端的做法，也就是不采取没收地主的土地的激烈办法，而是购买，以村为单位的购买，然后分给农民耕种。下面是网上资料：
1935年8至9月，阎锡山明确了“土地村公有”的主张，并制定出《土地公有案办法大纲》。其办法是：第一，除宅地坟地外，举凡私人及祠庙之田地山林池沼牧地等，均由村公所发行无利公债，估价收买全村土地为村公有。第二，由村公所就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为一份，划为若干份地，分给18岁至58岁之村籍农民耕作；妇女在原则上不分地；58岁的村民，将原领之田缴还村公所；兵役期内的村民，其份地由本村耕农平均代耕；死亡、改业、放弃耕作、迁移、犯罪已判决者，收回其耕地。第三，农地经营，如经村民大会讨论，议决为合伙耕作者，即定为合伙农场，耕农可使用雇农。第四，收买土地之公债，以产权保护税、不劳动税、利息所得税及劳动所得税为担保，其中主要是劳动所得税及产权保护税。第五，地物推行土地村公有之初，耕农对省县地方负担仍照旧缴纳田赋。 还有“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到，无村不工厂，无人不入校”的口号。
最后附带一篇老阎的讲话，看看老阎的风采：
【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对政军学工商界讲词】
世间有一主义而兼各主义之长，而无各主义之短，不论何时何地，皆可适用者乎？曰有之：『公道主义』是也。有一时政治而兼可推行各种政治，而为各种政治之基础者乎？曰有之：『村本政治』是也。更有一种政治而兼各种政治之长，而无各种政治之短，集各种政治之大成者乎？曰亦有之：『公道主义之村本政治』是也。
公道主义，乃根于人群之天性，亘古今中外而不变，所谓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各种主义，则有对不对焉。以时间论，必须臾不离公道，乃可推行无阻，一旦离开，则渐陷于崩坏之境界，以空间论，必合乎公道之部分，乃可推行无阻，其离开公道之部分，绝难推行也。军国主义之野心侵略，举世切齿者也，然就其固强自卫一面言，未为非也；民治主义之平等自由，举世脍炙者也，然假使陷于群龙无首混乱攘夺之途，不足贵矣；资本主义之剥削垄断，举世切齿者也，然就其生产发达一面言，未为非也；拱铲主义之平均理论，举世欣羡者也，然假使陷于袭击残暴杀人流血之途，直可打倒矣。此外个人主义，家庭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均各有其对之部分与不对之部分。盖全对则无所訾议，全不对则无人倡导，各是其是而各非其非者，以其各有是非也。独「公道主义」无论何时何地，皆处于对之地位，公道主义之本源，乃宇宙间之正气。其为物也，是整个的，非枝节的，是时中的，非执一的，是养生的，非治病的，是活用的，非板滞的。举一足以统万，执简可以驭繁，神而明之，事物之真是非可知，宇宙之真主宰可得。公道自在人心，使主义而得乎公道，必能同是其是，同非其非也。
村本政治，乃根本人类有政治性之天然团体而实施者也。家国省县，皆人类之团体，家以情系，政性较微，国省县区，范围綦广，独村为人类第一具有政治性之天然团体，以之为施政本位，既无过泛之病，又不虑其无由措施。加以善良公平之组织，（如下图）
由村民组织村民会议，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各种应有之民权。创决全村规约，以订村民共由之轨道；选举各项职员，分管全村之行政，以谋村民的福利；一面却选举村监察委员，组织监察委员会，以监察其活动出轨；并有罢免权为其最后之监督。如此直接间接监察，横的竖的调剂，自然利兴弊除，根本修明，然后推之区县省国，任何政治，无不顺利。譬如绘事，底子打好，上红色，上蓝色，均可任便；譬如建筑，基地做好，盖砖房，盖瓦房均可自由。诚以村为最切近人民本身利害之天然团体，无论独裁、君宪、共和、劳农，何种政治，均应以此为先施之本位也。（如第二图）
此处一好，施行何种政治亦好；此处一坏，施行何种政治亦坏；本固枝荣，源远流长，可不注意者乎！
如前所述，「公道主义」与「村本政治」，已略见其梗概矣。惟此二者，又有密切不离之关系焉。「公道主义」无「村本政治」之表现，不足以显著其伟功；「村本政治」无「公道主义」之支配，不足以运用于美善；必也以兼备主义优长之「公道主义」，运用为各政治基础之「村本政治」，始可集其大成，所谓「公道主义之村本政治」是也。纵观今日之政治，不外辗转飘摇而已。独裁政治之病，危急存亡矣！以代议政治为药而治之，病未全愈，而药亦变为病矣。代议政治之病，危急存亡矣！以劳工专政为药而治之，病未全愈，而药亦变为病矣。头痛治头，足痛治足，药病相生，靡有已时。关心世道者，每至束手无策，其孰知其根本错误，均因为政者不由村本政治之基础做起乎？知本矣，由村本政治做起矣，其政治仍不能好也；关心世道者，又每无所措手足也，其孰知其根本原因，系因背后无公道主义以支配之也。有志政治者，其注意之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