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與政治對資本的恐懼

一般人都會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政治對資本的讓步或鼓勵，這好像成立，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五年來的歷史，好像就是如此，是政治在逐步退讓，包括政治力量從企業中大部退出，而資本的力量大增。而中國的特色僅僅在於，新出現的資本中有政治利益的直接轉化者：權貴資本。而依附於政治的權貴資本，並不是政治的退讓的結果，而是政治的同盟者和戰友，或是政治的資本轉化方式。

但問題是，中國是否真的能變成西方那樣，就是資本成為決定性力量，政治不過是資本的依附者呢？這很值得懷疑，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不是這樣。中國的傳統文化，政治集團永遠優先，文官集團所構成的政治集團，永遠可以支配資本集團。這就是中國歷代的優先順序：士，農，工，商。當然，現在商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跑在農工的前面，也就是順序變成：士，商，工、農，農已經處在最後了。但是，中國的商是否真能跑在士人的前面，也就是跑在黨的前面，或政治的前面，成為第一，如同西方那樣，這個筆者非常懷疑。西方國家的優先順序是：商，士，工，農。西方社會的人才，一般來說，最優秀的，是在商圈，然後是學者，之後才是政治。而中國過去與現在，最優秀的人才，還是在政治圈。中國是學而優則仕，西方是商而優則仕。

就中國歷史而言，政治雖然一直是決定性的力量，但中國的資本也曾經有很大的能量，如在宋代，如在明代。宋代的工商資本曾經非常有力量，發展也很好，並曾經影響過宋代的政治和軍事，甚至外交。宋代在對外方面的極度忍讓和忍耐，其實就是工商資本的影響，因為，國家亂了，在軍事和外交方面太過強硬，對工商資本的發展影響太大。而在外交方面，採用以金錢換和平的辦法，可以看出資本在外交和國家戰略方面的作用。但問題是，資本的核心在利益，而不是國家的體面，或政治正確。利益第一的結果，必然對國家整體有傷害，甚至有賣國嫌疑，這就是中國資本的特點。宋代對外積弱，就是資本決策的結果。明代也是如此，在明末的時候，資本也非常發達，尤其是民間資本，國窮而民富，但明朝並沒有逃過滅亡的命運。而資本本身，在國家危亡的時候，採用的不是力挺國家，而是逃避，以個人利益優先，不顧國家利益。最後大明朝滅亡以後，這些資本也不好過，因為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崇禎帝在帝國危難之時，讓北京富豪出錢為國捐款，那些富豪都不干，一毛不拔，但李闖進京以後，搜刮出來的錢財輕易達到7000萬兩白銀，相當於明末三年國家的財政收入。這就是中國資本的特性，與國家利益的非合一性。

中國的政治對資本的恐懼，在歷史中可以找出本土的源頭，而在近代，很多人又從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馬克思對資本的批判方面汲取營養，以構成新的政治經濟學以及新一輪的政治對資本的恐懼感。

中國革命，尤其是共產黨的革命本身，就是政治對資本恐懼，進而打壓資本的一個例證。而毛澤東的文革，也可以說是一種改革，其改革的目的，其實就是政治對資本的恐懼，或對政治集團可能被資本集團所操縱的未來時的恐懼，是一種防患於未然的努力，當然，毛沒有成功，失敗了，但也留下了其努力的歷史遺產，這樣的遺產會被後代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繼承，包括習總。而鄧的改革，按說是政治對資本的解套或信任，放權等等，不過，共產黨仍然是共產黨，其一黨地位沒有改變，其對資本的恐懼仍在。現在的中國，資本可能已經不是政治的奴隸了，但也沒有達到大太太的地位，甚至連姨太太的地位都沒有達到，估計就是通房丫頭的地位和水平吧。這就是中國和西方的根本區別所在。

不過，中國的資本經過三十五年狂飆突進式的的發展，已經有了很大的底氣，也就是資本也很想擺脫通房丫頭的命運，甚至想干預朝政，或資本與利益集團合作來決定國策與改革的方向。但這種努力會遭到政治的反擊和約束。薄熙來是第一次反擊，如今，習總開始了第二次的反擊。可能，很多人認為，薄熙來對資本的反擊是成立的，而習總的反擊成立嗎？很多人不會認可。但筆者認為，因為從大的方面看，是成立的。

習總現在是五大教派的教主，集五大權力於一身。但習總是資本的總代表嗎？當然不是，習還是政治，而不是資本的代理。習雖然是紅二代，但還是中國士人，其政治本身，是超越了資本的。當然也有人會說，習可能也是資本的代理或合伙人，如果從整體紅二代來看，這樣的結論應該是對的，紅二代已經蛻化成資本本身或資本代理人了。但習本身，還不全是，原因也簡單，因為習還是會受到黨的制約和限制，而黨本身，為保持其一黨獨大的地位和執政地位，還是會與資本本身劃清界限，或至少保持距離的。那麼，在中國，為什麼資本不能為主人，而政治為奴呢？這就是中國資本的局限性了，也是中國國家構成和社會構成的獨特性了。

西方國家是商業立國，資本立國，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市場，優勝劣汰是基本原則。資本已經深入各個角落，占據決定性的權力地位。西方的政治，只是在很小範圍內發生，對社會的影響力非常有限。因此，西方的政治民主本身，也是在很小的範圍內發生，影響也非常有限。這是很多中國人誤讀西方的地方，認為西方的政治與中國的政治影響力一樣，這是非常錯誤的。西方國家，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政治，而是資本。

而中國，政治影響力與西方的資本影響力是一樣的，兩者處於同一個級別。我們總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其實，在中國，可以說，資本是政治的繼續，而在西方，政治是資本的繼續，中國和西方兩者正好相反。這很有意思。也因此，中國是官本位國家，而西方，是資本本位國家。

回到改革的話題。毛的文革，是政治對資本的恐懼；鄧的改革，是將處於士農工商最後一位的商，給推進到第二位，也就是士之後就是商，但這個商，是絕對不可以超過士的。也就是，資本是不可以超越政治的。而薄熙來的改革，是政治對資本的一種反擊和震攝，意思是說，你資本不可以越位。習總的改革總的來看也是如此。反腐敗本身，就是政治對資本超級力量的一種打擊。因為，當資本腐敗了所有官員以後，資本就勝利了，資本為王，而政治為奴就實現了。而習總本人親自掌控國安委和深化改革小組，也是將政治凌駕於資本之上，改革的方向，仍然是由政治決定，或黨來決定，而不是資本決定。

很多人寄希望於習大大可以放開更多的空間給資本，筆者不這樣看。中國未來的改革，無論在土地方面，國企方面，資本放開方面，都將會有更嚴重的博弈局面，改革向哪個方向走，還很難說，因為三中公報和決定，都是模糊的，兩可的，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看如何解釋和如何實行了，這是關鍵。關鍵不是看如何說，而是看如何做。

筆者認為，習總仍然會面臨毛當時的感覺，就是政治對資本的恐懼。中國的資本最大的問題，或中國的資本不能凌駕於政治之上，其主要的原因，就是資本本身的天然特性的逐利性。按說，資本的逐利性是本性，並無罪，但這個逐利性放在當下的中國不行，或逐利性起決定作用不行。不行的原因很簡單，中國是後發國家，資本的超級作用來中國太晚了，地球就這麼大了，世界利益基本被瓜分完畢了。中國的問題是，利益有限，還要和平崛起，而又不能靠海外掠奪和戰爭來搶。美國戰略東移就是告訴中國，你不能靠發動戰爭來搶。無論是毛時代的崛起，還是這三十五年的崛起，中國都不能如西方國家一樣，靠戰爭和掠奪來崛起，因此，中國資本的第一桶金不是來自海外掠奪與戰爭。西方國家的資本的第一桶金大多如此，包括日本也是這樣，也就是說，西方的資本是帶血的，是有罪的，是靠掠奪和戰爭的。但西方資本的特點是對外有罪，但對內無罪。對內，其資本是乾淨的，包括日本從甲午戰爭中掠奪中國的兩億兩白銀，對中國是有罪的，但對日本國內是無罪的。

因此，西方國家，無論當年的西班牙，荷蘭，英國，還是後來的美國，日本，德國，都可以將帶血的資本洗白了，然後資本天然在西方國家內有正義性，有道德性，如此，西方的資本可以做王，資本可以操控政治和軍事，讓政治和軍事為資本的利益服務。但中國不行，中國資本的帶血性，是從對內掠奪而來，因此，中國的資本的原罪性無法洗白。老百姓對中國的資本和超級富豪，有天然的敵視，無論這些人怎樣辯解都沒有用。其實，包括毛時代，為了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其資本的來源，也是對國內農民的掠奪，也是帶血的，所不同的是，毛時代沒有將這帶血的資本用於個人，或個人占有，而是用於國家建設。鄧時代略有不同，包括江朱時代，將五千萬工人下崗，變相賤賣國企，資本本身被個人占有，因此，這個帶血的資本，如何可以將自己洗白？將一個婊子變成良家婦女？或既做婊子又立牌坊？占領道德高地而超越政治達到統治地位？這不可能。中國人民沒有那樣傻。

如此，中國的資本要超越政治非常的難，在中國做王也非常的難。如果有一天，習總成為資本利益的總代表，他很快就會倒台。無論習名頭上的頭銜有多少，權力有多麼集中，都沒有用的。這就是中國的特色，既有歷史傳統文化的特色，也有現實中國的特色。中國現在1千萬財產以上的富豪，有20%已經移民，有60--70%正在辦理移民或想移民，這就是資本對政治恐懼的反向表現。

中國人希望中國的政治是清明的，至少是能超越資本之上的，能對資本的為非作歹加以制衡，而不是被資本操縱。這是中國與西方最大的不同。也因此，中國的政治，天然對資本有恐懼心理，非常擔心自己會不小心變成資本本身，因為那樣，自己也就垮台了。中國的政治，一定會非常小心地與資本劃清界限，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和獨大性的，有的時候，還會對資本進行打壓，這都非常正常。所以，奢望習大大能對資本進一步的妥協，在中國是不現實的。而且，在中國按西方的規則玩政治遊戲，包括選舉等等，之所以不現實的原因是，中國的資本還沒有占決定性力量，在政治大於資本的前提下，玩政治遊戲只能導致國家動亂。西方國家的政治遊戲之所以不能引起動亂，其主要原因是資本大於政治，資本控制社會保持穩定，然後劃定一個圈子讓政治遊戲進行，包括民主遊戲進行，這是可以的。而在中國，保持國家穩定的力量不是資本，而是政治，所以這個政治遊戲玩不得。玩玩資本遊戲還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