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姐姐是老大，我是老二，接下来是两个妹妹。 小时候有几件事是很佩服姐姐的。 第一是姐姐很坚强，敢和爸爸妈妈顶嘴，很有主见 我小时候有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爸爸妈妈养我，给我吃的穿的住的， 我完全依赖于他们。如果他们生气了，不要我了，就没有人管我了，我就会被饿死冻死在外面。所以根本不敢和他们顶嘴。觉得是是一个关系到自己生死存亡的问题。有时候母亲生我的气，好几天不理我，我就会紧张害怕的要命。妈妈可能是继承了外公的家法，对做错事的孩子是会拿棍子打或要罚下跪的。我虽然是独子，但在这点上也是没有例外的。在这点上我要感谢父母，他们绝不会因为我是独子而在我做错事时对我有不同于姐妹的处理。但我有个绝招，只要一看母亲生气了，可能会提棍子打人了，我就赶紧大声喊，“妈妈妈妈，我不敢了，我‘上服’ 了” (上服是家乡方言，就是求饶的意思)。我记得这个绝招是奶奶教给的。一看母亲生气了，奶奶会对我说，赶紧喊‘上服’啊。我就大声的喊。我一喊，母亲就不会打我了。不过我虽然少挨了打，但却被姐姐妹妹们看不起，经常被她们骂成是叛徒王金标和甫志高。 可是姐姐从不喊‘上服’她一定是顽抗到底。她会和父母争理。在成都时有一天晚上，不知道是为什么事，她和父母发生了冲突。我记得她大声和父母争辩，说“我不是你们的奴隶，你们还是共产党员”我当时已经睡了躺在床上，不敢乱动，装着睡着了。听到姐姐那么讲，吓的要死，很紧张，心里想，姐姐胆子怎么那么大，敢那么对父母讲话。以后姐姐挨了打，听到姐姐哭，我也偷偷在被子里跟着哭。好像是我也在挨打一样。 说明姐姐胆子大的还有个事是文革初期，姐姐不告诉父母偷偷跑到北京去看毛主席。我记得那一天的下午，我看见姐姐一个人做在客厅里靠窗子的椅子上，在思考什么事。她那个表情我都还记得。 到了晚上姐姐就不见了，她留了一张纸条给父母说她和同学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了， 完全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就离家走了。以后父母告诉了北京的李伯伯，李伯伯全家出动到各个高校红兵接待站接待站去找，才把她找着。 第二姐姐生活简朴，不讲吃讲穿， 吃苦耐劳。 姐姐生活一直都很朴素，吃穿都不讲究。她到清华读大学时，因为不带工资，家里给了她两百元钱。但她一直到大学毕业回家时，这两百元钱一分都没有动。暑假从昆明回北京要做好几天的火车，她都是做硬座回家，从来不舍得花钱买卧铺。 大概是1971年夏天，父亲被解放出来后，分配一个三线工厂工作。去工厂工作前，父亲和我一起去姐姐的知情点去看姐姐。到了知情点，姐姐不在点上，说是学大寨修水库，到山上去了。姐姐当时是生产大队里的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要带头吃苦的。我就一个人到山上工地去找姐姐。我到工地时天已经黑了，只见姐姐穿的着很破烂的衣服，住在猪圈里, 我当时看见心里很难过，真想掉泪。 我们小时候是个物质很贫乏的年代。糖果糕点总是吃不够的。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天天吃糖果糕点。我不馋肉，只馋糖果糕点。母亲每个星期天都会外出买些糖果糕点会来给我们吃。糖果糕点就放在父母屋里的柜子里。我和大妹妹是经常光顾装糖果柜子的人。小妹那时还小，她够不着拿可能也不知道。而姐姐是从来不去柜子里拿糖果吃。家里那时的糖果糕点基本上都是我和大妹妹吃掉了。 我小时后就经常会想，姐姐怎么那么奇怪。我们嘴馋不得了，永远也吃不够糖果糕点。可姐姐从来不会馋， 从不见她去拿糖果糕点吃。真佩服她。 第三姐姐有很强的正义感，最少有干部子女的优越感。 我们家在成都时，住在机关宿舍大院。我和两个妹妹放学一回家，就和院子里其他的干部子女聚集在一起玩。我和两个妹妹从小学到中学交往的朋友都是机关的干部子女。 可姐姐一回家，就呆在她房里看书做作业，从来不和院里的其它干部子女交往。她所交的好朋友都是些我们称为街上的娃娃。（不住在机关大院的孩子）。 文革初期，是干部子女很得意的时候，那时分什么红五类黑五类的。姐姐开始和班上的干部子女一起组织了红卫兵，但以后就和他们分道扬镳了，成了红五类的叛徒。起因是 班上的所谓红五类的红卫兵把班上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同学抓出来斗争，还殴打她们。姐姐当时挺身而出，保护她们。姐姐回忆说，那是突然发生的事，班上红五类红卫兵的头（男生）突然就动手殴打同班的所谓的黑五类女同学，那是些十五六岁的男孩子打十五六岁的女孩子的场面，打她们只是因为她们的父母是右派或者加入过国民党， 姐姐本能的站出来，反对制止他们的行为， 为此就和红五类红卫兵分道扬镳了。要知道在那种时候那种强大的潮流面前，敢于逆潮流而动，不加思索的出来，加以反对，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那一定是一种来源于本性来自基因深处的一种反应。就我来说，我当时如果在场，可能会从内心深处同情她们，但我绝没有勇气挺身而出去制止。因为姐姐的勇敢仗义，那些运动初期受到迫害出身不好的同学以后都和姐姐成了相交很深直到现在都好的朋友。 姐姐在我小的时候，在思想上对我有重大影响在生活上对我有很多的照料和关心 我读小学时姐姐读中学，我经常趁她不在时到她屋里偷翻她的日记看。姐姐的日记写的很好看，文笔好，内容也好，有很强的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彩。我从读姐姐的日记过程中受到很大的影响。也从那时开始学着用姐姐的语言，思考方式，观点去表达自己。 妈妈常说姐姐是个冷神，对弟妹们关心不多。我到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起码姐姐对我是做了好多照顾关心的事情的。小时候都是到机关澡堂洗澡，每次去都是跟着姐姐去。妈妈都会交代姐姐帮我洗澡，因为我自己洗不干净。每次都是姐姐过来帮我搓背。我记得我好大了，身体已经发育了，姐姐还在帮我搓背，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父亲解放出来后，到成都附近的一个三线厂工作，姐姐也因此脱离了农村的知青生活，到了厂里当了工人。我也跟着到厂里和父亲姐姐同住，还在附近县城的中学上高中。那时我和父亲的生活都是姐姐照料。饭是姐姐做，衣服是姐姐洗。记得有一次学校劳动， 我在劳动中故意把自己弄得很脏。浑身都是泥。好像有越是脏越说明自己劳动好能吃苦的意思。回到厂里家后，我对姐姐显耀说，你看我今天多脏啊，我真自豪真高兴。姐姐就呛了我一句：“你搞那么脏，你又不洗衣服，还不是我给你洗衣服，你有什么自豪高兴的”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姐姐下乡几年之后，知青有关系的都陆陆续续的回城了，但爸爸那时还没有解放出来，还在学习班学习。姐姐也回不了城。我也跟着着急。我听说一个爸爸的同事梁叔叔解放出来了，在省机械局当副局长，我就壮着胆子去找他帮忙。那时我才十五六岁吧。我这一辈子活到现在，专门走后门去找人帮办什么事，这次是屈指可数的几件之一。记得进门后提这事的时候，是鼓起了很大的劲去说的。想起来我还真可以。和他说了姐姐的情况，他含含糊糊答应了，但他更多的兴趣是问我外祖父和有关长春起义的事。以后很快父亲解放出来，姐姐就到了父亲工作的工厂去，就用不着他帮忙了。 姐姐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时，专门请人给我带了一包北京的巧克力糖来。 那时巧克力糖是很稀罕的东西。我先是从姐姐的信中的得知，她请那个人给我带糖来了。我一直盼望那个人给我送糖来，可是左等右等都无消息。好几个月后，他来了看我了，才对我说，他从北京回来后，就被他的同事把他的所有东西翻了个底朝天，姐姐带的那包糖也被抢去共了产了。把我真气的要死。 1976年我工作后，我发的第一份工资分做了两份，一份给奶奶寄去，另一份就给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姐姐寄去。因为姐姐当时是不带工资上学的。 1979年从北京学校回家过暑假，姐姐已经结婚了。星期天姐姐全家来我们家看父母，天黑后就要回她和姐夫的家了。以前回家时，姐姐没有结婚，总是住在家里的。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家不同的房间睡觉。姐姐结婚了，嫁出去了，不是我们家的人了，天黑就要离开我们家去姐夫父母家睡觉去了。我突然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以前都是一个家庭的人，现在不是了，因为突然跑出个姐夫来，姐姐就有自己的家了。那是我第一次深刻感性地意识到原来从小和我在一起长大的姐姐妹妹都是不可以永远在一个家庭里生活在一起的。 姐姐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分到高校后工作后，因为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颇受歧视。好几次评定定职称时，她的学生都评上了，她却没有评上。但姐姐并没有因此怨天尤人，而是通过加倍努力的学习和工作，去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因为她讲课好，学生开放自由选课，选她课的学生超过所有的同专业的其他老师。她讲的课还被定为省级的精品课。除了把课上好外，姐姐还发表了好几本专著，最后终于被评上了教授的职称。 姐姐已经从大学教授的职位上退休，还当了外婆。祝愿姐姐永远快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