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彤: 漫长黑夜里有一盏灯
我随爸妈从大西北的兰州到了大西南的成都，记得那是1963年，可查了保存下来的老护口本，是1962年12月。
爸爸调到了西南局工作，我就上了通顺小学的三年级，那是西南局的子弟学校。
班上有一圆圆的脸，操看京腔，挺调皮的小男生，不时地往我家跑，串门。那时还分着男女生界线呢！其实他来我家並非找我这小女生说什么话，而是在我家东瞧瞧、西看看，再找我爸聊上几句。挺奇怪的他，对班上同学的爸爸在西南局哪个部门，任什么职位，门清。
或许是他这个小男生身体里的能量无处爆发，用这种方式来渲泄和释放。要知道，他住一号院，离我家不算近。再或许，他与父辈的攀谈很受益，比我成熟得更早。
1966年，毛老人家大手一挥，文革开始了，可一切就从那时乱了套。
一日，只听得家门外响起一阵急促脚步声，我知道又是那小男生来了。只见他因跑得急，气喘着，满脸惊慌。他对着我的耳朵说，＂机关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了，是批你爸爸的，说是什么叛徒…。你最好写个决裂书，与你爸划清界线。＂几句话，容不得小小的我是否明白，又一阵风似的跑走了。我，楞在了原地。
我爸不是西南局最大的干部（原地下党，37年入党。）为何第一张大字报是批判他的呢？！我不敢去一号院看，也相信小男生同学的话是真的。
我的小脑袋里开始斗争着，犹豫再三，从作业本上撕下了一页纸，写上了这样的话：＂坚决与资本主义走资派、叛徒的爸爸划清界线。＂落款：女儿晓彤
这张作业纸，像烫手的山芋，被我折成小方块，揣进了裤兜里。惶恐中的我不知该如何将这一张小小的却异常沉重的纸条交给爸爸。
晚饭后，爸爸看着我，问道：＂裤兜里是什么？拿出来看看。＂
有着几十年战斗经历，经受过那么多风雨考验的爸爸，什么事也瞒不过他的火眼金睛。
我知道躲不过，极不情愿地掏出被捏得变形的小纸条。
爸爸展开了纸条，只看了一眼，立马脸色铁青，那眼神，我从未见过，也无法形容。
站在爸爸面前的我，胆战心惊，不知所措。时间像是停止了，很漫长，很漫长。也许只有几秒钟、几分钟，我有些发抖…。
爸爸用一只手将我揽在他身边，又摸了一下我的头，轻声地叹了口气。
我一下子明白了，我真的错了！那么爱我的爸爸，我却重重的伤了他的心。不爱哭的我，眼泪充满了眼眶。
我恨死了小男生同学，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我什么都不知道该多好呀。
过了几天，又听到那熟悉的一阵风似的脚步声，那个小男生同学冲进了我家。只见他的脸上不光有惊慌，还有沮丧。我从他嘴里听到了这样的话，他的爸爸也被贴了大字报。话音刚落，人巳离开。不知何故，我一下子平静、轻松许多。好呀，我爸、你爸、我们俩都在一条线上了。
家里的生活、日子，没有因我那张邪恶的小纸条而改变，起码那时小小的我看不出来。批斗爸爸、大字报与挂牌扫厠所的妈妈，回到家里好似没事一般的平静。我们的家，一如既往地过着一天又一天。
我成为了一名坚定的＂保皇派＂，也叫＂保爹派＂、＂保妈派＂。
小我一岁半的妹妹，被洗脑加入＂红成派＂。我和她常打嘴仗、辨论。一次饭桌上，她又发谬论，争吵中我用筷子狠狠打她头顶。妹妹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爸妈在旁边看着我们这一对女儿，淡淡的的表情没说一句话。我很明白，也要让妹妹明白一个道理，没有了爱我们的爸妈，谁还能来爱我们。
隔壁单元二楼侯家四姐弟家里传来噩耗，他们的爸爸在一号院从三层办公大楼的楼顶上跳了下去，据说是脸朝下落地，惨不忍睹。还落了个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
为何跳楼自杀？听说是侯家的四姐弟在他们妈妈的劝说下，全体与他们的爸爸完完全全划清了界线。知道有多么完全吗？当他们的爸爸被批斗后，悲愤、憔悴地回到家，面对的是冷锅、冷灶和五张冷面孔。那个被称之为温暖港湾的小家，冰冷异常。他们的爸爸只能是绝望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不知道失去爸爸之后侯家的孩子们是怎样渡过那段漫长悲惨的时期。他们的妈妈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总是在院子里看到她低着头，不断轻声的自言自语着，迈着跌跌撞撞的不似正常人走路的小碎步在院子里不停地来回走着，不与任何人说一句话。四姐弟也不似之前见到我要聊上几句或打个招呼，也是默默地匆匆进出他们家的单元门。
再后来，单位为他们的爸爸平反了，需要一张他们爸爸的照片。更让人唏嘘不已的是，所有，所有关于他们爸爸的照片早已被剪掉，底片全被烧个精光。
我暗自庆幸，庆幸爸妈的相濡以沫、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与那份坚毅，我们一家四口得以保全。
每当夜来临，节约的妈妈在我们不需要看书，不写作业时，总是关上房间里的灯，只打开挂在走廊里的那一盏棒式三瓦节能灯，淡黄色微弱的灯光，向四周的房间散发着微光，我们的家里没有黑的夜，如同白昼。
我和妹妹依偎在爸妈的身旁，静静地听着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
（马黑是我小学、初中的同学，五十年后在云南大理发小们偶聚。我们的聊天从小学认识开始，也就有了这样的聊天内容，故记录下来送给马黑同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