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滇东北 在昆明呆了大约一礼拜左右,我们就出发到滇东北地区去了。同行的还有两个女同志,一个是广东人梁维娟,她比猛大几岁,是老地下党员,身体瘦弱多病,省工委派她去滇东北地委任组织副部长,一个是昆华医院的护士,名张佩琳,组织上交给猛的任务就是把我们一行人带到滇东北游击区。当时国民党二十六军在滇东北交通要道防守严密,过往都要通行证,省工委事先已给我们弄了个通行证,猛有个曾姓拜把兄弟在铁路上当列车长,请他掩护我们乘火车到沾益,然后我们再到宣威。为了安全,遮人耳目,我们伪装成一家人,那个列车长叫曾继美,猛化名曾继俊,称梁为大嫂,张佩琳化名曾佩琳,伪装猛的妹妹,我是猛的爱人,仍用我在宜良的名字张文锦。这次出走,我克意打扮了一下,穿件较漂亮的花旗袍,一双考究的半高跟皮鞋,还带了不少美国口香糖,因以陈纳得为首的飞虎队在过昆明,昆明市场上的美国货从吃的,用的到化妆品应有尽有。在火车上我们嚼着口香糖,显示富家小姐的派头,在列车长的掩护下我们到了沾益车站,列车长把我们安排在他下属的一个朋友家里住下。那家人听说我们是列车长的亲戚,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丰盛的晚餐,可是晚餐越丰盛,越苦了猛,他的回族饮食习惯较深,满桌的猪、鸡、鸭、鱼肉,他无以下筷,只好推说他牙痛,请主人家给点咸菜和白饭就行了。当晚得知国民党中央军已入驻宣威城,盘查很严,情况比较紧张,我们不能直接去宣威了。幸好离昆明时,地下党领导以防不测又给了猛一个曲靖的联系关系,第二天我们离开沾益改道去曲靖。但到联系地点没有找到人,我们正焦急地在街上转时,遇到了我们要找的当地地下党负责人吴树森和易绍才二人,他们带我们乘马车到三岔易绍才家,易家好象是个小地主,正是秋收季节,他家里堆了好多才从地里收来的玉米棒子,易的母亲很不高兴他儿子带这么多人去他家,我们几个女的就尽量亲近她,我赶快送给她些洋糖(当时有玻璃纸包着的糖都称洋糖),她就慢慢与我们友好了一点。当晚我们三个女的被安排在易家楼上住,我们点着蜡烛上了他家又黑又灰的楼上,三个人睡张大床,据说是照顾我们,住他家较好的住房了。第二天,吴树森派人送我们到游击区去,我换上青布短衣长裤和胶鞋,把花旗袍和高跟皮鞋都丢在易家了。当天到了马龙游击区,找到了部队我们就比较安心了,自此我们离开了白区,开始游击区的行程和工作。 到马龙后,我们遇到了原昭通同学李元华、李元炳两姐弟,他们同师院的几个女同学一同从昆明下去的,她们的绰号分别叫公鸡、娃娃、老弟、师傅,真名反而没有人去过问。大约在马龙住了一两天,我们和师院来的学生一同到宣威西泽区,当时西泽区一带是较老的游击区,猛的同学也是我的老师傅发聪在那里当区委书记。从马龙到西泽的那一天路程相当艰苦,已走到天黑还未到西泽,但当晚必须到达西泽,只好走夜路继续行程,不幸的是天公与我们过不去,下起了大雨,电筒的玻璃片被雨水淋花了,照不清崎岖山路,头上瓢泼大雨,脚下坡陡路滑,我们五六个女同志都摔了跤,脚也痛,肚子也饿 又困又饿又痛真是难于忍受,有的已在啜泣,但脚还是要往前走,这是我到“山那边”去后第一次感到肉体上较大的痛苦,我暗自告戒自己要坚持住,不要给别人笑话。猛那时人虽瘦但精干,走起路来很轻快,就只有他和送我们的民兵没有摔跤了,他是这支小队伍的头,不断给大家鼓励打气。大约已是凌晨三四点锺的光景,我们终于艰难地走到了西泽。急切盼望的西泽虽到了,但大失所望,我们认识的区委书记傅发聪到县城开会去了,只有副书记在,他不认识我们,那时又没有什么电话可联系,区的武装部队为了防止敌人混入,不准我们进去,我们只好在荒郊野坝等待他们审查,这时身体不活动,湿衣裤都贴在身上,风一吹冷得发抖,大家只好围在一起发牢骚骂区上的人,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那位副书记才发话让我们进区政府去,我们弄了些柴火烘烤衣服,区上给我们一顿玉米饭充饥,虽说没有什么菜吃,但能吃上一顿热饭已很满足了。吃完饭后,我们五六个女同志安排在楼上睡地铺,那时年轻,身体在运动中抵抗力强,淋了一夜雨还未生病,但那个年纪较大的广东老大姐那晚就发高烧了,幸好她自己带得有药,在西泽休息了两天也就好了。 我们在宣威西泽大约住了三四天后,就起程往会泽方向继续前进,路经“务德乡”,乡长是昭通学生黄兰和,她挺精干,穿一身青布短衣长裤,撇着支手枪,她热情地接待我们在乡政府住了一宿。这位女乡长的命运很可悲,解放后不久,在政治运动中自杀了! 一个晴朗的秋日,我们到达了会泽县“者海”乡,当时会泽县城已被六支队解放(支队相当于师的建制,当时全省有十个支队),但支队司令部和“滇东北者海军政干部学校”都在者海,六支队的司令员高怀和政委李德仁都在者海。到了者海,算是我们离开昆明一个多星期行程的目的地到达了。领导安排我进了者海干部学校第三期学习,干校在一院大房子里,可能是一家大地主的房子,中间有个院子,四周有正房、耳房、厢房等八九间房子,小型聚会和上课就在院子里,我们没有凳子,学员随地而坐,如果有较大的聚会和报告,就上小学的操场去,我们有十多个女同志都在厢房睡地铺,当时干校学员,一部分来自昭通和会泽,一部分来自昆明,在干校我第一次见到刘文清,她和几个学员来自会泽楚黔中学,都是猛的弟弟彦的学生,刘文清那时并不瘦,长得较丰满,脸红红圆圆的,爱笑,人很活泼,与老年时的她相距较远。我与昆明师院去的女生李元华同盖一床薄被,她是昭通人,原来就认识,所以我们两人常在一起下河去洗衣服洗头发。秋天早晚较冷,我们的手脚都有些皴了,记不清是我还是李元华带的一小盒香脂,我们在河边洗完脸后就擦了点香脂,那天晚上的生活会上,就有人不指名的批评说“有人擦雪花膏,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带到革命队伍里来”,我一听就知道是指我们两个,因为我没有看见别人擦雪花膏,很反感这些人的批评,认为擦点香脂怎么就扯到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问题上呢?其实这是参加革命后第一次被吹了点冷风,比起以后狂风暴雨的斗争真是算不了什么。在干校只听过几次大报告,记得一次是李德仁讲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报告,另一次是猛讲的“论游击战”,学员主要是讨论自学的时间较多。到干校不久,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大家都很兴奋,多少革命志士不惧流血牺牲奋斗数十年,终于有了硕果,建立了人民的共和国,我们在六支队司令部和滇东北地委领导下开了盛大的庆祝会。但当时云南除了部分游击区外,重要城镇都未解放,黎明前的黑暗还需走一程艰险的路。 “者海干校”曾有过血腥的污点,主要负责人是个多疑残暴的人,我们三期干校学习期间,幸好他在会泽县没有回干校,第四期干校时他回来亲自领导,几个从昭通到会泽投奔革命的青年学生,被他怀疑是打入革命队伍的敌特,一个名叫朱振的女生,被他组织的一伙打手严刑逼供,朱为了求生,咬出了十多个已参加革命的昭通人是她的同伙,以后这些人都一个个被审查;还有一个是我在昭通女中同班同学何德龙的妹妹何瑞龙,被他的打手晚上带到无人的荒郊,他们为了节省子弹,又害怕枪声惊动村民,对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杀了数刀处死。这些天真无邪的少女,想投奔革命投奔光明,结果做了冤死鬼!解放初期他任昭通地委宣传部长,猛任地委组织部长,猛成天下县乡出差,他坐镇昭通,在昭通中学蹲点,1950<span style="font-size:12.0pt;mso-bidi-font-size:10.5pt;line-height:150%; font-family:宋体;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mso-hansi-font-family:="" roman""="" lang="ZH-CN">年大镇反时,他又怀疑昭中有几个学生是特务,拉出去杀了。他在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制造了不少冤案,杀了不少人,但他没有得到任何惩处,他是四川万县人,曾被国民党逮捕坐过监狱,出监狱后派来云南。以猛为首的一批老党员都怀疑他在狱中已投敌,出来后以极“左”面目破坏党,但直至他死,也未有这方面的证据。我认为他未必是在监狱被收买的特务。而是因为共产党历史上以极左面目干坏事的都以方法问题一笔勾销,这就是他残暴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