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文革萬幸：50軍入川支左

文革開始，外公作為四川樂山地區主管文教衛生體育的副專員受到衝擊。那個時代中國的行政劃分，分為省地縣三級。地就是專區，介於省和縣之間的一級政權機關。專區黨的機關叫地委，而專署則是政府機關。專署與省政府和縣政府的區別在於，專員與副專員都是直接任命，沒有一個人民代表選舉的過程。

文革初期，所有台上的幹部都受到衝擊，外公與一大幫地委書記副書記，專員付專員被革命群眾造反派揪出來批鬥。小舅清楚記得，文革開始時革命群眾造反派在專署里，貼出針對外公的大字報里有這樣的話：”X X，長征圍追堵截紅軍，解放戰爭雙手沾滿解放軍鮮血。” 大字報上用紅墨水灑了不少，就掛在專署進大門正對的位置。

批鬥外公時，喊的口號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外公對革命群眾說，“我連共產黨員都不是，怎麼就成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有人提醒革命群眾，他是國民黨起義過來的，革命群眾馬上改喊口號：”打倒國民黨反動派。“ 外公又說，”我也不是國民黨黨員，我從來沒有加入過國民黨。” 這是真的。國軍，特別是地方軍閥部隊，根本沒有像共產黨那樣嚴密的黨對軍隊的控制。雲南主政的頭面人物龍雲盧漢倒是加入國民黨，但並沒有要求滇軍所屬部下都加入國民黨，所以外公雖是國軍出身，但從來沒有加入過國民黨。這時又有了解外公底細的人提醒了，他是軍閥，革命群眾馬上又改口高喊;”打倒反動軍閥！”

就在文革發展越來越亂，外公的日子越來越艱難危險之際，50軍從東北開拔西南，入川支左了。50軍是外公的老部隊。50軍的前身是國軍60軍，1948年長春起義後改編為共軍50軍，外公是50軍149師第一任師長，而50軍入川後，派到外公所在樂山地區支左的恰好也是50軍149師，真是巧得不可思議。

50軍軍部就在成都的新玉沙街33號，原西南局辦公廳所在地，33號對面的新玉沙街1號院也住滿了50軍的人員。我家所住的童子街29號院，駐紮有50軍警衛連。有一次聽院子裡人和連里戰士聊天，戰士說，我們軍長（曾澤生）是中將，那老頭住北京，從來不管部隊的事，偶爾會到部隊來看看，與我們打打乒乓球。50軍的實權都在共軍出身的政委副軍長手裡，國軍出身的不太聽話的，政治上不可靠的，早都被踢出了部隊，剩下的都是老實聽話所謂政治上可靠的，而且都是副職。當時50軍里，除曾澤生外，60軍舊部中職位最高的是副軍長李佐。

李佐，雲南大理白族人，1913年出生，小外公5歲。台兒莊之戰時，是滇軍中有名的福將，他當時為張沖部一連長，守衛禹王山時，所帶連隊兩次全部被打光，就他一人毫髮無損。長春起義時，他為國軍60軍182師副師長。小舅聽外公講過，外公的部隊東北戰場上從海龍向吉林方向靠攏時，正好碰上因為戰事吃緊，從南京軍校學習中提前回來的李佐，他當時帶了幾個人要到被共軍圍困在梅河口的陳開文部去。外公當時的計劃是直接撤回吉林，見了李佐後，改變計劃，帶着部隊與李佐一起，繞了路先到梅河口。到了梅河口，讓李佐乘坐裝甲車，往裡沖，但被共軍擋住進不去，要是進去了，不是當戰俘就是被打死。梅河口陳開文部被殲後，外公和李佐一起突破共軍的重重包圍和攔截回到吉林。當時60軍軍部發報員楊重是地下黨，發給外公的每一封電報他同時也給林彪發一份，外公與李佐部隊的行軍路線，共軍完全掌握，所以一路都被圍被堵，費了很大勁經過很多艱險才回到吉林。

開入樂山支左的50軍149師，師長為共軍出身的林長修，而跟隨外公起義的舊部還有一大批人在149師里，職務最高的是楊樹榮，當到副師長。楊是隨外公起義的滇軍舊部，南下時為149師的一個營長，在解放湖北宜昌戰役時腿受了傷，外公作為師長去看望他，他還掙扎着從床上爬起來給外公敬禮。文革中有個非常可笑的迎接老毛送芒果的事。毛把不知那個外國友人送他的芒果轉送給進駐北大清華的工宣隊，而工宣隊不敢獨享，就複製了很多芒果轉送到全國各地，各地都像古代迎接聖物那樣，隆重迎接毛送的芒果。楊樹榮作為樂山當地駐軍的代表，去迎接芒果到樂山，外公就是站在迎接芒果隊伍中，看到了久違的老部下楊樹榮，他當時手捧芒果，向迎接的群眾展示毛送的珍貴禮物。

按理說軍隊最講究輩份資歷了，來到老師長所在的樂山，應該來看望一下，見見面，這是最基本的軍人倫理，也是基本的人情，但是沒有一個人敢來看望外公。為什麼？因為怕沾上國軍反動歷史關係的邊。外公雖然當年帶領他們起義，轉業離開部隊以後也是在共產黨的地方政府里工作，但在當年文革中，外公與其他共產黨幹部都被打倒，他們哪敢來見外公。外公部下有一團長叫趙國章，50軍入川時為軍炮兵主任。文革後，小舅見到了趙的太太（趙已經過世），她對小舅說：“我們當年從成都去樂山療養，散步時經過你家附近，我們都知道那棟房子是你家，都會看看那棟房子。” 由此想起了彭德懷警衛員回憶錄中談過這樣一件事，彭德懷被貶到四川後，聽說當年的志願軍副司令他的副手鄧華也來四川工作了，就在某日夜晚，由警衛員陪着，來到鄧華家門口站了站，看看鄧華住的房子就走了。連彭德懷鄧華這樣的老革命共軍高級幹部，尚且都如此懼怕見面會相互牽連，外公的舊部就更不用說了。

雖然沒有舊部來看望外公，但149師的高層幹部都知道外公在樂山。外公家的保姆吳姨文革中到成都來，我聽她講過這樣一件事：文革中專署以及樂山市區大街貼有不少關於外公的大字報，有一天夜裡，149師的軍人上街把有關外公的大字報都撕掉了，還對造反派們解釋說，他的情況我們都了解，就不要再貼他的大字報了。149師這樣做是有道理的。想想吧，關於外公的大字報批判揭露得最多的應該是外公的國軍歷史，而批判揭露這段歷史，必定牽涉當地執行支左任務149師的前身國軍60軍21師。比如批判外公雙手沾滿解放軍鮮血，人們自然會問，你149師里那些國軍出身的領導幹部們，有沒有雙手沾滿解放軍鮮血啊？如果把外公抓來批鬥，要外公交代國軍時期反動歷史，外公一句話就可以把造反派回應過去：問問入川支左的50軍的李佐副軍長去吧！問問樂山支左的149師的楊樹榮副師長去吧。這樣的批鬥場面和結局149師的領導都會難堪，很不利於支左解放軍的威信。

造反派從此也知道了外公與149師的關係，對外公就比較客氣了。

小舅還回憶他曾聽外公講過這樣一件事。大約是在文革清理階級隊伍時期，從外地來了幾個搞外調（外地調查）的造反派，找外公調查他的一個轉業到地方工作的老部下龍鵬騰。龍鵬騰長春起義前為外公的警衛連長，該連在從海龍向吉林轉移的過程中俘虜了一個共軍副團長。這個副團長當時化裝為國軍想來摸哨，被警衛連看出破綻識破將其誘捕，外公與李佐還一起審問過這個副團長，主要是搞清他的意圖。以後就由警衛連將其看管。但這個副團長在隨後一次從吉林到長春緊急轉移的戰場混亂中被殺害了。副團長是怎麼被殺的？誰殺的？當時就沒有搞清楚。來搞外調的造反派，明顯想把此事陷害到龍鵬騰身上，在外調面談時，硬逼着外公證明說是龍鵬騰殺的解放軍副團長。外公堅持說不是龍鵬騰殺的，因為當時很混亂不知道是誰殺的，外調造反派暴怒無比，幾乎要對外公動手了。好在當時陪同外公參加外調會的149師支左軍代表出面，才保護了外公，把那幾個外調的造反派勸說走了。如果當時樂山支左的部隊不是149師，在當時的情形，軍代表是否能夠比較認真地保護外公就很難說了。

文革中的批鬥非常殘酷。50軍第一任政委叫徐文烈，雲南宣威人，1909年出生，小外公1歲，紅軍長征路過雲南時加入紅軍。1948年國軍60軍長春起義後改編為共軍50軍後，派來改造國軍的一批共軍幹部就是以徐為首。徐當時以軍政委身份，絕對領導一切，整肅了不少外公的老部下，外公也受過他不少氣，對他印象很不好。文革開始時徐為總政副秘書長，以後被打倒，“文化大革命”中，因歷史脫黨問題被關押起來，受盡各種刑訊，1971年，被當時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定為“叛徒”，開除黨籍、軍籍，被遣送回宣威原籍。回到家鄉後，被安置在距宣威縣城20公里的歌樂村。當地政府將購銷店房子讓出一間給他居住。房子低矮潮濕。風濕病已經很重的徐文烈，只能住在板樓上。他的居室里只有一張用木板鋪的單人床，一張小木桌、一把木椅子和簡單的幾樣生活用品。黑暗潮濕的樓下只有一個用土坯砌成的火塘和幾個供人坐的草墩。當時每月只發給他60元生活費，除治病外，所剩無幾。那時物資匱乏，每月僅供應2兩豬油，他只能以粗茶淡飯糊口。林彪913事件後，一直要求平反冤案而不得，於1976年過世。

樂山文革中的批鬥與四川其它地方相比，非常殘酷，據網上資料，當時的代理地委書記寧道貴就是跳樓自殺的（小舅回憶：當時聽到的說法是上吊自殺）。網上資料這樣描述他的自殺：“5月29日，樂山召開萬人批判大會，對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原地委代理書記寧道貴進行連續的殘酷鬥爭後，寧無法再忍受殘酷的身心摧殘，於當晚在監禁處含冤自殺身亡。他在遺書中說：“我為什麼要死呢？我的腰、手都殘廢了，就是文化大革命完了，我既不能工作，又不能勞動。因此，我才決定死的。”

外公在文革中，沒有被抄家，沒有被扣工資，沒有遭受太多的批鬥折磨之苦，這與後來運動主要整共產黨內有實權的當權派有關，與外公在普通幹部以及普通老百姓中有比較好的人緣有關，當然肯定也與149師作為支左部隊進駐樂山後，對他有所保護有關。外公的文革境遇，與50軍第一任政委老紅軍老共黨徐文烈的相比，與共產黨樂山地區的第一把手寧道貴的相比，真是萬幸萬幸！

（下篇：外公與李佐：馬大妹當兵夢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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