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儿子告密弑母

在美国大学读书时，讲授business ethics 的老师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公司的财务人员，如果公司或者你的上司要你做的工作中的事是违法行为，你该怎么办？学生们的回答各式各样，但最让我吃惊的是老师个人最后的答案。他说，首先要留下文字记录，然后报告上司的上司，如果没用，再报告给公司的CFO 或者CEO，还是没用，就报告o董事会，最终没用，就辞职。老师不鼓励向政府告发，他说向政府告发会有职业道德问题, 因为你出卖公司的机密固然维护了社会公正和法律，但同时也违反职业道德，也是不可取。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在美国主流文化中价值体系中，告密不受鼓励，政府国家的利益不一定是可以压倒一切其它价值的最高价值。

以后还知道，美国以及西方法律体系中，有所谓的沉默权（Miranda Warning、Miranda rights），就是被告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还有亲属拒证权，就是说不可以强迫被告人的亲属在法庭上作证。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现代法治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在其不朽巨著《论法的精神》中质问：“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

这些西方的东东，都是对人性人权的尊重，应该是全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

而毛泽东的以西方另一个东东马列主义为源头的阶级斗争理论，以所谓党性阶级性抹杀践踏人性，鼓励亲朋好友之间相互揭发告密的文化，在文革中发展到极致。从下面这个文革中，儿子告发母亲导致母亲被枪毙的真实人间惨剧可以深刻看出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邪恶。请注意，告发者的母亲支持的还不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她支持的是刘少奇，另一个共产党领袖，批评了一下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就被儿子告发枪毙了，太惨！毛泽东时代不堪回首！

故事主角：张红兵 62岁（1953年生人），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名张铁夫，1966年自己改名张红兵。

张红兵小时候的全家福。右二张红兵（事发时为不到17岁的初中红卫兵），右三父亲张月升（安徽固镇县卫生科长），左二母亲方忠谋（安徽省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

故事发生地点： 安徽固镇县

以下故事根据张红兵的自述和网上有关报道整理而成。

告发弑母

我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我记得父亲挨批斗时（编者注：其父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保护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手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放在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我的父亲被划为“走资派”后，挨批斗，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而我，为了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斗他的大字报。“

当时，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责怪我。贴大字报后，父亲反而把我当作大人来看待了。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就是那样的。

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晚饭后，我们家人在一块辩论‘文化大革命’，母亲对正在刷碗的大儿子我说：‘我活一天，还要劳动一天，不像你们天天高谈阔论，不做实际工作；天天在毛主席像前请示、问安，那是假的。我是相信、拥护共产党的。’我反驳说：‘你反动！’她义正词严地说：‘我就是反动，我看刘、邓、陶、彭德怀他们是正确的！’我说：‘你敢为刘、邓、陶翻案，我就用盆砸烂你的狗头！’母亲说：‘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正在内室看报的父亲张月升赶忙出来喝令：‘打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就拿起扁担与父亲一起撕打方忠谋，作为毛泽东的忠实红卫兵，我立即投入了对母亲的批判斗争，这个时候我父亲张月升说：‘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你就是敌人，我们斗争你！你把你刚放的毒，全部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以后，父亲就拿着这张纸，出了家门，他没有告诉我出去干什么，我意识到：父亲可能去县有关部门报案。”

张红兵回忆说，当时听到母亲说这样的话，他非常震惊。“在我的印象中，一贯紧跟党走、工作积极、待人亲切的母亲竟能说出这些话！顿时，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她不是我的母亲，而是一个张着血盆大口、青面獠牙的阶级敌人！”张红兵说，“在我的脑海里、融化到我的血液中、落实到我的行动上的是红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一种条件反射。我担心父亲没有真的去报案，作为毛泽东的一名忠实的红卫兵，为了证明自己在与母亲这个‘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我马上写了封检举信，当晚就把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和我家同住县卫生科大院的军代表宿舍的门缝里。”

那一个晚上，天气特别冷，冰天雪地。因为激愤、恐惧和寒冷，不满17岁的张红兵不由自主地上牙“的的”打着下牙，浑身颤抖。

张红兵当时写的揭发材料名为——《检举揭发罪恶滔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罪行》，他在文末写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接着，张红兵回到家里，他如此回忆道：“在母亲将我们孩子住的东屋门头上的一张毛泽东画像、她和父亲住的西头卧室里墙上的一张毛泽东画像、镜框里的一张《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等焚烧后，父亲和县公检法军管组负责人、军代表张排长等人进入卧室，对着我母亲的腿就踹了一脚，她一下就跪地了，然后就像捆粽子一样，用带来的绳子把她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捆人，现在都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的声音，我的心一阵紧缩。”

说起母亲的案件刚发生时的感觉，张红兵说：“我的头‘轰’的一声，似乎像爆炸、被掏空，整个身体也仿佛不是自己的。这是我生来第一次从来没有过的极其奇特、极端痛苦、无法忍受的感觉。我的这种痛苦持续了一个月左右，是最糟糕、最令我无法承受、甚至想去死的感觉。”

1970年2月14日，张红兵的父亲张月升向方忠谋提出离婚。当年4月8日，固镇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做出《离婚书》准予离婚。

4月11日，是宣判的日子。那一天，张红兵到了公判大会现场。

“看母亲跪在台上，一个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男军人揪住她的头发，把她的脑袋硬往下按——要她向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但是，按着她的手一松，她的脖子一拧，立刻就昂起头。宣判结束，她被人拖上停在主席台旁边的解放牌大卡车车厢时，掉下了一只脚上穿着的黑色平跟带襻皮鞋。”

方忠谋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至于枪决现场，张红兵当时已不愿前往。

记者问张红兵：“是否听说过‘亲亲相隐’的古训？对父亲举报母亲你怎么想？”张红兵说：当时，在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我：“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我在此案发生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当晚父亲离家外出时，并未直接告诉我说他出去报案。当时，我怀疑父亲不是真的去报案，于是自己写了检举信。如果当时父亲坚持不报案，按照我的坚决态度，极有可能将父亲、母亲一起告发，父亲就会因‘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罪名被抓，父亲、母亲将会一道被审判。”

弑母以后

1970年方忠谋被枪决后，张红兵回固镇中学初二年级上课。有一天，老师喊他到校革委会旁边的一间空屋里，一位中年男子对他说，为了办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要画一幅肖像。“他让我左手拿着《毛选》，右手朝前方指着，意思是指着我的母亲进行批判。”张红兵说，后来，“大义灭亲——固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事迹”就被做成展板，放到固镇中学一排教室中的“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室”。

然而，张红兵和他的父亲并未因“大义灭亲”获得更多“名利”。方忠谋案发后，张月升曾多次向有关方面提交了《关于提出要求给我们结论的请示报告》，要求在方忠谋没有处理之前给自己和孩子“做出结论或证明，防止在今后政治运动中对遗留问题扯皮不清；要求组织上、领导上承认孩子的革命行动，和他们坚决要求脱离母子一切关系，要求今后在政治上不依现行反革命子女称呼和看待，对他们今后报名参军上学等方面问题在政治审查时，不因此问题受到限制，也不因此问题而增加他们的思想包袱”。固镇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县人民医院革委会、公安局、法院专为此事写过证明，至今张红兵还保存着上述文件。

张红兵告诉《新民周刊》，在母亲方忠谋被执行死刑后不久，自己和弟弟就被下放到当地农村劳动。“当时根红苗正的人或是进了工厂，或是升学，或是进部队当兵，我们作为‘黑五类’子女，又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能去农村。父亲自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之后，一直是正科级干部。但在母亲的冤案发生后，他离开固镇县卫生科调动到五河县商业局工作，行政职务从科级变成了副科级，就是降级使用，直到他退休。受母亲冤案株连，我的小姨母方佩兰、舅父方梅开都下放农村劳动，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再审判决还认定:”‘经查，方忠谋参加革命后，工作积极负责，政治上要求进步，在部队曾荣立三等功，出席过安庆军分区英模大会，1950年11月转业后，曾出席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改革开放以后，张红兵通过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法律专业等函授学习，离开工厂调入五河县司法局、法律顾问处从事律师等工作，先后任安徽省第三经济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广州分所、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现在北京市博圣律师事务所执业。

忏悔

在方忠谋冤案的发生地固镇县和知道此案的人群里，到现在都有许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丈夫和一个儿子，这么绝情地要求判处妻子和母亲死刑？

有多种说法——也许是为了自保，求得撇清与方忠谋的关系？也许是为了自己理想的纯洁，宗教般的虔诚，不惜奉上最贵重的祭品？也许是知重刑为获轻判而教训一下方忠谋？

而张红兵并不避讳地告诉《新民周刊》：“确实有自保的念头。”

自保后的张红兵，并没有因此而平静生活，这一段往事的影响，伴随其一生。“1998年，我已经做了多年律师，在担任一起刑事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时，一次，与被告人熟悉的一位村民对被害人丈夫说：‘任何人说张红兵，他都不愿意调解。他妈妈都被他告死了，他是什么人都敢告的。你还是同意调解吧！’”张红兵告诉《新民周刊》。这样的刺激并不鲜见。“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地向过路人宣扬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母亲被枪决，对张红兵的人生影响，远不是多年后才发生的。

从方忠谋案发那一刻，张红兵就感受无穷压力。他称自己1976年10月至1977年8月发生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在此期间，他停止了记日记，当然也无医生可看，无药可服，硬是自己扛了过来。“造成抑郁症的原因是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让我忧心忡忡：广播、报纸上宣传的所谓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是真的吗？这是不是一次军事政变？是不是毛主席曾经预言过的‘资本主义复辟’？我不敢再想下去：外公被镇压影响到母亲的一生；母亲被枪毙也会影响到我的一生——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被送上刑场枪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精神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有时候竟无法准确地用词语表达。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抑郁最严重时，我甚至想过自杀，逃避现实社会。”

从1979年11月开始，张红兵常常梦到母亲。他告诉《新民周刊》：“有很多、很多次，在睡梦中，经过我在无数次寻觅，在不知道母亲为了什么原因离家多年以后，她忽然从我不知道的一个地方回到家里——她没有死，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地拉着母亲的双手，有一肚子的话想述说，但又害怕她再次消失，只能说出最要紧的几句话。我大声地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您！您别走，我们这个家庭真的离不开您啊！但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在与母亲相会的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不知什么时候，她真的又悄然离我而去；我所能做的，只是孤立无援、绝望无助地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哽咽，泪流满面……”

“为什么我会卖母求荣，表现自己‘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如今，张红兵认为，“对此，几十年来，我一直处于困惑、学习、反思、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当时我没有把造成母亲冤案的责任全部推给时代和政客，现在也没有类似的心理过程。”

张红兵还说：

“只是在自己和亲人们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和坎坷，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和泪的代价，并且在我自己娶妻生子之后，原本不懂任何人情世故的我才大彻大悟了：什么虚幻的景象，动听的说教，人造的偶像，神圣的祭坛……全是愚弄别人、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是毒害青少年和儿童的精神鸦片，是杀人不见血的锋利刀子！不管是谁，永远都离不开自然规律——吃饭、穿衣，生老病死；世界上最伟大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

“我为自己有一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母亲而感到骄傲。我愿在大庭广众之下，解剖自己卑微的灵魂，公开地对被我告发而冤死的妈妈进行忏悔；同时我还要声明：属于包括我在内的家庭成员的责任归我们自己，属于社会的责任归社会，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以前者取代后者。希望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探讨和争论，促进人们思考：在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出现丈夫揭发妻子、儿子把母亲送去赴死的惨绝人寰的悲剧？怎样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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