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国共内战期间，有三个东北女子在东北嫁给了三个云南男子。这三个云南男子都是抗战初期，从云南到延安抗大学习，后被派往东北工作的共党干部。50年代初期解放大军南下，三个东北女子随同丈夫南下到了云南，最后在云南呆了大半辈子。我认识三个女子中的两个：一个是母亲的好朋友，老家沈阳的侯阿姨，。另一个是小妹妹的婆婆，老家哈尔滨的香妮儿。而小妹妹和小妹夫的婚姻，就是侯阿姨从中牵的红线。

香妮儿已经82岁了，最近写了人生回忆录，小妹妹传过来给我看，我读后觉得有意思。

这是一个82岁老人回首人生的真实回忆，从某个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包括满洲国日本

殖民统治，国共内战，解放大军南下，建国初期直到文革的中国历史，有可读性。回忆

当然带有回忆者本身的政治倾向，但它没有政治宣传的目的，就是一个个人回忆，写下

来留个后人。征得香妮儿和小妹妹同意，在此分上下两集发表。

香妮儿回忆：八十二岁回望（上）

父爱养育的童 年

1930年3月10日，我出生于哈尔滨市道外北十二道街一个大杂院里，乳名香，都叫我香妮儿。

我爹名张玉琦，我娘张王氏，均是河北省清河县油房镇农民。由于黄河决口，家乡遭灾，难以为生，1927年我爹带着娘和姐、哥闯了关东，在哈尔滨市松花江边落下脚，以做小买卖维持家计。那时的哈尔滨，由于清朝无能，签订沙俄协议，修建了中东铁路，北至满洲里，南至山海关、大连，又有松花江水运，陆路、水路交通都很发达，已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外国侨民、特别是苏联十月革命跑出来的俄国人很多，最多时有二十几万侨民，好多国家都在此设立了办事机构，开商店、办工厂、做生意，各种宗教的教堂林立，非常的繁华，我家的生活还过得下去。可是这种日子不长，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接着便占领了东北。由于哈尔滨市特殊的地位和驻军的抵抗，日本鬼子在1932年才占了哈尔滨。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扶持下，东北成立了满洲国，我们都成了亡国奴，这一年我刚好两岁。日本军国主义在政治上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在经济上掠夺中国资源，那时规定中国人不准吃大米，只能以杂粮充饥。不准说不满的话，否则就是经济犯、政治犯。记得我家街对面有个砖墙大院内有一个楼，驻着日本宪兵队，江岸边还设有派出所，经常听到有人被打的喊叫声，很可怕。日本人来后，生活就变得艰苦了。

我娘共生了五个子女，第一个是个姐姐，幼年时患病无钱医治，我爹娘用大扫帚背上姐姐的衣服，到外边喊魂，可姐姐还是死了。还有一个小弟弟，乳名乐意，还在吃奶的时候，我娘得了“羊毛疔”病（后来才知是阑尾炎），家里无钱看西医，请了一个草医，说是“绞肠沙”，用针把皮肤挑起来用刀割，我娘疼的死去活来，最终也没治好，还是故去了，葬在了贫民义地，那年她才35岁。娘死后，我的小弟弟得了腮腺炎，也是请草医看，不知在脸上涂了什么黑乎乎的东西，结果也没治好，又病又无奶吃，最终在病饿中死去了，葬在了去贫民义地的山坡上。这时家里就只剩姐姐、哥哥和我三个孩子。我爹一天到晚既要忙于挣钱，又要照料我们的生活，十分困难，这时就有人想给我爹介绍老伴，介绍人是个白胡子老头，来家里几次，院里的婶子大娘们就悄悄跟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能要后娘，要了后娘就有受不完的气了。我们三个一听吓坏了，就对我爹又哭又闹的说我们不要后娘！不要后娘！我爹含着泪说：好了，不要后娘了，你们也别闹了。自打那起，那个白胡子老头再也没来了，这件事就被我们几个搅黄了。

我爹整天愁眉不展，忙里忙外，实在困难重重，就捎信把在关里家的我的大爷（伯父，名张玉珂，是运河上的一名纤夫）叫了来，照顾我们几个的生活。那时姐姐12岁，就学着做饭，还会到外面去揽活，如刺绣、缝袜子口等，我们也会跟着干，帮着能挣几个钱。我爹在外面干活，每天都回来得很晚，我们都睡了。有几次爹回来了，他喊我们：起来！起来！吃好吃的！我们赶紧爬出被窝，吃到了爹给我们买回的猪头肉、羊杂碎、牛板筋什么的，吃得可香了。

我爹是个坚强、开朗、明事理的人，再难他也要把我哥送进学校读书，我哥是我们家学历最高的一个，读完了小学6年。我和姐姐就没有条件上学了，后来我爹看我还聪明，就把我送到一个道德会学校学习，这个学校不收学费，每天教你认认字，唱唱歌什么的，我爹看我学得很用心，就问我：你愿意读书吗？我点了点头说愿意，我爹就把我送到南十二道街回民办的光裕国民小学读书，这个学校收费低，开学那天，新生太多了，老师就把大家召集起来问：你们谁愿意读二年级啊？我也不知哪来的胆量站起来说：我愿意！结果学校就把我编到了二年级。开始学习，学的是日语（汉语叫满语）和算学，还有手工课，班主任老师叫陈文燕，对我很好，我学习也很用功，各方面都表现好，就当了级长。

这时已经是1941年的夏天了。我读书期间，我哥还不到16岁，我姐已经19岁，在当时是到了该出嫁的时候了。可我姐一走，谁来操持家务呢？我爹决定让我哥结婚，娶个嫂子。通过同乡王大叔把他在关里家的女儿王银卿（与我姐同岁）嫁给我哥。他们结婚前，我爹问我：给你娶个嫂子，她要打你怎么办？我说那我也打她，我爹听了就笑了。新嫂子娶进门后，我姐就要出嫁了，在出嫁前她把哥嫂和我找到一块说：我就要走了，咱妹妹还小，你们可不能给她气受。我嫂子说：姐姐放心，我们会对妹妹好的。我嫂子真是说到做到，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一直对我很好，一次我发高烧，睡在炕上老看见我爹喝水的茶壶盖上烧饼在跳舞，我嫂子赶紧把我送到医院治疗，才好了，否则我可能会烧出毛病来的。那时由于穷困，我头上身上长满了虱子，我嫂子给我洗、弄，她给我一些衣服、内裤什么的，我来了月经也不会弄，就用我嫂给的短裤去擦、整。渐渐的我变干净了一点，也学会做点衣服、做鞋。那时有个感冒根本不算什么，记得有此我得了感冒，大人们就把我用棉被盖住，四个大人，一人坐一个角，任凭我怎么哭闹，就是不放我出来，直到汗出透了，才让我把脑袋伸出来，我的烧也退了，病也好了。哈尔滨的冬天是十分寒冷的，家家都在冬天来临前储备烧煤，可我家老是煤柴不够，我就经常去江边，在水运来的原木上去剥树皮，去到运煤的路上去捡煤炭。一天傍晚，我和哥一起去，可守煤的一个俄国人竟放出一条大狗来咬我们，我哥对我说：快蹲下！快蹲下它就不敢来了！我们一蹲下，那条大狗真的就回去了。还有一次，我白天去捡煤，正碰上大卡车往煤场送煤，车上有几个装卸工人，其中一个问我：小姑娘，要不要煤？我说要！他就用力给我抛下一块很大的煤，这个叔叔真好，这块大煤我们一天都烧不完。1942年，可能是日本鬼子在中国的侵略战争遭到顽强抵抗，困难重重了，对我们这些亡国奴就更不当人看了。吃的、用的、穿的都实行配给制，给中国人吃的几乎都是发霉、变质的杂粮，而穿的布料要几户抽一个签，生活更加艰难了。

就在这时，我爹因操劳过度得了重病，我看他嘴眼歪斜动弹不得，大人们都来扶他，想让他坐起来，而我吓得只会哭，我爹对我说：出去！我出去后我爹就过世了。我们全家乱作一团，安葬我爹的钱物什么都没有，怎么办？那时我哥在大厂子（即二七机车车辆厂）当学徒，有人出主意叫我哥到厂里求救，我哥第二天天不亮就披麻戴孝到了大厂子跪在了大门口，那时，正值上班人很多，都过来关心问怎么了？怎么了？听我哥说了以后，工人们就要求日方厂长给以解决，在工人们的关心下，厂方真的用木材做了一口棺材，送到了我家，才得以把我爹装殓了进去，出殡那天，厂里来了一些工人，其中还有几个日本工人，在我爹棺材前磕头。那时我就觉得日本人也并不全是坏人。以后我爹也安葬在了贫民义地与我娘在一起。那时很想娘，但娘死得早，对她的容貌已模模糊糊。我想爹，记得有一年冬天爹领我上街，我的两只手冻得通红，我爹就把手一缩，给了我一个袖口，叫我把手放进去，好暖和哟！这种温暖至今不忘。我爹是个伟大的爹，他聪明能干，也肯干，在那个艰难困苦的时代，把我们抚养成人，是多么的不易啊！

我爹去世后，经济来源断绝，我哥只是个学徒，也养不了家，无奈之下，我大爷对我说：香妮儿，退学吧，去当工人吧，咱家实在无力再供你上学了。我听后心里很难过，便去找陈老师，陈老师跟校长讲后决定免我的学费希望我继续读书，我回家跟大爷一说，大爷无奈的说：读书不要钱，那吃饭怎么办呢？我知道我实在是不能再读书了，便谢过了老师，跟我的好女伴邰淑卿跑到江边大哭了一场。我哥知道后在家也大哭了一场。我的读书生涯就在四年级上学期结束了。我那时刚满13岁，经人介绍先到了一个小印刷厂当装订工，专订精装本，我一早带上我嫂子昨天做的剩饭，用大碗装上，布巾一包就去上班了，这个厂的老板还好，每天中午给工人们煮一大锅汤菜，什么白菜粉条，有时还有几片肉，我就用这个热菜汤往饭碗里一浇，就这么冷冷热热吃了，天天如是，能吃饱就很不错了。但这个厂给的工资少，后又经人介绍到了再生袜厂、毛纺厂继续做工，再生袜厂虽然工资高一些，但都是用轧过的旧棉花纺成纱，再织成袜，厂里飞花乱舞，味道难闻，用的机器也很陈旧，纱如断了，你得用手去抠纱锭里的棉花才能接上（到后来，我的右手两个手指变形，与此不无关系）。那时大爷管家，发的工资都交给大爷，我能挣钱养家了，心里还是挺得意的。那时，我们姐妹三个，苦是苦，但个个都酷爱文艺，我哥喜欢唱歌、绘画，字也写得漂亮，炭画人像也画得不错，我则喜欢音乐、京戏，特别是老生戏，常往戏园子里钻，看不花钱的戏。我姐喜欢评剧，常哼哼“张五可坐绣楼……”什么的，我大爷会唱河北梆子《大登殿》。在无事时，我和哥常以看谁哼“步步高”（广东音乐）最快来取乐。这也是在苦难生活中，我们的一点点乐趣。可是我哥哥还是被穷困压倒了，他疯了，一天到晚说他画一张画卖给汪精卫能得多少多少钱，他的同学来看他，他竟不让人家走，把人家吓得跑了，我哥还追了出去。那种场景真是吓人。后来，是我嫂子的娘家人把哥接到农村，让他跟一个老道士，边学功夫，边吃草药，才渐渐清醒了起来。这时候我只好住到了姐姐家，我大爷一个人整天盖着被子不起来，饿了就烧马粪煮玉米糊喝，日子真难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兴高采烈，在我家门口看到，也不知什么地方的群众自发抓了中国人最恨的一些汉奸、特务打个半死，然后捆绑起来，用马车拉到松花江边，再用小船运到江中心投入江中，活活被水淹死才解恨。晚上我们听到了稀疏的枪声，日本人放火烧了自己开的烟厂，附近群众都说不能叫他白白烧了，去抢去，我和哥也去了，抢回来几捆卷烟纸。后来，苏联红军进了哈尔滨，松花江岸停了许多战舰，在街上也看到了三三两两的红军士兵，对我们很友好，可是工厂机关都关门了，我和哥都失业了，把从日本烟厂抢回来的卷烟纸卖掉，只维持了一段生活，在无事可做，无钱可挣，又得养家糊口的情况下，我哥和几位爱好文艺的朋友进了演艺圈，先后在“中国血汗剧艺社”、“大中华剧团”等处唱歌，画布景、广告什么的，并把我也拉了进去。我参加了一个话剧的演出，但导演说我演得象个男孩，就这样混饭吃。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乱哄哄的，象是无政府状态。1946年初，国民党接收大员曾来过哈尔滨，没带军队，我哥凭借才智考上了市政府总务处，接着又把我介绍进了市政府交换台，每天接转电话。我俩又有了工资收入，可以养家了。不久，国民党接收大员就跑了。

最早看到明朗的天

1946年4月28日，中国东北抗日联军进驻哈尔滨，进城走的路就在地段街，离我家很近，我跑去看，只见一律的灰色军装，穿草鞋，军纪严明，对人和气，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哈尔滨正式成为中国唯一的特别市。我还照样在交换台工作，领导都是老红军、老八路。这些老同志的作风跟国民党接收大员根本不一样，他们非常和气可亲，我真的感觉到翻身了，当了国家的主人了，工作非常卖力。业余时间，市政府爱好京剧的人组织起来，在庆祝第一个“8.15”抗战胜利纪念大会上，排练演出了京剧“打渔杀家”，我演肖恩，桂英由财政局一女同志担任，京剧老师是一位京胡琴师。不久，市政府社会局要成立工人店员俱乐部，并建立工人店员文工团，就把我和哥调去从事文艺工作。以文艺形式深入工厂商店组织发动工人店员组织起来开展各种活动，这时我的一个队友送给我一把小提琴，我开始学起提琴来。这个文工团到1946年底便完成了使命。队员都分配到各行各业工作，当时领导找我谈话说决定把我分到小学当音乐老师，我有点担心自己没有读过几天书，音乐水平也有限，就拒绝了。

离开了工作岗位，在家闲着专门学习小提琴和音乐理论知识。我的老师是一位俄国人，叫西托洛夫，他是拉中提琴的，他的夫人是弹钢琴的，他的教学方法还不错，每个星期给你指定曲子，先自己练，然后到他家拉给他听。就这样，我大约学了半年，1947年6月，经朋友介绍，我到了哈尔滨市自来水厂做业务员，就是记账，有时也出去收收水费，抽空跑跑水源地，教工人们唱唱歌、识识字。我们厂长名郭林军、工会主席名王瑞，为人都非常好，下了班后，组织我们青年职工学政治，由厂长亲自上课，从“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讲起，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许多毛主席的文章，使我们提高了思想觉悟，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厂里还组织我们上街扭大秧歌，王瑞主席亲自带领我们跳，还演街头剧，什么“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我们一帮年轻人积极性高，生活非常充实。这年年底，我被评为该年度的工作模范，带了大红花，照了集体像。我从心里热爱党，下决心要申请入党。我找到了厂长，跟他说了我的心愿，那时党还没有公开，厂长笑着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共产党？我说是从你的行动看出来的。他说你写个申请书，但党正在整风，党还没有公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讨论，后来我就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申请书交给他。

我和良认识，后来我们结为终身伴侣，是在1948年2月，哈尔滨市召开首次烈军属代表大会，我从自来水厂抽调到大会工作。主要是深入小组参加学习讨论，然后把大家的意见汇报到大会秘书处。那时，良是大会秘书，我每天都要向他汇报，这样才认识了。良他为人忠厚、善良，但不善言谈，为了给大会造气氛，我和良合作为大会谱写了会歌“二月里二十七”在大会上教唱，使大会气氛更加热烈。会后，良常通过田夫同志（女，也是延安来的）约我到市政府后楼他们的住处玩，良会做菜，特别是红烧鱼做得很好吃，但只是接触而已，并没说相爱之事。1948年夏，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哈尔滨召开，会后东北电影制片厂的何士德、苏民夫妇来到自来水厂找厂长郭林军说：你们有个会拉小提琴的张香妮，我们要调她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郭林军听后就赶紧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对自来水厂有点舍不得，但又想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可以学习专业，发挥我的爱好和长处，所以就说：我愿意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去。他很支持，并说你的入党申请材料，我们会连同档案都给你转过去。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爷和哥哥，他们都很支持，嫂子帮我准备了被褥，用我娘用过的一个旧背面和做小买卖用的棚布，给我做了床被子。我带上能穿的几件衣服，由一位姓孙的同志（据说是个剧作家）领着，乘火车到了兴山（又称鹤岗，是个边远的山坳，盛产煤炭）。这次是谁推荐的我至今都不知道，那时，我没什么名气，小提琴只是在学习阶段，拉得并不太好，文化音乐理论知识更是一般般。

 小提琴激起的文化情结

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由中国共产党接管当时伪满洲株式映画会社而来，它在兴山的所在地是日本人的一个兵营经改造而成的。人员来自祖国四面八方，还有一些留下来的日本技术人员。厂长袁牧之（是上海老电影演员，后任电影局局长），副厂长田方（老演员，于蓝爱人）和吴印咸（延安摄影团团长），下设有艺术、技术、总务等诸多处，陈波儿是艺术处长（袁牧之爱人，也是党的总书记），艺术处下有演员组（组长陈强）、音乐组（组长何士德），我分在了音乐组工作，并认识了新的提琴老师户田（是个日本老太太），满洲株式映画会社的，她也给我指定教材“赫曼”，经练习后，拉给她听，她加以指点。那时音乐组作曲有张棣昌、黄准、李季达、李凝、向异，后又陆陆续续来了葛炎（阿诗玛作曲）、高田、李牺（李维汉女儿，李铁映姐姐）和她爱人徐挥才。乐队来自许多单位。除了练琴，还学打击乐，唱歌，音乐理论知识什么的，当时主要任务是为战争、民主运动纪录片等配音。

生活待遇上，实行供给制，我到厂不久就给我发了一床新棉被，还是缎子被面，发了衣服，洗漱用品，妇女专用品等，好像什么都有了。一个月有两毛钱的津贴，可给家写信，买邮票用。每天三顿饭，多数吃杂粮，每个星期可吃到一次肉，洗一次澡，我十分满足。

政治上，可能是因为转来了我的入党申请书，黄准同志经常与我接触谈话，我也经常到她家玩，但当时党还没有公开，那时，由于人员来自各方，在全厂开展了新旧对比的思想教育，组织叫我在全厂大会上发言，我讲了新旧社会两重天。1948年11月6日经李莫愁（演员，著名导演王滨的爱人，后任长影党委书记）黄准（著名电影作曲家）二人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与我同时加入的还有李捷（大提琴手，曾任长影音乐科长）。我们在新闻片编辑吴国英同志（支部书记）家里秘密宣誓，不久，党就正式公开了。我以一名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从此更加努力地投入了学习和工作。

领导发现我普通话说得比较标准，让我担任了许多纪录片的解说工作。解说室是一间小屋子，墙周围用紫红丝绒包装起来，一张桌子，一个话筒，一盏红灯，一盏白灯，解说词是一段一段的，白灯一亮，我就说一段，红灯亮就是结束了。编辑会叫我出去休息，并对我的说法、字的读法加以指点，再进小屋，再说，练上几次就正式录音了。这时期，我解说了许多纪录片，如《民主东北》1至4集，还有前方发回来的战争片，和一些反映著名战役的片子，如：《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北平入城式》等，在《北平入城式》的解说中，当我说道解放军以小米加步枪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说到“东交民巷”（各国驻中国领事馆区）写着“中国人和狗不得进入”，我又义愤填膺，很快就正式录音了。此外，在新中国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中（李季达作曲），我站在高台上。对着话筒，用琴尾和琴弦做特技和技巧配音。1949年春，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我参加了科教片《预防鼠疫》的拍摄工作。我演了一名女宣传员下乡做宣传，导演是袁乃晟，（最近在电视上看到他已90多岁，童颜鹤发，仍很健康，他几十年来导演了多部译制片，被授予终身成就奖）。后来我到昆明工作时，从新华书店送来的《新中国电影史》上看到此片列为新中国第一部科教片，还登了我在宣传时的照片。在第一部风光片《长白山》中，我也担任了解说（此片由李牺作曲），我才知道长白山上有天仙湖和锁链蛇什么的。

在业余时间，我还第二次演出了“打渔杀家”，我仍演肖恩，桂英一角则由演员安琪（曾演过几部电影）担任，教头则由技术部门一位姓秦的担任，不同的是，这次全部用话剧化妆法，我由著名演员吕斑（《六号门》的导演）化的。我们还排练了“三打祝家庄”，后来由于长春解放，我们要搬往长春而没有演成。

党公开后，厂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青年团，选举了总支委员会，姜云川任书记，郝风格（均是延安来的小八路），、李捷、杨秀英、于洋（著名电影演员）、我等，还有技术部门一人任委员，我和郝风格（摄影新闻记者，陪同周总理出席万隆会议时，飞机被国民党特务炸毁沉入大海而牺牲）任组织委员，于洋任宣传委员。１９４８年冬，我还代表东影出席了在佳木斯举行的嫩江省青年代表大会，在会上我听到了许多东北民歌。

１９４９年春，长春解放，上级决定东北电影制片厂迁往长春。我们乘火车的货车，走得比较慢。到达哈尔滨时，停的时间长一些，我经批准，回了一趟家，看望了大爷和哥嫂。到达长春后，长春城周围还布满铁丝网，中央对长春的解放是采取围困，只准老百姓出，不准国民党官兵出。我们新的厂址就在伪满株式映画会社旧址。这个电影厂比较大，摄影棚据说是全国最大的，里面可盖几层楼，我们进去时摄影棚里有一股腥臭味，地面一滩滩血迹还清晰可见。一打听，才知这是国民党官兵在被围困期间杀马吃留下的血迹。这里工作条件比兴山好多了，有了单独的练琴房，可以更好学习提琴和配音工作。

我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全国解放后改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一年多，在这一年多里，我觉得是我一生中最充实、最愉快、又令人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我努力工作，也作出了一些成绩。1981年夏，我已在昆明，还收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给我寄来的建厂35周年（1946—1981）的贺卡和纪念章，同事们说：你都离开了这么多年了人家还没忘记你。我们音乐组那时队伍很大有100多人，当时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大门前照的合影曾被中央电视台崔永元主持的节目几次运用，我看了以后心情仍十分激动。要提一下的是到长春以后，良通过航校政委的爱人程大姐与我联系，常打电话约我到他家玩，并讲了许多良的好话，这时我给良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我的情况。

1949年夏，上级决定我和李志（小号手）、孟爽（中号手）、王明（双簧管手）调北京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记得那时我们乘火车经山海关时还进行了币种兑换。新影老厂址在新街口，我们住在西四牌楼，是居民房，房东叫我们小姐，我说我们是同志。领导先让我们从各处来的新来人乘大巴游览了北京城，我们看了故宫、颐和园、景山公园等，还看了慈禧睡过的房间和床，看了万历皇帝（应是崇祯皇帝）上吊的树，那时北京故宫和街道还比较旧乱，卖小吃的卖劳力的很多。那时工作很忙，当时中央正在筹备召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报道中央领导人的活动，还有就是今天是哪位民主人士到北京了，明天又是哪位领导要来了。片子拍好后，都由黄准作曲，我们负责演奏录音。北京热得很，中午厨房都给我们做“捞面”吃。新影厂厂长是汪洋，有一次，我们开大会，动员改成工薪制，汪洋说，你们需要的东西不能都发，改成工薪制就可以买了。在讨论时我们不同意，认为拿了钱就不革命了。现在想来，那时真是单纯幼稚到极点。

一天，正在工作时，良突然来了，他跟我说，中央决定，云南干部都要回云南工作，希望我跟他一起走，我犹豫不决，他又通过组织找我谈话，动员我跟他一起到云南，我虽然舍不得电影工作，但又觉得良老实忠厚确实是可以托付的人，便决定跟他到云南去。良在北京的战友很多。他抗大毕业后，分到抗大二分校工作，就在晋察冀军分区领导下，北京解放后，晋察冀军分区改为北京军区，所以他在京期间吃住都有人接待，汽车团（在丰台）给他派了一部吉普车，拉着他到处跑。组织上很快给我办了调动手续，党的关系是到中央组织部办的，中央组织部还为我们买了回哈尔滨的火车票。回哈后我回我的家，良仍住市政府后楼。我家对我要去云南有不同意见，我大爷说云南是交趾国尜尜县，人长得青面獠牙红头发，你怎么去那里呢？我说已经决定了，不好改了，你看人家良不也长得很漂亮么？那时是7月下旬，一些老同志包括原自来水厂的厂长郭林军（时任建设公用局长）说干脆结了婚再走，路上好有个照应，家里也同意了。7月30日我和良在市政府一间小会议室结了婚，用组织上发的结婚费买了糖果什么的，我家里人和良战友都来参加了。结婚后，我搬到了良的住处。8月5日我和良离开哈尔滨到长春集中，当时集中了在东北工作的20几个云南干部，其中有刘林源（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到云南后任省总工会主席，副省长，文革时去世）、徐克（女，刘林源爱人）等，还有云南地下党派往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程玲英、李英等。在集中期间除了学习文件，还参观了长春市，如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皇宫，伪满洲国八大建筑，军医大学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等，还请我们看了电影，其中就有我参演的《预防鼠疫》，所以一些同志知道我从事过电影工作。人员集结完毕后就从长春出发了。

南下的永恒记忆

我们乘火车经过了几个省，到达了蚌埠长江边，那时还没有过江大桥，是用船装上火车渡江到了南京，又上路轨到了火车站。那时第二野战军司令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都在南京，东北来的这些干部被编在二野四兵团下面的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刘林源任队长，马继孔任政委，下设有几个处，良为政治处宣教科科长，我是干事。那时已招收了许多大学生、中学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加上从山东、苏北老区调来的干部组成了好几个大队，我那时做的事就是到位于南京集贤路上的中央政治大学了解情况，组织行军途中的文艺宣传队和办行军小报的人才。闲暇时参观了中山陵和蒋介石的总统府。刘林源徐克同志还约良和我游了玄武湖，船家采集鲜藕给我们吃，那藕又白又大又嫩，特别好吃，这是我第一次吃藕。我和良还到新街口商业区买了一顶蚊帐。南京是个繁华的城市，街道宽阔，绿树成荫，特别是通往中山陵的路两边都种满了树和竹子。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我是在广播喇叭中听到的，当毛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心情无比激动，经过这么多年的浴血奋战，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了，从此我们不再受外国侵略者欺压，中国人站起来了。

10月3日，云南支队浩浩荡荡从南京乘火车出发。我们先到了武汉，进行轻装，为行军走路做好准备，我只留了被子和换洗衣服，减了一些重东西，但却舍不得小提琴，一直背着它，轻装后从武汉坐船经洞庭湖，过龟山、黄鹤楼时，船靠岸让我们下船参观。到达长沙，住在湘江北，开始休整学习，这时，我浑身忽冷忽热象是病了，卫生员看过后说我可能是打摆子，给我吃了几片奎宁，还是不好，领导叫我过江到医院看病，我乘大木船过了湘江，到长沙城内找到湘雅医院，医生给我做了全面检查后说，你没有病，是怀孕了。我出院又乘船回到江北。卫生员听说后向我道歉。老实说，我也不懂吃奎宁有什么问题。长沙学习结束后，大队乘火车到湘潭，从这儿开始就要行军走路了。领导宣布怀孕三个月以上的要留守，我和良商量，那时，我怀孕近三个月，如留守，我有点害怕，良也不放心。于是我们决定，还是一起走。行军开始了，我背着背包、提琴和米袋子一路走来。在湖南境内，多半是走公路，一天30余公里，大队有打前站的，在下站早已号好房子，到了就有住处，当然，好坏都有，最差的是睡柴房。还有警卫营，早就出发在前方要害地段，占领了制高点，就是在这种警卫下，我们的一位挑着油桶的炊事员还是被土匪用枪挑死了。大队召开大会，马继孔同志讲话宣布不准个人行动，一定要跟好队伍，大家也都提高警惕。到达贵州境内，爬山就多了。一天翻一座山，就有30多公里。我那时肚子有点大了，就用一块长白布把肚子缠起来，贵州雨多，山路又滑，打着油布伞爬，上山一身汗，下山一身凉，也不知摔了多少跤，但我看见那些学生们互相搀扶着走，山顶又有宣传队在鼓动，那种场面很是感人。最糟糕的一次是我在离贵阳还有200多公里的地方，左脚崴着了，肿得很厉害，疼得走不动了，就哭了起来，良赶紧把我拉到一个小房背后说，别哭，影响不好，我也知道影响不好，但我确实走不动了，这时大队人马已走远，收容车也不见， 就在这时公路上出现了一张第四野战军运油的大卡车，良把车拦下来说明情况，驾驶员说，上车吧，我可以把你们送到贵阳。我和良上了车，虽然风吹得很冷，可傍晚就到了贵阳，找到了支队部住的地方———省政府招待所，立即请卫生员给我治脚，几天也就好了。

1950年的新年是在贵阳过的，这时就听说云南宣布和平起义了。年后，支队继续往云南前进。那时，支队汽车有限，县团级干部可轮流乘坐，轮到良时，他总说叫香妮儿坐吧，我会晕车，实际上是照顾我怀孕的身体。行军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到了吃饭的地方，每个人把米袋子交给炊事班，用行军锅焖一锅饭，菜也是在当地买到的青白苦菜煮一锅菜汤，良为了我怀孕身体的需要，他买了些肉和豆豉炒在一块装在军用水壶里，到吃饭时，弄一点出来给我吃。，增加点营养。一次，良乘车早到贵州晴隆，我走到后，他说我给你买了鸡肉，吃吧，吃完后，他才说不是鸡是鸭，这是我第一次吃鸭子。到达贵州盘县后，支队休整学习，休息时间我们去看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山洞，据说战争来时，里边可以藏好多人。休整后又继续前进。过平彝（贵州与云南交界处）那天，贵州这边阴雨绵绵，而云南这边却是红日当头，一片光明，大家不由得欢呼起来。我们到沾益住下，昆明派来了人民慰问团，开了联欢会，每人送了一个口缸一条手巾。还看了云南大学花灯队演出的花灯。我们还见到了云南边纵支队的战士，他们身穿毛兰土布衣裤，脚穿草鞋，身披用毡子做的大斗篷，也听说了他们坚持地下斗争的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