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读书春夏秋

我在北平读过书，但时间不长，春天到北平入学，秋天离开返回昆明。四七年在海龙过完春节，父亲叫我到北平读书，这也是他叫我到北方来的主要愿望。父亲的付师长任孝宗有两个儿子任文辉、任文泰也到东北，父亲叫他两兄弟与我一同到北平念书，他们都比我小，叫我陇姐姐，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一姓梁的副官送我们到北平，并管理我们的生活，我们到北平后，原来在北平接待我们的李还在，他与梁帮我们联系学校，并在南长街养廉胡同租了房子给我们住，还请了个做饭的北京保姆，我们的住处在故宫的西头，学校在故宫的东头，那时故宫博物馆从三大殿起才有人管理，要进去必须买票，而天安门后至三大殿前面一大块空地可以自由出入，我们上学就是常常穿过故宫去读书的。当时我进的学校是法国人办的“孔德”中学，本来我应该读高中三年级了，但毕业班不招新生，只好又读高中二年级。在海龙过春节时，父亲的那些部属朋友冲着父亲的面子给我不少压岁钱，到北平后，我用压岁钱买了部英国自行车（那时中国自行车也不会造），记得车轮是红色的，其它水板扶手都是银白色的，很漂亮，同时还买了一架照相机，一条俄国毛毯，那时我经常晚饭后或星期天到故宫大院子去学骑自行车，所以我骑自行车就是在现在神圣的天安门后面那一片砖镶的大平地上学会的。对北平的学生和昆明的学生我感到很不一样，北平的学生不像昆明的学生那样热情关心国家大事，我是从被誉为“民主堡垒”的昆明来的，所以觉得北平的同学除了读书，一无所知。一到假日，我常常与原西南联大的学生来往，我们在一齐议论北平的学生是被日本人统治惯了，所以奴性十足，很轻视他们。除了上课读书外，我没有亲近的同学。记得与我同一个胡同住的姓陈的女同学，据说她父亲是汉奸，她对人也是敬而远之，笑笑点点头就走了，另一个同学名叫符德芳，她对我说江青是她姨，她父亲叫符定一，与共产党的领导都认识，她母亲死的早，她小时候就被送到延安找她姨，所以她在延安待过一段时间。听她这一吹，开始我以为她从小就在革命圣地长大，肯定受革命思想影响很深，所以与她接近较多，但后来感到这人很轻浮，常与男生疯闹，我也就不愿接近她了。

我进“孔德中学”两月后，大约五月份左右，父亲在海龙被共军包围，突围后到了永吉，几乎全军覆没。我知此事后，又担忧父亲的前途，又怨恨他为什么不早起义。父亲在沮丧的情况下，我应对父亲安慰和婉言劝导，可是我没有这样做，而是只凭自己年轻气盛的激情，写了一封刺痛他心灵的信寄去，其中的两句话我至今不会忘怀，我写道“你为什么不做人民的英才，而只做某个人的奴才”，也就是不满意他一切只从卢汉的安危考虑。后来父亲回信说，他原指望他的子女长大成人帮他报答卢汉的救命之恩，结果我是以怨报德，使他很伤心！父亲是很讲义气的人，他一生靠这个义字，闯出了他个人的天下，受到了不少朋友的尊敬和上司的器重，想用几句革命的辞藻就能改变他几十年形成的传统观念，真是太天真！

在北平读书的那段时间，我思想很乱，一是担忧着父亲的前途，二是恋人从南方来信，预示他要下乡打游击去了，有意叫我回昆明，到暑假我搬到北大去住，是云南老乡计思忠介绍去的，计原来是西南联大学生，迁校后，他就读北大教育系，他帮我找了个床位，与他们系的一个名叫俞琨的女生同室。想去北大住的原因一是原来我们同租房住的任氏两弟兄住校去了，我一个人没有必要再花钱租房，这样可以节省些钱作为回昆明的路费，二是北大民主空气浓，思想活跃，总想多接触一些进步人士，呼吸一点清新空气。那时北大在沙滩，女生宿舍在灰楼，都是两个人住一个寝室，只有男生宿舍才有现在大学生睡的上下层床。俞琨对我很好，她那时已是二十好几岁了，她像关心小妹妹一样关心我。他们借给我很多书读，其中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是在北大宿舍读完的。北大有个“民主广场”，我与俞琨常到那里并留影，那时我是多么崇尚民主、自由，把它看作是神圣的理想和可为之献身的目标！当时我曾想过，北平靠解放区更近，可以跑解放区，但没有人约我，我也不敢轻易问计思忠、俞琨他们，但更多的是想回昆，与恋人一同战斗。我决定回昆明了，但一时找不到同路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一人难于独行。快到秋天了，六十军有两位团级军官的夫人要回昆明，我准备与她们同行。我离开北平时把照相机和毛毯都送给计思忠他们，我只卖了自行车添作路费。北平的树木已没有绿叶，遍地是落叶枯草的凄秋，我踏上了南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