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风暴中的两代母女情

 五零年夏秋开展了 “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 简称大镇反. 主要是镇压社会上的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 五五年搞的肃反审干, 是清理革命队伍内部隐藏较深的反革命. 所以一个叫大镇反, 一个叫肃反。 当时上面传达说, 蒋介石逃离大陆时, 布置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潜伏下来搞破坏活动。 反革命分子现行活动猖獗, 气焰嚣张, 所以要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 但在我的记忆中, 就昭通而言, 解放初期没有听说过有什么重大的现行反革命事件, 当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 在西南地区镇反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概括了四个字: “稳,准,狠,快”地镇压反革命. 这四个字应该突出 “准” 字. 如果不准, 必然是草菅人命, 乱杀无辜. 由于功利主义及宁左勿右思想的作祟, 邓小平镇反的四个字方针层层传达下去只剩下两个字 “狠, 快”. 所以一个区级干部可以不经上报就可以随心所欲批准杀人. 后来杀人多的县区干部虽然受到了处分, 无非是批评写检查, 就抵消了不该杀而被杀者的命债。

 昭通地区的镇反主要是四十三师政委薛韬主管。昭通城内是钱东平主管. 薛韬最相信钱东平, 连身为地委书记的李德仁都惧钱三分. 地委组织部长猛被排斥在外, 常被派到县上去协助剿匪和调查研究. 钱东平主管的昭通中学也杀了好几个学生. 他依靠几个积极份子, 就确定哪些是反革命份子。 在他们的乱搞下屈死了一些学生. 后来这些积极份子在反右运动时被打成右派, 这真是报应.

 大镇反时整个昭通地区倒底杀了多少人? 其中真正的反革命又占多少? 我没有调查过. 当时我是在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被调到昭通附近的农村去搞土地占有和地主富农剥削情况的调查, 为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作准备。 在大镇反中被杀的人中有我认识的老师和同学. 如读初中时有个教语文的老师名叫何鸣歧. 他平易近人, 对学生很好, 很少训斥学生. 我对他的印象很好. 他家是基督徒, 人们称何耶稣家, 听说他被镇压了, 我感到吃惊. 也没有听说他搞什么反革命活动. 因信基督教, 可能列为帝国主义份子被杀的吧! 另一个是初中时大我一班的女同学, 名叫张思淑, 人开朗活泼, 有双大眼睛和一张微笑的脸. 她曾带我去过她家, 吃过她家的酸萝卜. 她也被镇压了, 不知什么罪? 只听说她哥哥张思义是特务, 她也是特务. 她哥哥在云大读书时与猛是同学. 当时进步学生都说张思义是特务. 解放后张思义在昆明被捕, 但大镇反时他也未被杀. 劳改几年后已被释放. 可见当时不同地区的判罪差别和量刑标准有多大! 当时张思淑有个堂叔叫张伯苓, 是昭通地区的副专员. 据说张思淑被列为镇压的名单送过给他看, 是他 “大义灭亲” 同意杀的. 还有一个叫王孝礼的昭通地下党员大镇反时也被杀了. 对他的被杀地方干部中反映强烈. 但当时没有谁敢公开反对. 只是过了一段时间后私下议论纷纷.

 当时的省委领导对镇反的扩大化有所警觉。猛曾代表地委去昆明向省委领导宋任穷专门汇报昭通的镇反情况。当猛讲到镇雄县镇反杀了几个人以后，税收就比以前容易了时，宋任穷马上打断猛的汇报进行了批评说：你这个同志真是猛啊，你这个观点可是不对啊，税收怎么能够靠杀人。虽然如此，在当时的宁左勿右大潮流下，这些清醒的认识到了下面没有成为主流。

 五零年冬至五一年春, 紧接着大镇反农村又开展了减租退押运动. 自解放后农民也基本没有交地租了,根本没有什么减租的问题， 主要是退押。 农民租地主的土地首先要交押金. 这次退押金还加上押金的利息. 对地主来说就是翻好几倍地把押金退给农民。 当时的目的提的很清楚, 要通过减租退押, 搞光地主的浮财(现金,存款等). 地主收押金时是一家一户小额数目的收进来. 现在要把所有的押金本金加上多年的利息一齐退还给农民. 这样做法可以说没有一家地主可以如数退得出来的。对退不出来的地主家，贫雇农协会就会上门逼债. 母亲愁眉不展, 她不可能拿出农协会所要求退还的押金数, 只好一再要求延期筹款。

 父亲当时还未回部队. 他所在部队已去抗美援朝. 林彪曾发过电报催他回部队. 但他自起义后思想一直不舒畅, 认为长春起义他起了重要作用. 但起义后对他不信任. 他的亲信被调离。军队发动士兵背靠背诉他的苦. 好久没人给他打过一次电话，电话上都堆满了灰尘. 他只好做冷板凳. 他随时提防被整。 四九年底抽调四野五十军(六十军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军) 参加二野解放重庆. 在路上他们遇到土匪袭击. 他与军政委徐文林在一块. 他很害怕徐文林若在行军路上有个好歹, 而他自己没事, 那他就说不清了. 所以他立即调集精锐部队保护徐文林. 自己亲自带部队追击土匪. 从以上他跟我讲的这些事情中可见他心情是不会舒畅的. 所以五零年初以安顿家眷为托词, 请假从重庆飞回昆明, 在”家”的温暖的窝里迟迟不肯归队. 母亲知道父亲还在昆明, 只好三天两头写信给父亲, 叫他想办法筹措退押的款. 父亲也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款, 只好想办法变卖昆明的房产.

 结婚两个月后, 我与政策研究室主任黄菊和到农村搞调查. 工作不算很苦. 但不几天后老觉得肠胃不好, 吃饭就发呕. 那时没有什么零食可吃, 一日两餐玉米饭淡菜汤, 很难下咽. 黄菊和比我大近十岁, 我们都叫她大姐. 她见我这个症状, 就问我是不是怀孕了. 我说我也不`知道. 在那里撑了一个多月后回到地委会. 地委会的伙食玉米饭圆白菜煮汤, 汤上飘着几点油珠, 几乎天天如此. 搞得我一闻到圆白菜味就想吐. 以后几年时间内都怕吃圆白菜了。 自大镇反开始后, 母亲愁苦的日子也一天天加深. 我怀孕反应严重的那几个月, 家里多少还有点东西. 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就跑回家母亲总要想办法给我弄点可口的东西解解馋。

 一九五一年春天, 减租退押到了高潮, 我也临近分娩。 父亲在昆明的卖房一时也难脱手. 退押的钱凑不出来母亲也十分焦急。 我快生孩子时，猛到北京去参加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 全国地委以上的组织部长都参加。猛走后我怕晚上要生孩子无人照顾. 我家离医院较近. 晚上只好去母亲那里去住.要分娩了我要上医院， 母亲不能送我去医院，她不敢出门, 随时等候农协会的光临和指示. 母亲只好请我家可以与母亲共患难的老保姆解大妈和母亲的干女儿李远凤送我去医院. 那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 只能走路去医院. 母亲那忧愁, 恐惧, 无助的眼光一直送我消失在她的视线外. 这是我最后一次离开母亲的家。 因为红色风浪一浪高过一浪, 最后淹没了母亲的家, 也淹没了母亲! 生第一个孩子比较难产, 在医院待产三天才生下了大女儿. 我身心都极度痛苦和疲惫。 母亲生我时受尽了折磨. 那时没有医院生产,都是在家请人接生, 母亲难产, 九死一生生下了我, 父亲那时在昆明军校. 我和母亲一样, 生产时丈夫都远在他乡。 母亲被父亲遗弃, 一生过着忧郁孤独的日子. 我的童年就是在她的叹息中渡过. 我生第一个孩子时, 母亲还不到五十岁, 但已很苍老. 她身体一向瘦弱多病. 父亲常给她寄些补药和衣料补偿他对母亲的愧疚。 我小时曾立志长大后要给母亲带来幸福. 但现实如此残酷! 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原因把我推到了母亲的对立面. 只有我们血脉相承的心互相牵挂着! 我对她不可能有什么帮助, 她也理解, 也不乞求我给她什么.生产期间我身心越来越痛苦. 想到母亲也如此生养我, 而我无所回报. 怀中抱着初生的婴儿, 脑里总是浮现母亲瘦弱惊恐无助的眼神, 我的眼泪不断涌出滴在婴儿的脸上.孩子哭了,提醒了我对她的责任.在那个可能一句话, 一个行动就可会带来截然不同命运的时代, 我必须面对现实, 好生走稳自己的路, 不要给孩子带来不利她成长的影响. 这也是母亲的愿望. 不管强加给她什么罪名,由她独自承担吧!

 解放初期昭通还没有共产党政府自己的医院. 只有一家英国人开的医院和一家法国人开的医院. 我生产的医院是法国天主教会的医院. 医生护士基本上都是法国人. 护士是修女, 昭通人叫. 给我接生的是法国男医生. 名字不知道. 病人都称他杨医生. 医术很好, 人也和气. 护士是沙. 名字叫什么也没有问过. 对病人也有耐心。 我生孩子时正是他们做完弥撒(天主教仪式)天刚刚亮的时候. 由于孩子大难产, 医生做了惹械氖质醪派潞⒆, 所以住了约一周的医院拆了伤口缝线才出医院. 出院时猛还未从北京回来. 记得是地委书记李德仁的警卫员李忠在轿行叫了一顶轿子把我接到地委会宿舍。 生孩子后在医院没有解过大便. 回地委宿舍后两三天想解大便老解不出来. 憋得我从肚子到肝门痛得晚上无法睡觉一夜呻吟. 没有办法只好又上医院. 医院给我灌肠, 这是治便秘的最有效的办法. 结果灌了肠还是解不出大便. 医生只好带上医用手套, 从肛门里抠出一砣砣像石头一样的一盆大便. 心里真是感激法国医生不嫌脏为我解除了痛苦. 以后讲起在法国医院生产的情况, 猛还说是不是帝国主义办的医院捣鬼? 真是只要带有政治色彩, 就好坏难辨了.

 父亲在昆明终于把房子卖给了商业厅做幼儿园. 把昭通贫协会(贫雇农协会)要的押金如数退清了. 当时云南日报奉省委之命登了一则表扬父亲带头退清农民押金的文章. 减租退押这一关母亲总算暂时熬过来了. 接着就是土地改革. 母亲的住房被没收了, 土地也被没收了. 人被带到农村接受农民批斗。当局并未因父亲在长春起义和退清农民押金受表扬而对母亲手下留情. 据我老婆婆说, 母亲曾交一只金手镯请她收藏. 因她是城市贫民, 不会有人去搜查她. 后来突然有一天来了些农民找她, 要她交出母亲请她保管的金手镯, 她吓坏了赶紧把手镯交给农民. 可见母亲当时不知受了多大的罪, 忍受不了皮肉之痛只好把最后一点积蓄交出来, 还拖累了我老婆婆几乎戴上窝藏之罪.

 我家的土地有两处, 一处是鲁甸梭山, 一处是昭通县小堡子青岗岭. 梭山的土地本是祖坟所在地, 但山高路远, 农民很贫困. 四十年代初期父亲回昭通时就带着母亲去梭山上祖坟, 并杀鸡宰羊宴请佃农, 宣布陇家的土地谁种归谁, 陇家不再收租, 提前十年就主动土改了. 所以要她去接受批斗的是青岗岭的农民. 母亲信佛教信因果报应. 每年三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她就会拿出些粮食来施舍给十分困难的佃户. 所以受过她恩惠的老实农民是不想斗她的. 我老婆婆有亲戚在青岗岭一带, 她的亲戚曾给她讲, 批斗母亲时, 主持会的人叫一个很贫穷的妇女上台去控诉地主的罪行. 结果那个妇女上台不仅没有说我母亲什么罪行, 反而说她困难时我母亲救助了她. 话还没有说完被主持会的人轰下了台. 土改时对这种讲实话的农民都看作是受地主小恩小惠收买, 没有阶级觉悟的落后分子.

土改时, 我已被调离到别的县去搞土改, 上级有规定凡是地主出身的干部土改时必须调离当地, 到别的县去参加土改, 这叫”回避”. 所以母亲被批斗的具体情况我是不知道的. 后来听说土改批斗中, 母亲忍受不了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曾自杀过没有死成, 经过九死一生后, 终于闯过了土改关. 最后在我家原住房的附近分得了两小间平房安身. 五三年昭通土改基本结束, 我被调到昆明工作. 五五年供给制改为薪金制, 我每月大约二.三十元. 母亲的养子陇泽琨还在读书, 他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我每月寄钱给他供他读书, 实际上也是想母亲可以从中得到一点生活费. 我不敢直接给母亲寄钱,否则就是与地主阶级划不清界限的阶级立场问题. 我们一家人当时分别属于三种不同的人群. 我是共产党员, 国家干部. 父亲及后妈属于统战对象, 政府给安排了工作. 母亲因经管父亲祖业的土地, 成了地主分子是专政对象. 这就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奇怪现象. 后来母亲的养子陇泽琨高中毕业被分配到穷山恶水的镇雄县乡下教小学. 我不能再给他寄钱. 有什么渠道接济母亲的生活呢? 想到母亲有个亲妹妹, 一直在家吃斋念佛从来没有接过婚, 孤人一个属于城市贫民, 我寄钱给她她会心知肚明的分一部分给我母亲. 但后来听说她认为我寄给她的钱就是只给她的. 没有给我母亲. 真是在金钱面前, 她成天念佛的慈悲心也没有了。母亲苟延残喘地活到了五八年, 这时她五十四岁. 又一个劫难”大跃进” 来了. 昭通要修建城郊的利济河道. 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要去出工, 母亲瘦弱的身子经不住再折磨了, 白天去抬土, 晚上孤人一个睡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 结束了她痛苦凄凉的一生! 陇泽琨和舅父把她埋在了城郊的圆宝山上。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 政治环境越来越宽松, 人性也渐在复苏, 我老婆婆八三年去世时已兴建坟立碑, 我们给她建了坟墓. 我想到了我的母亲, 生不能俸养她, 死后二十几年我们有条件也该给她建个坟墓回乡去悼念悼念. 我写信给陇泽琨说了我的意思, 并叫他了解一下要多少钱建个墓碑, 我准备寄钱给他. 结果他回我信说, 圆宝山要建工厂时, 通知过迁坟. 他和舅父去过, 已找不到坟在那里了. 知道母亲最后连尸骨都不知去向, 心里十分悲痛, 遥望东方，母亲结束生命的地方, 心里痛呼，妈妈，女儿对你十分愧疚。 从此我对家乡没有任何牵挂, 只有痛苦的记忆, 这也是我自一九五三年离开昭通后, 再也没有回去过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