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span style="font-size:12.0pt;line-height:150%; font-family:宋体;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mso-hansi-font-family:="" roman""="" lang="ZH-CN">学运前后

1947年秋我从北平返回到昆明时,按正常学习我应高中毕业了,但从45年春来昆明后,就读“龙渊中学”和“天祥中学”都是读高中二年级，因高三毕业班一般都不收新生，所以在北平“孔德中学”还是读高中二年级，回到昆明后我不想再读高二了，家里托人帮我转到市立女中读高二下学期。在市立女中才读了几个星期后，我又烦了，自己总是孤高自傲，看不起那里的学生，觉得她们没有政治头脑，除了读书一天只会打打闹闹，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市立女中已有地下党员和民青成员，人家知道我是大小姐都敬而远之。总之那时思想很难安静，觉得读书没有意思，但又不得不读，很想轰轰烈烈地干革命，又不知从何做起。那时脑子里想像的革命，只不过是空中圣殿，完全不是我后来在实践中所经历无情的、残酷的甚至是泯灭人性的革命！为什么那时我的亲人们——父母、朋友、包括我的恋人，就没有一个人指点我——革命不革命都需要知识文化，知识文化越多，越能理解社会和人类，越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对社会做出实际的贡献。

离开市立女中后，我干脆自己在家读书，方先生给我介绍了个家庭教师名叫耿介，是“峨嵋中学”的教师，一个礼拜有两三个晚上来教我英语，记得他教我读沙士比亚的原著“罗密欧与朱莉叶”的片段，我觉得原著的词藻太美了，感到学好英文读原著才真正读到了著作的精髓。当时党组织领导方先生介绍耿介来当我的家庭教师的目的是要我与党组织保持联系，那时我也不清楚耿是地下党员，只认为方先生介绍的肯定是进步份子。这个曾教过我数月英语的老师，不久被党组织派到宣威去搞革命武装时，被土匪枪杀为革命牺牲了！

就在我呆在家的这段时间，六月份爆发了“反美扶日”学生运动，昆明的大中学生游行示威，并到美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待游行队伍散后，军警开始抓学生和教师。当时地下党领导认为把学生集中起来住，更好抵抗军警的抓捕，所以把各大中学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集中住在“云大”和“南菁中学”（现民族大学校址）两校，两校之间距离很近，可以相互照应。住在两校的学生准备了很多砖头、瓦块、木棒作为武器，紧闭大门严阵以待。政府当局对学生喊话，叫学生各回各的学校复课，后来又采取断水断电的方法逼学生散开，直到七月十五日，军警开始进攻云大，当时学生主要集中住在云大会泽院大楼，不几天军警攻下会泽院各层楼，南菁中学也同时攻下，攻下后，除了抓捕一部份当局认为是共党份子的学生外，其他学生被集中到南菁中学以办“夏令营”为名，不准学生自由行动，每日向学生灌输反共宣传并进行军训。张源瑛当时也被关在“夏令营”，我知道后痛哭一场，为什么那么幼稚呢？好象是对苦闷的发泄又好象是对好友的诀别。

“夏令营”可以探视时，我带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去看张源瑛，她把我带去的东西分给难友们共享了。过了不久，当局又在“夏令营”抓了一些人投入监狱，其余的学生可以请保释放。当时方先生来找我，叫我想办法利用家庭关系保出几个人来，我只好请潘娘想办法，她去找了当时刑警大队长周伯先，通过周的关系营救出了张源瑛和原来昭通中学同学云大学生陈书玉，她们都是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她们没有家在昆明，一出“夏令营”就来我家洗澡、吃饭，住了几天才回学校宿舍。还有个名叫何美玲的云大女生，绰号小卡，也是地下党员，她的家庭比较富裕，也住在靖国新村，离我家不远。当时的靖国新村、复兴新村与现在的高级小区相似，住在新村的人家都有点社会地位。何美玲也被关在“夏令营”，是她家里想办法把她保释出来的，她回家后她妈不准她出门，也不准同学来找她。方先生又叫我利用邻居关系去看她，并约她来我家与方先生见面。她妈知道我家住在她家附近，对我还客气，去两次孰了以后，我约她女儿来我家玩，她也就不在意了。何与方在我家密谈后，何在一个晚上，悄悄带了一包东西，可能是随身衣物放在我家，说她第二天一早就来我家取东西。第二天早晨下着蒙蒙细雨她与爱人陈光逵 （文革前任职国家公安部办公厅主任）打着雨伞来我家取走包袱一同下乡打游击去了。“七.一五”学运区间，我没有直接参加学运，但地下党利用我的特殊身份，命我做了不少工作。

那个年代的我，热情有余，理智欠缺，认为凡是学生运动都是正义的，被捕的学生都是英雄。压根没有理智地想过，以“反美扶日”为由的学生运动对不对？而当时是要建立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把学生集中起来，以砖头、木棒为武器与军警对垒，是有利于斗争？还是有利于军警逮捕学生？当时不仅没有去想斗争的目标和斗争的方式对不对？更不会知道学运背后地下党领导层个别人的卑劣！云大附中学生会主席温宗江，在革命学生中是名气很大的一个女学生，学运中她住在南菁集中住地，军警攻下南菁之前，地下党省工委某负责人，想法把她营救出去，隐藏在某医院内的一个秘密住处，从此成为该负责人的情妇。解放后该负责人是省委付书记兼组织部长，他利用职权，把温调到玉溪任地委书记，后来两人还生了个女儿。该负责人已是有妻子和几个孩子的人，他的行为于国法党纪都不容，省委怕影响不好，把温调到四川，还批评温勾引领导干部，可该负责人未受到应得的处分，这不知是什么逻辑？到五十年代的肃反整风中，凡被关过“夏令营”或被捕过的都受到了审查和批判，当时该负责人领导整风，论理这些被捕、被关“夏令营”的干部，都是在他领导的学生运动中被捕被关的，可是他根本不为这些人说一句公道话，为了保全自己表现自己，反而成了这些受害者的打手！

1998年，以该负责人为首的一伙人，又大搞“七.一五”学运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千人大会上，该负责人高高坐在主席台上，以领导“七.一五”的英雄自居，真不知耻！当时猛也被邀请上主席台，但他不屑一顾，不愿与这些人为伍，他是做得对的。党内领导层个别人的一些丑恶事情，解放前就听说过一些，但主要是解放后才慢慢知道的，使我逐步明白党内不是像我过去想象的都是圣洁之人，而是有个别伪君子、阴谋家还高居要职。

学运过后已是秋季学年了，潘娘带我去找潘塑端夫人宋惠言 帮我找关系进天南中学高中三年级，我也觉得呆在家里也不是事，能上高三我也很想去读书。对天南中学的环境我比较喜欢，学校建在靠西山的一个小山丘上，绿树成荫，环境优美，特别是女生宿舍，在的位置较高，早晨起床打开门就看见初升的太阳映着滇池湖水，金光闪烁，晚上夕阳西坠，有时有几片彩霞伴着夕阳，湖面呈红、黄色的闪光，更是绚丽多姿，那时滇池没有污染，真是很美。女生宿舍周围是树林，寝室门口有一条石子铺的小路，顺着小路下去不远就有一潭清澈的泉水，我们女生常去泉边洗头发、洗衣服，可能是泉水的原因，用冷水洗出来的头发比现在用什么高级香波洗出来的头发都松散，更滑亮。另外天南的英语教学水平较高，这也是我喜欢天南的原因之一，英语课要求很严，英语老师是美国人，我们称他Mr Anjiongsi，他对学生很好，常邀请同学到他家玩，但我从未去过，因为那时认为他是帝国主义分子。他一上课就不准讲汉语，提问、授课、回答全用英语，在他的严格要求下，那时我们已基本可以写简短的英语书信，听说他回美国后，曾在耶鲁大学任教。

我们的班长是个女同学，叫杨春城，她父亲是北大的教授，母亲是天南中学的中文老师，她母亲身体不好，被父亲抛弃离婚了，我进天南时，她母亲已去世了，她全靠在中学教书的叔叔供养，生活比较困难，但她学习成绩很好。我们班上有一伙男同学比较顽皮，他们选杨当班长不完全是拥护她，也有整她的意思，只要她在班上宣布什么事，那伙调皮鬼总在下面“噢噢”地乱叫，后来她有点当不下去了，身体也不好，她就推我出来当班长，其他同学都同意，其中有的是无所谓，有的也想借此看我出洋相。我无所畏惧，勇于承担了这个责任，我在讲台上一讲班上的事，那伙调皮鬼也如法炮制“噢噢”地吼，我就镇定自如地盯着他们，他们吼够了，我就问“吼够了没有，不够再吼嘛”，此后他们不敢再吼我了。那时我很好强，知道推我当班长会被那伙顽皮鬼整，杨春城就是被他们整怕了才不干的，但我就不信邪，心想当就当，看谁治了谁。那伙顽皮男生号称“四大金刚”，他们学习好，又爱打球，就是不过问政治，专门开女同学的玩笑，其中一个叫王滇声，解放前夕去美国读书，后来当上了波音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九十年代他回国来我们同学聚会了，我去美国时他也请我去他家聚会，过了半个世纪后，大家见面时回忆起当年的趣事都倍感亲切。

杨春城是我在天南比较要好的同学，她当时是“民青”成员（全称民主青年同盟，是党的外围组织），不久她发展了我参加“民青”，我为党做了许多工作，直到这时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有了组织关系。当时天南的民青成员大约有十多人，现在鼎鼎大名的宣科那时也是民青成员，他小我一班，人很活跃，年青时他脸圆圆的，皮肤很黑，大家叫他“黑人牙膏”，不像现在是个又黑又瘦的干老头，政治运动中他被关监狱二十多年，长期的监狱生活，也可能是他后来成为奇人奇才的历史背景。

杨春城有天发高烧叫肚子痛，到了下午还未好，我和另一个女同学搭乘马车送她到城里的医院看病，到医院时天黑了，经医生诊断是急性阑尾炎，需立即开刀，但开刀需家属签字，可她只有个叔叔在郊区某中学教书，那时交通极其不便，更没有“的士”之说，怎么找到她叔叔还是个难题，我很快跑回家，晚饭未吃，就去找潘娘援助。她说家里小车出故障还未修好，只有叫副官杨光华送我去找杨春城的叔叔，那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杨光华为了安全，背着卡柄枪同我一道打着电筒走了一个多小时的乡间小道才到某中学，杨的叔叔已睡下了，我们把他叫起床与我们一同赶往医院，直到深夜我才回到家里。青年时代的我，最乐意这些义举。杨春城后来也到游击区去了一段时间，不久就离开队伍跑回昆明去读大学，现在她虽然没有享受离休待遇，但她是云大小有名气的物理系教授。

 1949年初夏，张源瑛来天南找我，说组织上要派一批人去思普区（现在的思茅地区），叫各自想法筹措路费，她来找我是要我给她弄一百元半开（云南地方政府发行的一种硬币，与银元相似），那时100半开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元人民币，并叫我再给她弄套衣服，准备化装走。我自己那里有这么多钱，只好求助于潘娘，要了100半开，并把我在北平缝制的连衣裙送了她一套。后来她说我送她的钱她交给组织上了，这笔钱就作为他们一道到思茅游击区去的10多个人的路费。2002年夏天，他们同到思茅地区去的同志聚会，她特别约我参加，并向到会的人介绍，他们当年去游击区的路费是我支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