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对两位彝族前辈充满敬意

一、安毅夫

2022年9月12日，贵阳疫情防控严峻之际，惊闻前辈贵州民族大学前院长安毅夫先生在贵阳不幸逝世，深感悲痛。安伯伯是先父老友、同校工作、同族兄长。“安毅夫”这个名字在我和发小们心里是一个传奇。我们的父辈与安伯伯是老友，他到成都，我们几家人必定轮流宴请他。如今我们几家的父亲均已仙逝，我们十几个后生晚辈联名向安伯伯家人致哀，隔山隔水向安伯伯鞠躬送行，遥祭他在天堂安息！他99岁长寿而终，他的老朋友们在天上等他把酒言欢，他的魂灵不会寂寞。安毅夫在西南民族学院的挚友贺新民伯伯于2020年9月12日去世，与他去世的日子同天不同年，他俩选择同一个忌日，一定会在天国重逢。

安伯伯一生命运多舛，人生情节远超电影故事，其苦难曲折是编剧、小说家想象不出的。他自己写了一部回忆录《苦难的历程》，多年一直无法公开出版。他赠送我父母一本，父母认真拜读，读后唏嘘，感慨万千。今天看见朋友转发一微信公众号刊发他的回忆文章《安毅夫：铁窗十年》，当是他回忆录中的节选。我转发了这篇文章，并写了一句转发语：“这个标题是错的。安伯伯关押岂止十年，是二十年，铁窗二十年！！1958年12月被捕，1978年12月出狱，1979年平反。后任贵州民族学院院长。”

朋友纷纷留言好奇他的人生遭遇。前辈们已逝，我也不知当初的详情，只好把从父辈口中了解的一二信息简告诸友。

安毅夫，彝族，贵州彝族著名水西阿哲（安氏）土司后人。水西土司安氏与明初著名彝族女政治家、女土司奢香夫人的奢氏家族是世代联姻关系，安氏土司后人视奢香夫人为自家祖宗之一。明朝天启二年，奢、安两家姻亲联手反明，以反对“改土归流”而发起震动朝野的“奢安之乱”，此安氏即安毅夫的祖上。

安毅夫之父安健，从贵州郎岱县蔽塞偏僻山区外出闯世界，清末秀才，忧国思变，早年留学东洋，在东京首批加入中国同盟会，是孙中山的密友、得力助手，对辛亥革命颇有贡献，被孙中山任命大元帅府中将参议、川边宣慰使……等多个要职，是孙中山的西南少数民族问题首席顾问。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委任他为贵州讨袁护法总司令。黄埔军校成立时，他动员并资助百余贵州青年进入黄埔军校，为时代培养新青年，其中一些人后来分别历练为军、师、团长，估计其中定有他的族人彝族青年才俊。安健先生忧国忧民，是贵州最早致力于民主革命的著名人士，遗憾于1929年52岁英年早逝。

安毅夫幼年丧父，进入国民政府专门为北伐战争革命烈士遗孤办的免费学校“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读书，接受全面系统的新学优质教育，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人道主义教育，奠定了他一生的人格基础。抗战时期入读浙江大学，习机械工程专业，左派学生，毕业后在上海工作，1947年24岁秘密加入共产党后，几乎是职业革命者，听从党的安排东奔西走，听家父说他还去过香港工作，大概是因为他父亲和廖仲恺关系密切的家庭背景，上层人脉利于掩护地下工作。解放初期，因西南地区民族问题尖锐而复杂（云贵川西康都是在新中国宣布成立后的1950年解放的），各地都有少数民族对抗势力及土匪骚乱，对中共西南局是一个紧迫的棘手问题，急需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各类人才，西南局紧急在成都筹建西南民族学院，在全国广揽有民族背景的干部人才，安毅夫被西南局看中派往成都，参与西南民族学院筹建工作（他是1951年3月到的民院，我父亲是4月到的民院，6月1日民院正式成立）。据老民院人李生寿阿姨回忆，安毅夫到民院时是别着左轮手枪来的。那时时局不稳，途中常遇土匪，最早一批西南民族学院的筹建者们很多都是带着枪上路到成都的。

1958年12月，35岁的安毅夫被贵州省公安厅与四川省公安厅联合逮捕，罪名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时任民院马列教研室副主任，宛如重磅炸弹，震惊全院。因为他是院领导的得力助手，听我父亲讲，他是大才子，口才好，妙语连珠，见多识广，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出众，工科专业出身的他，在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几门文科课，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理论、时政等，文理皆通，可根据需要改变课程，是难得的教学、行政集一身的“双肩挑”人才。他是全院出名的美男子、帅哥，为人豁达，谈吐极幽默风趣。长得帅也就够了，那是爹妈给的，他还给自己的相貌添加了很多附加值，才华出众，名牌大学高才生，他曾在杭州、南京、广东、上海、香港这些民国时期的时髦都市学习、工作、生活过，衣着洋气，品味不俗，会英文，还很会跳交际舞，在民院诸多老革命干部、工农兵出身的一众土老冒教职员工中，他就是一个耀眼的“洋盘货”。他多才多艺，还是运动健将，是民院教工篮球队主力，打遍成都高校无敌手，连体育学院教工篮球队都甘拜下风，我猜想当年这位兼具篮球明星魅力的翩翩男子，一定是不少年轻女教职工心目中的男神。正因为他身上散发出的耀眼才华，他豁达幽默的为人，让众人为之巨惋惜，就像目睹一座美丽的雕像突然被砸毁。小时候邻居一阿姨向我们几个少女提到“安毅夫”，全部内容就是形容他长得如何帅，如何才貌双全，他结婚时如何浇灭了诸多女性的暗恋奢望而失望不已，只字不提他有何罪。因为任何人都不相信这位魅力十足的马列主义共产党干部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可以想见，他的被捕，是如何惊愕全校。他去世后，在西南民族大学老民院两代人中引起涟漪，连续两三天，各个微信群的话题都是“安毅夫”，他离开西南民族学院60多年了，老民院两代人的江湖上依然有他的传说。   

安毅夫是在篮球场上打球时突然被公安人员逮捕的，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关押很久后才知道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无中生有诬陷的罪名，让这位忠心耿耿从事地下党工作的职业革命者万般叫屈，却申述无门，司法机关无人理睬，在强权面前，不仅失去人身自由，也失去任何话语权，连申辩的一丝机会都没有，被关押十年后才被宣布判刑二十年。在十年后的审讯中第一次得知自己还有一个罪名：“右派分子”。他百思不得其解，1957年反右运动时，他妻子被划为右派分子被罚出学校，他被开除党籍，但他并不是右派。出狱后，同校好友告诉他：因为到1958年时，上级传达给学校的右派指标还差一个人没有完成，某领导就把他划为“右派分子”填补空缺。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压死人的沉重大山。他在狱中二十年猪狗不如的非人煎熬，记述在他的回忆录里，字字啼血篇篇凄苦，尽管时有幽默性情跃然纸上，读之依然剜心。从35岁到55岁，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年，自由和幸福被无端剥夺，填满的全是冤屈、折磨和耻辱，以及对亲人的无尽思念。我想，如果他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对主人公遭受不白之冤定生同病相怜之情，更有可能羡慕死别人的狱中生活。

1979年，安毅夫服刑二十载出狱后，为了与家人聚合，历尽曲折，比监狱生活更戏剧性。他夫人吴阿姨在他被捕前的1957年先遭殃，被打成右派分子，被踢出大学，独自带着两个年幼儿女被发配到四川西昌农科所改造（现在西昌是旅游地，过去贫穷落后的西昌地区离成都三、四天车程，是政治犯的流放地，成渝两地不少右派被发配西昌，清华北大的一批学生右派被流放到西昌地区益门煤矿下井挖煤多年，各地很多政治犯被送至西昌地区的监狱或劳改农场服刑、劳改）。安伯伯在狱中，罪名滔天，归期无望，两人天各一方，妻离子散。安伯伯与家人的团聚过程闻之心痛心酸，蒙冤受难二十年没见过自己的孩子，双方无音无讯，与子女相见不相识，人间至悲。他第一个联系和见面的家人是他的大女儿，女儿写信告诉他会到火车站接他，然后详细描述自己的身高长相、衣服颜色、手持何物等等识别特征，就像地下党接头一样，令听者鼻酸。安伯伯与吴阿姨的破镜重圆牵涉多个家庭的纠结、拆离、重新组合，全程浸透苦难、悲惨、善良、豁达与人性之光，令人唏嘘，过程和结局也让人感动。他与妻子儿女的团聚，是他后半生的最大幸运和幸福，他活到99岁，必定是家人无微不至精心呵护使然。

我从小在家里照片上知道安伯伯其人其貌，在北京上大学期间听闻他出狱平反。后来他担任贵州民族学院院长、连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几乎每年两会期间都在北京见到他。从小就知道他是美男帅哥一枚，我初次见到他时，是他关押大牢二十年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但见他气质潇洒，风度翩翩，举手投足有知识贵族范儿，极富个人魅力，完完全全不像一般的“劳改释放犯”。在监狱里曾经被饥饿、病痛折磨得瘦骨嶙峋九死一生的悲惨在他外表没有留下凄凄痕迹，开朗幽默依旧，我眼前就是一位云淡风轻的儒雅老人。他散发出一种悠然高贵，那不仅是行为举止的高贵，不仅是学识修养的高贵，更是骨子里的高贵，是风骨，让我想到宋人苏东坡。我还见过其他几位与他经历相似的前辈，个个上层家族背景，被监狱折磨十来年后依然玉树临风，气度超凡，无丝毫萎靡状，估计与他们早年所受贵族家教有关。我父母给我的家教也不差，但我成长的红色年代即使好家教也缺“贵族”二字，我一直认为，如果我遭受安伯伯他们那样的莫须有罪名和长年与世隔绝的非人待遇，我不是得重度抑郁症就是神经失常了，精神必定挺不过那残酷无望的冤枉关押，断乎没有那种岁月熏陶出的坚强意志。正惟如此，我对安伯伯那样的长辈充满敬意，仰望他们。

           （二）杨砥中

我有一位尊敬的杨大姐，得知安毅夫伯伯去世的消息，与她通了长话。其父杨砥中是贵州毕节的彝族土司，是安毅夫关系非常亲密的表哥，与安毅夫同时同地被逮捕。杨大姐家也是满门血泪史，我们两家很熟，但她父亲的情况我却只是模糊知道大概，从杨大姐处得知《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一书中有关于其父的专门章节。作者温春来做了大量一手调查，佩服其学问精神，书中所述很多事情是杨家后人所不知，我根据此书文字，以及从杨大姐处了解的情况综合简要转述于此。

杨砥中，1908年生人，贵州毕节彝族扯勒部奢氏土司，明朝贵州宣慰使奢香夫人嫡系后人，毕业于中央军校。民国二三十年代起，在毕节乃至川滇黔三边相邻地区，杨砥中之大名可谓家喻户晓。他是精力十足、须臾不闲、组织能力超强、德被四方的彝族开明贤达，多年为西南边疆民族争取政治权利奔走呼号，为治理边疆做过很多具体善事，桩桩件件只有长文才能叙述清楚，我只选几桩于我印象深刻之事。

其一，杨砥中之所以在家乡家喻户晓，威震八方，是因为他平等待人，好善乐施，对家乡有责任感，对百姓有同情心。他热心家乡建设，出钱出力，铺路架桥，修建公共设施。每遇水灾旱灾，便开仓济贫，百姓排长队到他家衙门领取粮食，无论彝苗，家家有份。灾年冬天给穷苦贫民发冬衣御寒。对教会在当地办的学校、医院，经常出资捐赠，助力学校、医院发挥地方公共作用。他还收养同族遗孤，把这些孩子送到重庆就读西式学堂，抚养成人。他身体力行从家乡做起，长期致力西南边疆建设。

其二，他是封建地主家庭出身的思想开明先锋派人士，领袖型组织人才，致力于西南边疆民族建设，表示边疆工作为自己终生之职志。他

参加过多项活动的组织发起，如“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联合驻京办事处”，被众人推举为四名常驻代表之一；在渝组织成立“西南边疆民族文化经济协进会”；发起“西南夷苗民族解放大同盟”、“贵州边区文化经济协进会”。他建立起“西南边疆土司民众驻京代表驻渝办事处”的大系统，总部设在重庆，下设云、贵、康、川、湘、桂、粤诸省多地17 个通讯处，专注边疆民族建设，声势浩大。

其三，他是边疆民族教育开垦者。1943年，35岁的他组织云贵彝族上层精英合作集资，在英国传教士伯格理行善事的贵州石门坎，延续伯格理扶贫必须扶智的精神，以石门坎光华小学高小部为基础，筹资创办了贵州第一所民族中学——“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形成一个以石门坎为中心，辐射黔西北、滇东北、川西南三省近三十个县市的办学圈，校长为朱焕章，杨砥中任董事长。学校招收苗、彝、汉、回等民族学生，毕业后少数民族学生直升国立边疆大学深造。一位彝族土司，之所以在苗族聚居的石门坎办学，源于他夫人大哥陇体要的关系。云南彝族陇体要，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曾任国民政府云南建设厅厅长，伯格理所办石门坎学校是他接受启蒙的母校，是他牵线杨砥中在石门坎办学。抗战期间，除办学外，杨砥中还曾保送 240 余名边疆学生到军校受训。他与四川彝族土司杨代蒂、岭光电是亲戚，与开明人士曲木藏尧、李仕安等人是好友，他曾与曲木商议在凉山为彝民子弟办一所学校，岂料曲木藏尧不久被军阀邓秀廷毒死于越西，办学事宜不了了之，令他扼腕叹息。也令我扼腕，否则凉山会再多一些彝族精英人才。

其四，1945 年 8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他领衔滇、黔、川、康各省一众各族土司，代表西南非汉民族，致电国民政府祝贺国家大捷。

其五，他是民国时期积极争取西南边疆民族政治权利和民族平等的首要推动者。1945 年他获蒋介石召见，当面表达了一个核心诉求：恳请在国大代表名额中确定20 个名额给西南边疆土司“夷苗”代表。后被内政部拒绝。西南各民族政治精英一直在向国民政府争取国大代表名额，多年未果。杨砥中是当时西南各族中极为少有的国大代表。他一生的政治高光时刻在1946年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上。那年38岁，他以西南边疆各族国大总代表身份出席大会，参与新宪法制定（我一直误以为他是云贵川彝族国大总代表，结果人家是西南边疆各族总代表）。他抓住这一发声机会，写提案，大小会发言，强烈要求新宪法须明文规定土著民族在国家各关键权力机关均能有一席之地。他不仅为西南各族争权利，也为全国边疆民族争权利。当大会选举主席团时，眼见西南边疆民族代表绝无可能跻身主席团，他突然拿起会议麦克风发出狮子吼，在扩音器里怒声质询主席团中为何无土著民族代表，厉声陈述给予边疆民族国家政治地位的必要性，陈述民族一律平等在现代国家的重要性，…云云，威震全场。逼得台上蒋介石妥协，写纸条示意张道藩申明放弃资格，改由杨砥中递补进入主席团。他的一声怒吼也把整个西南土著民族的政治权利首次带进了国家宪法。此戏剧性一幕被当时在场的中外记者特别报道于世。

杨砥中的外孙在美国图书馆查到当时美国记者对他在制宪议会上为边疆民族怒争平等权利一幕的报道，刊登在著名的《Time》（时代周刊）杂志1946年12月2日期刊上，他是第一个被这家世界顶级杂志报道的彝人，通过对他的报道把中国彝族及边疆民族争取政治平等权利的信息传递至世界。他的义举让我联想到他之后为黑人群体争平等争权利的英雄马丁•路德•金，两人有异曲同工之处。多年后，他的大女儿在北京读书期间偶识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潘教授对她说：“你父亲很能干，在国大会议上为少数民族争取平等，直接和蒋介石对话的情景，我们人人都知道。”然而，他的这声怒吼惹恼了蒋介石，下一届再不敢让他当国大代表，他为民族争权利直接牺牲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从此被核心政治边缘化。

其六，他是罕见的彝族银行家，1947年与龙绳祖、安文石、陇应奎等几位彝族精英在重庆开办和丰银行并出任总经理，开启了他的职业金融生涯。

其七，刚解放时，乾坤大变，他审时度势，刻苦钻研中医、针灸，为人治病，想以一门手艺在新社会立足谋生，亦可悬壶济世，照样服务百姓，真是男子汉大丈夫，能伸能屈。

1949、50年之交，胡宗南挟持四川一批社会知名贤达赴西昌，想借助这些人的社会影响力在西昌建立国民党的最后根据地，杨砥中和四川前总督尹昌衡等人同行。行至喜德县罗洪家支头人罗大英家，解放军突然闪电般快速进军至西昌，胡宗南丢弃部队坐飞机逃走。杨砥中和尹昌衡这些无党派人士都对老蒋不满，在国共两党都有密友，杨砥中还于共产党干部有救命之恩，所以共产党对他们礼遇有加。杨砥中从西昌赴昆明，在时任云南省副省长张冲家住下。张冲与他是同族结拜兄弟，后举荐他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去学习，并让他把张家四个子女一同带去北京上学。

北京学习期间与表妹杨代蒂（凉山雷波阿卓土司）合影

1952年，44岁的杨砥中在中央民族学院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上层头人政训班学习，与全国边疆各民族头人一道，改造旧思想，认识新社会。开学典礼上，费孝通教授当众点他的大名说：“当年你在国大会上的发言，我记得很清楚，你要求各民族平等，现在到了今天，应该会实现了。”说得他心潮澎湃。政训班结束后他先被安排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民委工作，后被调到西南民族学院，与他的表弟安毅夫同校共事。他对彝族文字、经典、汉文史籍以及西南民族史均有相当程度了解和研究，在民院专事彝族史研究，积累整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着手整理云贵川彝族上层人士的家谱，发表有关彝族历史的学术论文，他的学术规划雄心勃勃，准备著书立说，潜心彝史研究。

1952年在京彝族火把节合影，最后一排中间被戴眼镜女士遮住一半者是杨砥中，其中有龙云及云贵川在京学习的彝族前辈们

1958年12月安毅夫被捕，一个月后，50岁的杨砥中也被公安部门逮捕，罪名是“历史反革命”。他与安毅夫关押在同一监狱，两人竟全然不知。杨砥中被关押六年后于1965年惨死狱中，享年57岁，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没能熬到改革开放的云开日出时。与安毅夫一样，杨砥中在同校教英语的妻子在1957年已被划为右派分子，被踢出大学，发配到四川西昌地区会理益门煤矿子弟校工作。爹被关押娘被流放，他的七个孩子分别投亲靠友，四散在成都、重庆、贵阳、北京，颠沛流离，受尽屈辱，在夹缝中生存，挣扎自立，每个人都是在苦水里泡大。我认识不少“牛鬼蛇神子女”，家家有本悲惨史，血泪浸泡，苦不堪言。

安毅夫伯伯在世的这最后一年，中国理论界刮起一股妖风。仅举一例，今年6月，中国权威学术机构中国历史研究院官方微信平台刊发一篇重磅长文《阶级分析方法仍是认识历史、把握历史的科学方法》（原文刊载于国内史学理论研究领域唯一的专业学术期刊《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作者是该机构某中心主任。此文论证阶级斗争理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鼓吹“有必要重新审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时代价值”，提倡政治挂帅，字里行间全然忘却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理论曾经给中国人造成的无数冤魂和灾难、给中国人造成的精神枷锁、给国家发展造成的严重障碍。当年，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全国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县、每一所大学，都有安毅夫、杨砥中那样遭遇政治迫害的冤屈者，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者不计其数，受家庭阶级成份影响而失去正常前途的子女多如牛毛。这位作者和该机构掌门人，是从老鼠洞里窜出来的獐头鼠目之徒，唯恐天下不乱。以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理念治国，必定带来灾难，中国人对此已有过惨痛经历和教训。安毅夫被关押多年后，在监狱审讯中才得知自己还有一个罪名：“右派分子”。他百思不得其解，因为1957年反右运动时，他妻子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惩罚，他并未遭此劫。出狱后，同校好友告诉他：因为到1958年时，上级传达给学校的右派指标还差一个人没有完成，某领导就把他划为“右派分子”填补空缺。这就是搞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的恶果。时代的一粒政治灰尘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对全民讲政治挂帅是一把双刃剑，稍微把握不好“度”就是一把杀人刀，尤其心地不善者掌握了一点权力就有恃无恐，草菅人命。如果政治挂帅的钢鞭下放基层，必定泛滥，不知会冤枉多少好人，导致多少人遭殃受难，就如同安、杨二位，被极左政治压制无法翻身。治理国家最好的政治不是强调政治挂帅、阶级斗争，而是健全法治、改革体制、发展经济、提供老百姓安全感和幸福感、…….。权威学术机构中国历史研究院近来的一系列文章和立论让人感到理论界公然倒行逆施的堂而皇之，文革极左僵尸起而复生，真担忧当年千万个安毅夫、杨砥中们受迫害的政治环境卷土重来。

（注：因为家父广交豪杰，我知道云贵川一大批彝族精英前辈的名字和事迹，他们每个人都对彝族的文化、政治、经济做出过各自非凡的贡献，我对他们每个人都心怀敬意，只是因为安毅夫先生的去世，让我联想到安、杨两家蒙受的不白之冤，想到两人蒙冤入狱所致的自身苦难和家人灾难，心有戚戚焉，提笔一记。更是因为期望杜绝此类人为悲剧再现的强烈愿望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