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运动（完结篇）

 参加地委土改工作队伍后, 集中学习了一个月左右的土改政策法令. 昭通地区决定先搞三个县为试点， 取得经验后然后再全面土改。 绥江县是试点之一。 我被分配到绥江县土改工作队。 党校出来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工作队的骨干， 社会上又招了一批有点文化的年轻人, 培训一两个月后参加土改工作队。当时交通不便, 从昭通到各个县基本都是走路. 我们绥江县的这一批土改工作队一行三十多人. 于五一年底出发, 走了十天的路, 于大年初一下午到达绥江县城。 这次长途跋涉对工作队员来说是第一个锻炼, 我也不例外。 因快两年我没有走过长途了, 脚又再一次起血泡, 结茧, 然后到一天可走一百二十里路程， 走了三四天到豆沙关那天晚上住店时, 我听说有个回族小队员走哭了, 后来才知道那是猛的堂弟敏。 那时他大约只有十四五岁, 这十天路程中最难走的是“泥山顶”和“罗汉林”. 山高坡陡. 阴雨绵绵， 路窄地滑， 多数人都摔了跤， 有的摔了几次才下了山， 我也不例外. 但年轻经摔. 摔倒了， 爬起来再前进。

土改运动时为了加强领导， 每个区划为几个点。 一个点下面几个乡。 一个乡设一个工作组。 县委直接领导点。 到绥江后我被分到半山区的回望乡当工作组长。 土改的步骤是先轰开后深入。 就是要大张旗鼓召开群众大会， 宣布土改政策法令， 大造声势， 威慑地主阶级及反对土改的人，然后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                    土改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雇农， 团结中农， 争取富农， 孤立推翻地主阶级。怎么贯彻这个阶级路线呢? 首先就要划分阶级。把划分阶级的三把尺子(生产资料占有情况， 劳动多少情况，以及剥削情况)，交给群众去划分。要求农民在政治上. 思想上划清与地主阶级的界限， 仇恨地主。 否则就是和平土改, 谁搞和平土改谁就犯右倾错误, 土改工作队都怕搞成和平土改犯路线错误。 特别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干部， 更怕犯和平土改的错误。有的就以左掩右. 用一种会刺痛皮肤的灌木“活麻”抽打地主， 直至打死。 虽然上面说土改是消灭地主阶级不是消灭地主本人，除了罪大恶极的地主以外。 但宁左勿右的思想普遍存在, 犯极左错误最多通报批评就没事了

我在回望乡当工作组长时. 基本上是按政策办事. 没有唆使农民毒打过地主. 更没有打死过人。 在绥江县比较大的地主是曾恕怀家. 几个乡都有他家的土地。 曾恕怀解放前夕是昆明的市长. 后随卢汉起义. 解放后是统战对象. 委任昆明市副市长. 市长是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海城起义的师长潘朔端, 土改时只有曾恕怀的侄媳妇和侄女在绥江. 侄女是中学生. 当家的是他侄媳妇。 贫协会带民兵把曾家两姑嫂抓到乡里并抄了家, 抄来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只是衣服比别的地主家多一些. 讲究一些. 其中有几双长筒尼龙袜. 当时叫玻璃丝袜. 是美国货,这就很少见了. 都议论这个地主婆还穿美国丝袜。 当我知道只有十七八岁的曾家姑娘是中学生后. 不准民兵把她与地主关在一起. 叫她与我睡一个屋. 并做她的思想工作. 要她与地主家庭划清界限. 记得她主动揭发了她嫂子隐藏的一些首饰.后来叫她回家. 她自由了. 到昆明找她叔叔继续读书, 因此我受到了绥江县“土改快报”表扬执行政策好。

我在的乡虽然没有毒打地主. 但也间接出现过地主身体自残事件。 起因是农协会把他们认为大会上态度不好， 交代不好的地主集中关在乡上，由民兵看管边劳动边交代问题。有一天民兵带领地主到山上砍柴，一个姓周的中年女地主，从山岩上往下跳企图自杀，被民兵从岩下救上来时。人还活着，腿不能动了，两眼从眼窝里往外凸出，看上去有些恐怖，死不了更加受罪，后来由她家里人接回去医治，以后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想来十之八九是死了。

根据上面总结土改先进经验的指示，要使农民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与地主阶级的界限，仇恨地主，就必须发动农民诉地主阶级的苦，揭地主阶级的发家史，弄清到底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其中最关键的杀手锏就是诉苦。开始动员农民诉苦时他们都很茫然， 不知从何说起， 根据先进经验， 要培养一个能说会道会诉苦的典型， 以苦引苦。 记得土改工作队里有个大家称之为张大姐的会泽农民出身的干部， 能说会道最会诉苦。哪里的诉苦大会开不好， 就赶快把她请去引苦， 但她家不是很苦的贫农， 而是中农成分。揭地主阶级的发家史， 首先是由地主交待自己怎么会有土地的， 怎么发家的。 多数说自己家的土地是祖上留下的。 也有的说是自己做生意赚来的钱买的土地。 这些交待都不能过关。由农民揭发或要地主再坦白交待。 最后都要达到地主承认发家是巧取豪夺 或欺诈剥削， 甚至是谋财害命才会发家的目的。 绝对否定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劳节俭会发家成为地主的说法。

夏初， 结束了绥江县的试点土改，地委土改工作队返回昭通汇报总结土改工作， 整休队伍， 六月底全面铺开土地改革运动， 这次我被分配到盐津县地委土改工作队。 盐津是个峡谷地带， 两山之间有条关河， 县城和各区乡都沿着关河和两山之间展开。 我们盛夏到达盐津， 天气闷热， 峡谷地区没有风吹， 有时有点风吹来也是热风， 像火焰扑来一样，热地方特有的黑色小麦蚊叮得人火辣痒痛。 这次命我任点长， 负责柏杨， 椅子， 冷水三个乡的土改工作， 又兼人民流动法庭的审判长。我这个点属普洱渡区区政府所在地，是滇川都有名的大土匪头子江云州的住所。 在盐津的深山峡谷里他的住房是全县最豪华的一栋。 他在关河边建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屋， 大大小小约有20多间房， 还有木栏走廊， 站在走廊上往下看就是滔滔流淌的关河水。 工作队在区上集中时我住过的那间房是江云州家的客房， 屋内放有一张雕花并装有镜子的大木床。 但晚上很不好睡觉， 哗哗的关河水声很大， 使人难得入睡。 在区上住了两天听取情况介绍后， 我们就下到点上。

 我在的这个点以柏杨乡为中心， 这个乡面积人口都较冷水， 椅子两个乡大。 村子多在山脚的小坝区， 另外那两个乡都在半山区。 柏杨乡的工作组长叫龙鼎江， 是盐津县人， 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学生， 他工作积极热情， 因我在柏杨乡的时间较多， 所以与他接触较多， 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 后来听说他还调任过永善县委书记。在盐津县搞土改的做法，步骤与绥江县差不多。 但多了个“搞帽子”的内容。 因大土匪江云州曾胁迫过好多贫苦农民做他的喽罗， 如果不卸掉他们的思想包袱， 他们是难于一心一意投身于土改运动中。

 我兼审判长时，由县法院批准， 我宣布死刑立即执行的恶霸地主可能有三四个， 印象深至今还记得情节的有两个。 一个叫卓子魁的恶霸地主兼土匪。 土改开始前就已经关押监狱。 土改开始一月左右， 他从监狱里逃跑出来， 据说人很凶悍， 大江大河他都可以游过。 群众听说他已逃跑出来都很害怕， 特别是他所居住过的卓家村， 开会都开不起来， 龙鼎江住在这个村， 他很着急跑来乡上向我汇报了情况， 我对他说首先工作队就不要慌，要沉着， 叫他先回去通知群众， 我第二天到桌家村去召开群众大会。卓家村离乡政府约有三十多华里，我上午出发，走了一半路左右找不到路了，前面是一大片一两尺到五六尺厚的泥土，还有连根倒下来的树。我只好停下来待有人经过问个究竟，一会儿有人绕开土层走过来，我问是怎么一回事，那人告诉我半小时前山垮了一部分，幸好没人经过，否则会被压死。我庆幸没有遇上这次灾祸！绕了一段路后，终于到达了卓家村。土改时点长相当于区长，村民听说点长来参加会，到的人还是比较多的。那时年轻气盛，讲话有激情，向村民分析了卓子魁的出路及我们的力量，结论是只要我们齐心团结，逃犯是逃不出人民法网的。我回乡上的第三天，龙鼎江来汇报说，头天晚上卓子魁到了一村民家要饭吃，那家人好好招待他，他走后那村民很快向工作组报告。龙的意见是他准备带民兵晚上潜伏抓逃犯，我同意他的意见，同时与监狱联系，并配给龙一只手枪。就在第三天晚上，卓子魁又来村里要饭吃，被龙鼎江带民兵抓获送回监狱。这次监狱给他上了手铐脚镣。另一个是椅子乡的林姓地主，有人检举他藏有枪支，他不承认，经农民批斗后，他说枪枝藏在一个山洞里，他带民兵去取，几个民兵跟他走在山路上，他突然反身抢夺民兵的武器，民兵拔刀把他砍伤带回乡上。开公审大会时，这个人已遍体麟伤，由民兵架着来会场。每次开公审大会，都要枪毙一个有血债民愤大经县法院批准的恶霸地主，同时又带上一些农民认为交待不好的地主陪斗陪杀, 以此威慑他们必须坦白交代。土改时的公审大会不可能像现在有原告，被告， 辩护律师证人等各方， 一般是先由审判长宣布罪行及判处结果， 如果是要立即枪毙的就事先准备好斩条， 在斩条上写上要枪毙者的姓名。 审判后由审判长用红毛笔在斩条名字上划个大红叉叉丢下台去，由民兵把斩条插在要枪毙者的头颈后面， 游街示众后再枪毙。 我用红笔在斩条上划叉的时间不过一两秒钟时间， 但内心情绪是复杂的。 既有几分握权的自豪，也有几分将毁掉一条人命的恐惧， 特别是枪毙那个遍体鳞伤， 血肉模糊的林姓地主时。

 这次土改柏杨乡也出现过地主自杀的事情。 也是一个中年女地主在家用剪刀剪脖颈企图自杀， 结果只把食管剪伤， 没有剪断大动脉人也死不了。 我没有见到只听说她吃饭时饭从食管里流出来， 她还要抽水烟， 烟雾从食管里冒出来。 乡政府只好找乡村医生帮她包扎。 并叫她十五六岁的儿子不要参加劳动， 回家照顾他妈。

五二年初冬， 坝区和半山区的土改已基本结束。但高寒山区的土改才开始不久。 县委又把我调到高寒山区牛皮寨去加强工作。 那里自然条件较差， 民众也更加贫困， 山高坡陡， 阴雨绵绵， 道路泥泞， 穿一般的鞋走路很困难， 不断摔跤，必须在鞋下拴系上脚码子（有鞋后跟大小的铁圈， 着地面有三个铁钉）才能走路。 稻田很少， 玉米产量也很低，一般家里一年收的粮食只够吃三四个月，多数要掺野菜野果混合玉米面吃。我吃过那里农民吃的“红子粑”， 就是一种红色籽粒野果和玉米面做的粑粑， 有酸涩的味道， 虽很难吃， 但也能解决一些饥饿的痛苦。 我们在乡上顿顿吃玉米饭和一锅白水萝卜蘸盐水，能找到几个糊辣椒切碎放在蘸水里就很美味了， 几个月没有尝过什么酱油，醋等的调料味道。所以五三年春我初到昆明在干部小食堂吃饭时觉得什么都好吃。，可是我们一起吃饭的有几个女同志还对食堂的饭菜不满意说这不好吃那不好吃， 我真想骂她们养尊处优不知好歹。 牛皮寨没有什么像样的地主， 主要是发动农民诉国民党反动派的苦， 认识土地改革的重要性， 组织互助， 提高生产力， 为初级农业合作社作准备。 年底地委土改工作队返回昭通， 结束了我长达一年的土改工作。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扩大了视野， 丰富了见识， 在回忆土改的历程后， 也沉思了一些问题：

—。 在共产党之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早就提出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所以土地改革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否一定要采取残酷批斗镇压地主才能完成？ 否。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用薪俸和职位的赎买政策来完成了土改； 台湾用股债券的赎买办法完成了土改。在中国内地即使不用赎买， 共产党的政府利用政权的手段， 宣布土改的政策法令， 除留给地主与农民同等的土地养活自己外， 其余土地都分给农民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绝大多数地主是没有理由反对的， 也不敢反对的。 但整个土地改革运动， 从头到尾都反对和平土改。解放后长达30年的时间都是极左路线主导一切工作， 在阶级的名义下每一次政治运动其实都是在煽动仇恨， 只不过互相仇恨的人群一次与一次不同而已。 土改是要农民仇恨地主， 反右是要人们仇恨右派， 文化大革命使人们互相间的仇恨达到了顶峰。 什么走资派， 黑五类， 保皇派， 修正主义分子， 小爬虫， 反动学术权威， 造反派等等。 当年不可一世的造反派最后也是人们唾弃的狗屎堆。 30年来在全国没有戴过任何一顶政治帽子的家庭可能很少很少！在仇恨的火焰下， 什么人性， 良心， 道义， 友情， 亲情都被摧毁了！人们之间不敢说真话， 甚至连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都不敢说真话。形成父子反目，夫妻为仇，人人自危的局面。假话假事假人充斥社会，诚信未受到推崇尊重而被践踏，这种恶劣影响直至今日。

晚年受到佛教思想宽恕，包容，尊重爱护一切生命的启示，一想到土改时那个周姓地主跳崖自杀未遂，造成两眼凸出的可怕样子，以及另一个剪喉咙未死的人时，我心里就会有种负罪感，虽然不是我直接杀害他们，但我也有间接推波助澜的作用。只有祈求他们在天国不要再受折磨。

 二，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中国农民的确很贫困，有的真是一贫如洗。土改中为了要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深入到贫苦农民中去了解体验他们的生活，我去柏杨乡一户最贫困的杨姓农民家住过。主人是一位近三十岁的妇女，丈夫死了几年，一人带着三个孩子过日子。晚上我去他家住，才发现他家的茅草屋门都没有，到晚上要睡觉时，用一块篾笆堵住门洞，地上垫一层草就当床，一家四口盖的只有破布棉絮，我也只能睡在草上，自己多带一件衣服盖在身上就是被子。睡一夜两夜还熬得住，一家四口成年累月这么过，真是非人的生活。在牛皮寨工作时，上面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不留死角，每户成年农民都要参加会，我问乡干部有没有从未来开会的死角，乡干部对我说有几家还有人未出来开过会， 原因是太贫穷， 全家人只有一条裤子， 男的出来开会女的就出不来了。 我与干部商议后把会议移到一家女的从未来开过会的贫农家去开会。 晚上到了那家， 只见屋中一个火塘， 火塘边上有两条较宽的可以睡人的长木凳。 三个孩子身上一丝不挂地坐在火塘边， 晚上睡觉没有垫褥只有木凳， 没有被子只有火塘！ 开会的人到齐了， 开了一阵子会我拿手电出去上厕所， 突然看见一个披长发的黑影一闪， 躲在玉米秸杆垛子后面， 很是吓了我一跳， 我回来告诉主持会议的干部， 他说肯定是这家人的老婆， 因穿的衣服太破烂， 人又有点傻不好意思见人， 所以躲在外面， 不会是别的什么人。 我听了一阵心酸， 感叹人为什么会穷到这个地步！那时的认识是， 农民的一切贫穷和痛苦都归咎于地主阶级的剥削， 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原因， 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就我上面所说最穷的两家来看，一是丈夫死了， 孩子小缺乏劳动力， 一家是孩子多， 个人生产生活的能力都差， 高山的自然条件也很差。 总之之所以贫穷有天灾， 有人祸 有主观 有客观以及历史的原因。 直至今日， 中国最贫穷的人口仍在农村， 农村最贫穷的人口仍在山区。

 三． 这次在盐津土改， 离奇地死了两个土改工作队的女干部。 戴振群是昆明姑娘参加革命后分在昭通团地委工作， 性格活泼， 皮肤白净， 有张形似俄罗斯姑娘的脸型， 她分管昭通中学青年团的工作。 当时昭通驻军有个全国都有名的一级战斗英雄刘子林，为了提高青年学生的觉悟， 团组织请刘子林给学生作报告， 戴振群因而与刘子林相识， 刘子林爱上了戴振群， 两人很快就接了婚。 结婚没有多久， 刘子林到重庆去学习， 戴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到盐津土改， 到盐津后分她去工作的乡离我所在的乡较远， 我们没有什么联系。 过了一个多月时间我们工作队集中汇报， 总结， 布置下一步工作时住在普洱渡江云州的房子里， 这时才知道戴振群生病已来这里看病休养好几天了。 据卫生所的医生讲， 她主要是发烧， 精神错乱， 我们到时她烧已经退了， 但精神恍惚， 语无伦次， 她还专门找我要跟我说说话， 我也很想知道她有什么痛苦造成这样以便好对症下药安慰她， 但谈了一阵， 东扯西拉， 听不出什么名堂。 我只好安慰她好好休息去了。 有天我们正在开大会时， 卫生所医生慌张跑来会场说，戴振群从楼上摔倒河边大石头上， 脑浆已流出， 他把她抱上屋来时已死了， 只见医生的衣袖上血迹斑斑， 我们大家都惊呆了。待回过神来很快跑到停放她的大厅去看， 只见她光着两只脚， 面色惨白， 两眼微闭，伤是在后脑勺， 面上也没有看到什么血迹。这个头天还与我说话的人怎么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我背脊发凉心里一阵酸楚。 我们去看了她出事的地方， 是在二楼靠关河边的墙上一个圆形窗洞处， 她当拖鞋穿的一双布鞋还整齐地在窗下放着。窗外是大小石头交错的一片河滩。 她到底是怎么摔下去的呢？有人说可能是身体虚弱头晕摔下去的； 有人说窗台高度到胸部，如果不是有意识地要自杀不可能头晕了摔下去；也有人说还要考虑是否有他杀的可能。 七嘴八舌最终也没有个定论。关于她为什么神经错乱？ 也有各种说法。 有人说听说刘子林对她不好， 她思想上有压力；甚至有人说她来到盐津后可能有过男女关系错误，思想压力大引起神经错乱； 还有的人毫无同情心的拿她开讪说： 戴振群制造了两大新闻，一是与一级战斗英雄刘子林结婚， 二是离奇的摔死。 刘子林在重庆知道这消息后， 来信给盐津县委， 强烈要求调查清楚他妻子的死因， 给他个交待。盐津县委能即时办到的就是买好棺木厚葬她， 以后是否调查清她的死因就不得而知。

 尹佩瑶也是昆明姑娘， 据说她父亲去世， 母亲仅有她一个独生女， 人很忠厚， 不爱说话。 调到昭通工作后， 参加了去盐津县的地委土改工作队。 大约是盐津土改结束前一个多月， 地委叫工作队派一个没有参加过整党的干部到昭通地委党校学习。 工作队领导就叫尹佩瑶去进地委党校， 那时她感冒发烧刚好， 身体还有些虚弱。 她在那个点的点长还说她身体还未完全恢复， 是否派个民兵送她一程， 她说不需要， 她自己完全可以走到县城， 那时的人都争着表现勇敢， 革命。 盐津土改结束， 我们回到昭通时， 有人去地委党校玩， 才发现尹佩瑶根本就没有来地委党校。 那时一是通讯太差 更主要是人们只知斗争， 革命， 斗争， 彼此之间关爱太少， 地委， 县委以及她在那个点都官僚， 人走了就没有人关心这个人是否已到目的地。 已一两个月时间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个人到底怎么了？ 后来听说在四川境内打捞着一具穿干部制服的女尸， 才推断可能是她过河时，因病刚好， 腿发软， 被河水冲到四川去了； 但也有可能是遇到仇恨土改工作队的人把她弄死了丢在河里冲到四川。到底是怎么死的，谁也说不清。 有关领导也不派人去四川调查了解是否是尹佩瑶的尸体， 更没有听说对她母亲有什么慰问和抚恤。 不管什么原因造成她的死亡都是因公牺牲。 但结果什么名分也没有。 一个年青的生命就这样默默地死去 最可怜的是她的老母， 盼儿归望眼欲穿。

 第二章“风雨岁月”写到土改结束， 也就是从五零年到五三年我在昭通的工作和生活历程。 五三年到昆明又经历了肃反， 审干，整风， 反右， 大跃进。 四清， 直到文化大革命， 何其多的政治运动！我不想再写下去了， 一是越往后的事子女们都听得多或他们都亲身经历过。 二是我不想再在回忆和如何才能表述清身心的历程中煎熬自己。

 无论是激情年代又或是风雨岁月， 时光流逝数十年， 我曾无数次的自问“跟共产党闹革命”后不后悔？没有一次斩钉切铁的回答自己“后悔”。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内心深处的感情是极复杂的。 激情年代把国家的命运， 民族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 极左路线横行时期我彷徨， 我怀疑难道革命的目的就是这样？尽管找不到答案， 但对党总是有千丝万缕的情结。 我亲身经历过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屈辱的痛苦； 我见证过国家的落后和贫穷， 不少人已是一无所有的赤贫。 尽管共产党领导下有这样那样的许多问题，但国家独立了， 任何列强不敢轻易侵犯中国，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 国富民强的局面开始出现。我为党和国家的每一个成就每一个进步而高兴， 激动， 也为层出不穷的问题而担忧。我相信党和国家会带领十三亿中国人民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的灾难， 实现自己的目标。

                    二零零八年八月脱稿于美国落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