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语：最近因为贪官泛滥,贫富悬殊加剧, 官民对立等等, 激起部分人怀念文革, 甚至有学者为文革招魂, 居然提出文革被妖魔化了, 看得我怒火万丈。 我放置别的事情, 策划了一个文革口述史项目, 为了给大家做示范, 我让女儿采访我做了一个范本, 所以很多事情只是点到为止, 让发小们去完善, 我也没有讲父母的坷坎遭遇和痛苦。但就是这样, 发到朋友圈短短2天, 完全没有料到在年轻人中反应热烈, 留言如潮似波。向年轻人复述历史苦难, 让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扭曲人性, 践踏人权的乱世, 有助于他们在妄言面前明辨是非, 有自己的见解, 因此希望大家向年轻人转发此文, 借你们大家的力量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那个时代的荒谬, 珍惜今天的和平, 用正确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绝对杜绝文革暴力, 会乱了国家乱百姓。

         ——冯利

文革口述史：孩童的恐惧与激动

2016-02-03 冯利 道无古今
口述人：冯利（女， 1957年出生，1966年文革发生时9岁，西南民族学院子弟）
采访人：覃沨（女，1989年出生，美籍华人）
采访时间：2016年1月
采访地点：成都冯利家中

覃沨：今年是“文革”爆发50周年，我对那段历史非常陌生，只有一些模糊概念，最近我在读冯骥才写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里面每个故事都让我哭得稀里哗啦的，书中有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他还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革经历。所以，我想听你讲讲你的文革经历。但是有一个问题，“文革”爆发时你才9岁，你会有什么经历呢？文革对小孩也有影响吗？


冯利口述正文

恐惧一个接一个

我是成都人，父母在西南民族学院（以下简称民院）工作，我家住在民院家属宿舍的二宿舍，就在民院校园内，离学生宿舍楼、教学大楼、办公大楼都不远，亲眼目睹了民院文革的风风雨雨。1966年，我虽然只有9岁，但我就生活在这个氛围中，生长在这个时代里，我的生命和记忆当然会留下这个时代的烙印，尽管那是成人的运动，但当时的每一个青少年都躲不开它的影响。文革长达十年，文革结束时我19岁，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正好是一个人开始认识社会、观察成人世界到世界观初步形成的阶段，是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何况是在那样一个乱世中度过的，我刻骨铭心地记得那时发生的很多事情。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千头万绪，我今天只给你讲讲恐惧和激动，一个10岁左右小孩的恐惧和激动。

1965年我父母双双参加“四清运动”，无法照顾家人，把小孩全部送到农村奶奶家，我在农村小学读二年级。1966年7月4日，我欢天喜地地和久违的父母一道回到成都。第二天，民院马路两旁到处都是揭发批判我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民族学院的‘三家村’”、“彝族文学的祖师爷”、“复辟奴隶社会的吹鼓手”、“周扬的马前卒”、“李廖死党的黑干将”等等十几种罪名。接着又张贴出漫画，还有赫然醒目的大幅标语“打退冯××的猖狂进攻！”“冯××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夜之间，我爸就成了万恶的阶级敌人！我眼泪长淌，惊恐万状，顿时感觉天都塌了。

“小章的爸爸跳楼自杀了！”吓得我毛骨悚然，那是第一次感受认识的人自杀，死亡就在身边，恐惧。

在西南民族学院的“批判、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上（不知道为什么要求家属、小孩都参加），台上的人不停地念着从台下会场传递上去的纸条，一会儿喊把这个走资派揪出来，一会儿喊把那个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每个被叫到名字的人都被从座位上押到台前低头站着，四十多个牛鬼蛇神站了一排。每叫一个名字，我都惊恐万分，如芒刺在身，身心高度紧张，就怕听到自己家人的名字，那个过程简直就像在受刑！我爸果然被揪斗出来，我恐惧。我在家每天都战战兢兢的，生怕做错事情让大人烦心，一点也不敢给心事重重、心情苦闷的父母增加丁点烦恼，小孩的欲望、小孩的随意以及一个孩子会有的冲动和任性全部被压抑住，终日克制自己，小心翼翼。

揪斗大会后，民院红卫兵开始对本校被点名批判的干部和教师进行抄家。一群人到我家来抄家，吓得我瑟瑟发抖。我的邻居好几家接连被抄，看见抄家者进进出出，我也吓得瑟瑟发抖，恐惧。因为有人看见我妈在厨房烧废纸就跑去密报，说我家正在烧黑材料，保卫科的人立马就赶到我家来搜查。第二天，教务处的革命群众到我家来抄家，到处乱翻乱找，主要就是翻找黑材料，把家里所有的纸本、书本翻了个遍，最后搜走了一大摞手稿和笔记本。其中有我爸的一部手稿《彝族文学概况》，一共16章，是在文革前熬更守夜写了数月已经完成的完整书稿。文革后期返还抄家物品时，这部手稿却失踪了！我爸追问，对方回答找不到了。当时全中国都没有一部介绍彝族文学的专著，我爸从50年代开始田野收集资料，其中不少是解放前的彝族口头文学资料，加上多年的教学教案积累，呕心沥血而成，这样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心血之作就这样失踪了，成了我爸心头永远的痛！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重大损失，也是彝族文化的一个重大损失，因为直到今天都没有看见这样一部书问世。

红卫兵在校内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抄家、烧所谓的反动书籍、办革命展览展示抄家来的封资修物品，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展示民院副院长方驰辛家的外国用品，还有美人杯。红卫兵还拿着剪刀在校园内及民院附近的街道，剪路人的细裤脚和时髦一点的衣服，尤其剪那些烫了发的女人的卷卷头发。我那时留着又粗又长的辫子，在路上被红卫兵强行剪掉，头发被剪短到耳朵上面，说这是“革命发型”，我痛哭回家，根本不敢出门见人。

每天清晨，民院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里定时传出激昂的革命声音：“以下牛鬼蛇神们，扯起你们的牛耳听着！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八点半到农牧科门口集合，参加劳动，老老实实地改造，不准迟到！”这个革命声音响彻整个校园的上空，声声刺耳，刺痛的不仅是牛鬼蛇神的心，也深深刺痛牛鬼蛇神的家属和子女。每天一大早的这个声音让我害怕、心颤，躲都躲不了地直往耳朵里面钻。

民院发生自杀，有教师相继自杀身亡。我的邻居李伯伯（中文系古典文学副教授）忍受不了残酷斗争，撞石柱、用石头砸脑袋，自杀未遂，被勒令跪在那里，满脸是血，头上的白发被鲜血染成红色，石头上不仅有他的血，还粘得有他的头发，亲眼目睹，我浑身发颤，恐惧。记得起因是牛鬼蛇神排队受训时，李看见女儿路过，想上前和女儿说话, 工宣队不允许，女儿吓得连头都不敢转过去看他，悲愤之下而自杀。文革中儿女常常是刺痛牛鬼蛇神心灵最大的杀伤武器。我父亲曾说, 他文革时什么都能承受, 最忍受不了的是在批斗或劳动时瞥见我眼泪汪汪地站在那里, 那简直是刀搅一样疼。

我家对门邻居秦廷安（农牧科教师），在单位学习中共九大文件时，让他读报纸，有一个全票当选的中央委员名叫“王白旦”， 秦廷安是乐山口音，当他读到“王白旦”时，有人说他读的是“王八蛋”，是污蔑中央委员。恰逢他家晾晒了一床被面，是蓝地白花的，有人告密说他家有国民党党旗，他怀念国民党，结果，他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带着高帽，胸前挂着牌子，被红卫兵押着在民院校园游街，最后含冤去世。

我的小姑比我大10岁，她19岁，当时是西南民院的在校学生，有一天神色凝重地告诉我：民院已经有人自杀，你爸爸现在是牛鬼蛇神每天写检查挨批斗，我担心他也想不开走绝路，你从今天开始天天跟着你爸，如果看见他自杀就大喊救命，跑去抱着他的腿。我从此远远地跟在我爸身后不让他发现，战战兢兢，他到哪我跟到哪，他去公共厕所时间稍微长一点，我就吓得心慌意乱，心里紧张得要命，生怕出事。直到有一天我听见我爸对小姑说他绝对不会自杀，我才结束这段惊恐透心的跟踪。现在想想，让一个9岁的小孩面临这种局面，承受这样的任务，太沉重了，真是残酷！

看见同学江蓉的爸爸江新西（藏语老师）在民院的全院大会上被宣布是国民党特务，公安人员当场把他胸前的西南民族学院校徽扯下，戴上手铐押走。我经常在他家玩耍，和他女儿在大床上蹦，在衣柜里藏，他特别喜欢小孩，最爱变魔术从耳朵里变出糖来给我们，突然之间，他竟然是特务！让我震惊和害怕！至今还记得那天他头上戴着一顶有网眼的灰色帽子，逮捕他的场面我终身难忘。他有三个女儿，当时的年龄分别是9岁、8岁、5岁，他的妻子卓玛布赤是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他被逮捕后判刑20年，妻子失去依靠，带着小孩搭乘货运卡车沿着险恶的川藏线回拉萨投奔亲戚。多年后我在北京遇到他家一个亲戚，得知当年她们去拉萨投奔的亲戚也被抓捕，生活困顿，三个小孩从此失学，长大后一个是半文盲，两个小的是文盲，江蓉十几岁就嫁给了一个大龄老男人，条件是要照顾她的两个妹妹。据说她母亲是西藏贵族出身，三个如花似玉的大学子弟，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沦落苦海，在底层挣扎，人间凄凄莫过于此。

我的邻居陈伯伯（中文系主任）被揪斗打倒，他的亲生儿子陈明生把他摁在3楼窗台上打，好像要把他推出窗外，口里叫着：“打死你这个叛徒！”划清革命界限到忤逆不道的地步，我看见陈明生就害怕。他骂我弟弟是牛鬼蛇神狗崽子，恰巧被我爸听到，我爸怒火万丈，拎起一根长木棍跟着他追，虽然没有追上，但打击了他的革命嚣张焰气，尽管如此，我依然看见他就害怕。

看见我爸和其他牛鬼蛇神在操场列队成排，受红卫兵小将的训斥，拿着竹制大扫帚扫马路，我难过之极，走路都躲得远远地绕开走。食堂一位原来的做饭师傅摇身成了造反派，看见他粗壮的胳膊轮着军用皮带抽打牛鬼蛇神，恐惧。我爸收拾行李，与其他牛鬼蛇神一道被红卫兵押送到远在郊外的农场监督劳动，因为不知道后边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来，逮捕江新西的恐惧一直在脑袋里挥之不去，当时吓得偷偷哭了好久都停不下来，天天晚上都是流着眼泪哽咽入睡。

我家住的宿舍楼一共三层，一楼住着我们三家人，三家人的男主人都是牛鬼蛇神，另外两家的主人秦廷安与肖绍（图书馆副教授）都是民国时代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被专政大军管制而失去自由，游街挨斗、劳动改造、交代问题、接受审查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备受折磨，终日低头锁眉，沉默寡言，先后含冤而逝（两人的太太都因病去世），我们三家人在文革期间就亡了两家。

文革期间，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邻居各家大人总是因为各种原因迫不得已离开家，留下小孩大带小，自己照顾自己。一天，小孩群里流传关于花猫的新闻，说民院附近一户人家里闯进一个坏人，脸上涂着黑灰，藏在床底下，被家里的小孩看见，不停说花猫、花猫，大人不知道什么意思，没有在意，结果深夜这只花猫出来把人杀了。这个新闻把我吓得半死，家里只有我和弟弟，天天晚上吓得睡不着，听见风声，恐惧，听见雨声，也恐惧，窗外的任何声音都让我心惊胆颤，真的是风声鹤唳，犹如惊弓之鸟。恐惧到极端时，甚至怀疑我8岁的弟弟是别人伪装到我家来谋财害命的，终于有一次，三更半夜，我把他推醒，审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父母叫什么？你几岁？你的老家在哪儿？你奶奶叫什么名字？他睡眼朦胧迷迷糊糊一一作答，我想：迷迷糊糊都回答正确，看来他是真身。那个混乱无序的年代，父母不在子女身边，小孩独自在家生活，毫无安全感，是会害怕的，真的会遇到很多让人心生恐惧的事情。

目击武斗

文革初期，由于每个人对学校的人和事有不同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民院出现很多群众组织，名目繁多，经过春秋战国式的纷乱演化，最后演化成“红旗战斗团”和“民院八·二六”两个对立组织。1967年“红旗战斗团”发动“一月夺权”，掌控了民院的统治权。当时成都市势力最大、最有名的大学红卫兵组织是以四川大学为首的激进 “八·二六战斗兵团”（简称八·二六）和以成都大专院校及中学生造反派组织大联合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社会上也分成“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属于所谓保守派的“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老产）。民院“红旗战斗团”属于红成阵营，“民院八·二六”属于“八·二六”阵营。两派在全市范围内针锋相对，由互相攻击谩骂的派性斗争发展升级成了互相攻打的武斗，最初是用钢钎、木棒、石头等冷兵器，后来有人开始使用枪支，成都局势异常紧张，造反组织纷纷到成都的驻军营地、军工厂、武器库抢夺武器。某日，我在民院校园亲眼看见成都工学院的红卫兵头戴安全帽，高呼革命口号，排队跑步冲进民院大门，在解放军住的大楼里抢夺枪支（空军成都指挥部7237部队于1967年入驻民院，占据了部分大楼），一片激烈拼搏混战，有的解放军战士可能年纪比红卫兵大学生小，吓得直哭，抱着枪不放，有的红卫兵抢到枪支后从楼上扔下来继续战斗。我们一帮邻居小孩站在傍边吓得惶惶恐恐，当天我们就跑到民院对面的军队大院躲避，数日不敢回家，恐怖。

1967年，武斗进入高潮，昼夜枪声不断，由于民院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阵地，而周边的工厂、单位全是对立派“八·二六”、“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阵地，民院犹如孤岛，被敌对派包围在中间，天天都听见他们要“围攻民院”、“血洗民院”的传闻，经常有密集的枪炮声像爆米花一样响彻通宵，民院的宿舍楼、教学楼和办公大楼都留下累累弹痕，每天都活得一惊一乍的。某日晚，大家正在电影院看电影，电影突然停止，灯光大亮，一个红卫兵头儿举着手枪冲进来对着屋顶“呯、呯”两枪，然后喊道“大家快跑，铁丝厂和汽修厂的人来血洗民院啦！”全部人呼啦啦地就往门外跑，这时才发现外边早已是枪声大作。我们几个邻居小孩一路狂奔，看见邻居徐阿姨便和她一道，躲到马路旁边树丛后面，爬在杂草丛生的水沟里匍匐向前，冒着满院枪声，一直爬到农牧科的学生宿舍楼。宿舍楼里跑进跑出全是神色匆匆的持枪学生，我们躲进一间宿舍，地板上放着一堆枪，坐下许久后，我的双腿还在发抖，徐阿姨瘫坐一旁，满脸大汗不停地擦拭，气喘吁吁。她是民院有名的胖子，拖着沉重的身躯，几乎爬了大半个校园，这个恐怖的夜晚让她遭了大罪。结果到第二天大家才知道，根本没有反对派的进攻和血洗，是西南民院的学生抢了驻地部队的枪支，而且是大规模地抢夺。

我和同学宁爱华等人在民院附近的浆洗街遭遇一场阻击战。我们天未亮就摸黑去排队买豆腐（当时的紧缺食品），正在小吃店吃早餐，突然冲进几个人，慌慌张张地说外边的大街被封锁了，还对行人搜身，大家赶紧把钱藏起来。我们几个小孩慌忙藏钱，我把仅剩的五毛钱塞在了鞋子里面。出了门，大街上已是空无一人，只有一队全副武装的持枪者在大路中央架起机枪、冲锋枪，把街道封锁，领头的人挥着手枪叫我们这帮小孩快走，我们加快脚步赶紧离开，岂料刚走出不到50米，一辆卡车迎面驶来，劈头盖脸的枪弹立即朝着卡车扫射。我们慌忙扑进蔬菜商店堆在路边的菜堆里，街对面有一间公共厕所，里面的人听见枪声急忙夺门而出，机枪枪口移动扫射之下，出来的人有的被打倒在地，如果机枪口稍微向右偏一、二公分，我们的小命肯定没了。卡车上跳下的人也纷纷被击中，驾驶台上跌落下一个年轻人，直接滚到我们身边，近在咫尺，但见他左手捂着右胸，鲜血不是流出来的，而是从他的指缝间射出来的！枪击者端着枪跑上来围着躺一地的人：“投降！举起手来！”那个年轻人一手捂胸另一手举起投降，大声地呻吟，一会儿就断气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近距离地置身密集的枪口射程之内，第一次迎面遇见大活人的死亡，我后来直面过多次死亡，从未像这一次这么刻骨铭心，这么纠结于心间终身难忘，彼时我10岁。

那天宁爱华还买了一瓶郫县豆瓣，枪响后瞬间扑倒在菜堆里，豆瓣全部撒出来，她惊叫道：“我的豆瓣！我的豆瓣！”我们旁边有一个身背小孩的妇女，可能因为步履蹒跚未及时逃走，和我们一起困在菜堆里趴着，背在背上的小孩却高出菜堆完全暴露在外面的枪战之下，她带着哭腔急急地低声呵斥：“不要叫！不要叫！”生怕宁爱华的声音把机枪引到我们这边。枪声停止后，别人还在打扫战场、处理俘虏，我们赶紧起身就跑。回家路上万人空巷，见不到一个人影，所有要进城的人都止步在民院附近的洗面桥街头，聚集在那里不敢前行，我们是密集枪响后第一拨走过来的人，立即被人群围着询问情况，有人指着宁爱华衣服上郫县豆瓣留下的大片鲜红印迹惊恐地喊着：“血！血！”多年后回想当时那一幕，我依然有一种从战场上活着归来的感觉。

不久，民院校园内也发生了枪杀事件，某日夜，藏族学生荣中泽朗在站夜岗时被枪击中，临死前在地上爬行了数十米，嘴里啃满了泥土青草，我们一帮小孩围着观看。“红旗战斗团”为他举办追悼会，抬着尸体满院游街，哀乐声声，复仇的口号响彻校园，群情激愤，火药味十足。当天就立即把学校里不同观点的师生抓来审讯，认为是他们沟通外单位的对立派，给别人送信造成的荣中泽朗之死，红卫兵对这些人拳打脚踢，严厉训斥，粗暴谩骂，还用烟头烧他们的脸。我认识的一位阿姨双脸都被红卫兵用烟头烧烫。过了几年后，才有民院的红卫兵学生出来忏悔，道出真相，原来是民院学生夜黑心惊看不清楚，开枪误杀了自己人。

躲避武斗

1967年8月，黑云压城城欲摧，民院局势异常紧张，我小姑班上的男同学用枪逼着不愿离开的女同学必须离开学校，疏散到安全地方去。我妈让她带着我和弟弟一起走，逃到老家西昌去躲武斗。她和两位女同学同行带着我们，临上长途客车前，她们在胸前别上毛主席像章，把身上的学生证、校徽、食堂饭菜票全部藏在内衣里，千叮咛万嘱咐我们：路上遇到任何检查，千万别说我们是西南民族学院的，以防被对立面的人抓住。我们一路提心吊胆，遇到几次武装检查都安然通过，第二天，汽车又一次被持枪者拦下检查时，同行的两位女同学因回答有疑被押下车扣留住了！小姑哭得泣不成声，独自带着我们继续乘车。她一路担忧两位同学的生死，也恐惧后面的路程，一直流眼泪抽泣，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吓得也不敢吱声，战战兢兢。到了中途一个县城，她带我们去找先期回家的同学，一见到同学，她便嚎啕大哭，半天不能言语。我们最终千辛万苦到了西昌，殊不知西昌的武斗和成都一样惨烈，机关枪、手榴弹、迫击炮全都用上了，满城腥风血雨。1980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文革武斗的故事片《枫》，武斗场面就是在西昌拍的，取景时未加任何修饰，用的是文革留下的布满枪眼炮洞的实景建筑，残垣断壁，满目疮痍，根本用不着修饰。

在西昌农村躲了几个月后，以为成都局势缓解，我独自回到成都，结果发现情况恶劣依旧，民院有地方躲避的大人小孩几乎全都撤走了，我父母和民院的部分教师家属躲到骡马市的一个单位里。民院的徐定远老师用自行车载着我去骡马市投奔父母，一路上枪声此起彼伏，一会儿一梭子子弹打过来，一会儿又一梭子子弹打过去，他不停地拉着我沿街敲门挤进街边居民家中躲避，枪林弹雨中历尽艰辛才到达骡马市。这个地方其实根本不安全，当时的成都可能已经没有一处是宁静安全的。我们经常听见驻地附近的枪声，有一次，重庆造反派组织“反到底”的人一直打到门口，机枪四射，近在眼前。就是在这里，我亲眼目睹红卫兵对学生俘虏动刑。年轻俘虏的脑袋被衣服蒙罩着，双眼看不见，一群红卫兵手里拿着军用皮带围着他，用带金属扣的一端抽打他，你抽过去我打过来，轮番挥舞皮带，阵阵惨叫，那是从肠子最深处发出来的哀嚎！

前几年，我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里面描写战争逃难的情景时，真是心有戚戚焉。

覃：简直不可思议，一直以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就是一个和平社会，怎么听你讲这些，好像生活在战争年代一样？

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川的武斗根本不是两派械斗，绝不是所谓的“文攻武卫”，虽然官方和民间从来没有把它叫做战争，但经历过的人就知道，它实际上就是战争，是动用军事武器你死我活的敌对战争，更确切地说，是局部战争。四川是中国军工生产的重地，除了各种大型兵工厂外，还有无数军火库，文革时都被抢，很多中学生、大学生、工人、农民手中都有枪，兵工厂的工人中有大量是训练有素的转业军人，很多地方组织都成立有敢死队，加上有的“支左”解放军暗中送枪。重庆、涪陵、泸州打得最厉害，除了飞机没有动用外，当时兵工厂的所有武器都拿出来用了，步枪、手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火箭筒、迫击炮、无后座力炮等等，有的还配备无线电台和各种新式武器。重庆造反组织“反到底”把军舰、炮艇开到涪陵长江江面炮击涪陵。还有著名的“三次武装支泸”，调集了成、渝两市和宜宾地区等十八个县的武卫队，数万武装人员三次前去包围泸州，隔江炮轰对打，水路并进，有伏击、围歼、防御、狙击、进攻等等，打得昏天黑地，民不聊生。

覃：你还是个小孩，你怎么知道外地的这些情况？

冯：当时全四川的人都知道，你身边所有的大人天天都在议论局势，红卫兵小报天天都在报道战况，双方在成都的同盟者的高音喇叭铺天盖地地宣传，所以小孩儿们都知道。我成年后，一位给我看病的陈医生年轻时参加过“三次武装支泸”，他是转业军人，关于武器的使用情况是他告诉我的。

覃：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

冯：四川的武斗从1967年打到70年。
 
覃：全省一共伤亡了多少人？
 
冯：这个我不知道，文革结束这么久好像也没有看见过官方的统计数字。我曾经读过一篇回忆文章，估计四川武斗死亡一万多人，伤者五万多人。但我对此存疑。因为武斗战火遍及全省，到处兵戎相见，天天枪林弹雨，很多是无组织地瞎打，完全是一个无序的混乱状态，死的人可能不止这个数。
 
覃：除了武斗的双方对打之外，西南民院还有没有其他杀害人的行为？
 
冯：民院没有，但是各地都有牛鬼蛇神被红卫兵打死的事儿。我就知道，凉山州越西县有人把三、四个牛鬼蛇神绑在一起用炸药炸死，死者中一人是我父母的熟人，1954年在西南民院学习过。1972年，民院招收了一批西藏学生，我和其中一个藏族女孩成了朋友，她告诉我，她的熟人因为是西藏的贵族阶层，文革中被造反派一小刀一小刀地活活割死，我告诉她，这个刑法叫“凌迟”。我读过徐友渔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有其他屠杀，这篇文章让我印象深刻，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的民族耻辱：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发生这么多屠杀，完全是个不正常的社会。真的是耻辱。

苦中有乐

覃：这么一个恐怖可怕的年代，你有没有快乐过？
 
冯：有，当然有！对小孩来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不用上学，学校停课闹革命，天天疯玩。游泳，抓鱼，养鸡养鸭，把鸭子赶到池塘去放，到郊外的稻田里去捞浮萍喂鸭子。那时的西南学院在成都市的最边沿，出门就是农田，民院的小孩常常到农民的地里去“跳丰收舞”，偷农民的蔬菜。我们在教学楼上发现一筐灯泡，便把灯泡当手榴弹扔下去砸楼下的红卫兵，每扔一个还要做一个用嘴咬开引线的动作，仿佛在参加战斗打敌人，红卫兵来追我们，马上四散而逃。女孩子用弹弓打可恨人家的窗户。小孩成群结队捉迷藏、打游击，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我们那个时候有个侥幸，西南民族学院的一、二宿舍毗邻而居，住户基本都是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激进左派人士极少，文革初期曾经一段时间，红卫兵给这两幢宿舍改了革命的名字：“反修楼”和“灭资楼”，大多数家庭都有这样那样的资产阶级问题或修正主义问题，所以小孩之间相互没有歧视，但我们中有人在小学、中学作为牛鬼蛇神的狗崽子，备受歧视，回到邻里，大家一视同仁，都是朋友。
 
对我来说，那时最愉快的事情就是看夜空。那个时候的成都，晚上繁星满天，群星璀璨，一条清晰的银河系横跨天际。我拿着一本文革前的科学画报，经常对照着天空寻找，认识了牛郎星、织女星、北斗七星、启明星、大熊星座、小熊星座、天龙星座等等，其乐无穷。可以说，成人社会的政治运动给我的人文记忆是恐怖可怕的，是苦涩的。大自然给我的记忆是愉快美好的。那时的成都平原因为都江堰的水利灌溉系统，沟渠纵横，阡陌交错，沃野千里，田里不是绿浪滚滚就是遍地油菜花摇曳。每个村子的农家茅草房都被绿竹环绕，鸡犬相闻，炊烟袅袅。城里府南河的河水清花透亮，水源充沛，水流声哗哗震响，完全是一派瓜田李下的田园风光。成都市内的古建处处可见，有城墙、城门，小街小巷古风习习，市中心矗立着一座小天安门，叫明远楼，是一座仿皇宫的皇城，据说是明代建筑，文革时被炸了，立了一尊毛主席塑像。在这么美丽肥沃的土地上，在一个适宜人居的惬意环境中，人们却不安分守己，不安居乐业，不享受自然，一门心思地搞阶级斗争，互相斗争，互相猜疑，还要每个人“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自己斗自己。一方面是残酷的人文社会，另一方面是宜人的自然环境，两厢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荒诞的画面。这场运动就是人类的自我作践。
 
覃：原来的成都和现在好不一样啊！
 
冯：太不一样了！天地之别，面目全非。可以这样说，文革时的成都人文社会恶劣混乱、物质匮乏，自然环境是美丽的。四十年后的今天，人文社会莺歌燕舞，物质富足，自然环境却是恶劣的，成都坝子都消失了，田园风光几乎全被水泥化了。两个时代正好颠倒，反差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文革开始到文革结束后几十年，中国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完全摒弃了“万民和睦”、“求同存异”、“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我小时候就会背诵一句名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文革十年与人斗，文革结束后与地斗，不是践踏人文环境，就是糟蹋自然环境。

欣喜若狂的激动

文革时期，除了恐惧、担惊受怕，我还经历过激动，而且是疯狂无比的激动。

文化大革命搞个人崇拜，天天宣扬对领袖、对党的无限忠诚，天天接触的流行语就是“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走一辈子革命的路”，“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小孩子从幼儿园起都被卷进去，小孩和大人一样也有极高的政治热情，当然是被洗了脑的盲目热情。1969年，报纸、广播所有的媒介都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大人小孩都成立宣传队跳舞准备迎接，广播里天天都在播放迎接九大的革命歌曲，尤其是有一首歌曲《满怀激情迎九大》，歌词大概是这样的：

长江滚滚向东方，
葵花朵朵向太阳，
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
我们放声来歌唱。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毛主席亲手来缔造，亲手来缔造，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来武装，哎！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是您领导我们得解放，
您的恩情比海深，恩情比海深，
您的思想放光芒放光芒，哎！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千锤百炼无比坚强。
永远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
阔步奔向共产主义前方，哎！

民院的高音喇叭每天播放几十遍，天天在耳边回荡，校园到处锣鼓喧天筹备庆祝，根本弄不清楚党的代表大会究竟是什么，只知道那是一件神圣无比的事，是万民期盼的神圣大事。有一天，我和同学付军正走在球场傍边的青砖小道上，高音喇叭里突然传出激情万丈的激动声音：“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首都北京胜利召开啦！！！！”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全身血液往上涌，心脏极速狂跳，有一瞬间激动得喊不出声音，双目眩晕，饱含热泪，我们两个又叫又跳，狂喜成一团。今生今世这是我唯一一次如此激动，是我生命中激动的最高潮，从此无论遇到多欢喜的事情，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全身心的狂喜和激动，再也没有过，这是唯一一次。十来岁的小孩被一个政党的政治大会弄得欣喜若狂、神魂颠倒，这是一个什么社会？就是一个用狂热政治思想强行灌输给大众、给大众强化洗脑的社会，就像现在的朝鲜。

问与答

覃：现在有人说，文革时期，老百姓空前自由，大鸣大放。
 
冯：错！那时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只有无限忠于毛泽东的自由，没有商榷和质疑的自由，没有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说错一个字都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以言治罪是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全国几乎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单位都有人因言获罪，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要严厉。所谓“大鸣大放”实际上是肆无忌惮地攻击污蔑他人，鼓励出卖忠诚。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不仅是武力暴力，更是思想暴力，是人与人相互揭发、相互攻击、相互戕害的社会，是对人性、人权、人的尊严公开践踏的社会。
 
覃：还有一种说法，说文革是广大人民大众欢欣鼓舞的盛大节日。
 
冯：我对别的社会阶层具体情况不熟悉，就我所生长生活其间的大学校园来说，这场运动把知识分子关进政治的笼子里，用革命荡涤一切，剥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考，政治挂帅，用马恩列斯毛的书取代一切学术著作，这完全是思想上的暴力虐待，对每一位知识分子来说，它就是一场梦魇。我曾经问我父亲：文革期间，你有没有快乐的时候？他答道：长达十年，一天快乐都没有！
 
覃：文革对你后来的人生有没有什么影响？
 
冯：有巨大影响，影响了我的性格。由于父亲被揪斗，从九岁开始我在家就是终日小心翼翼的，努力不做任何错事惹怒大人，不敢随便说话，不敢给精神负担沉重的父母增加半点烦恼，自己遇到的困难自己解决，一直到我十多岁，长期如此，养成了我终身在父母面前压抑自己的性格，从来就只是顺从不敢违背，从不向他们诉说苦衷。
 
我给你讲的这些经历都是从1966年到1969年文革早期发生的事，其实文革结束之前我经历过好几次特别特别压抑的时期，其中有的时间长达三年多，让我每天都难过，形成了我个性中的悲观色彩，我后来遇到事情不是一味地乐观对待，总会考虑它的消极面，从根子上说，我是个对世界怀有危机感的悲观主义者。

还有，从十来岁关心我爸的大字报起，我开始关注成人世界的事情，关心成都和四川的事态，再发展到关心国家大事，很早就养成了对世界动荡感兴趣的习惯，我到现在都不太在意身边的生活琐事，对世界时局更感兴趣。非正常的动荡年代，尤其家遭不幸的小孩，好像都早熟。
 
由于经历过家人被抨击打倒的日子，目睹过很多好人被诬陷斗争的情况，所以我一直对弱势的苦难者、对被冤枉者特别同情。
 
覃：你在文革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别的小孩是不是也是这样？你的经历是非常特殊的还是具有普遍性？
 
冯：我向你讲述的所有这些事情几乎都是民院的小孩共同经历过的事情，很少是我个人单独经历的，至少对于成都地区的高校子弟来说，我的经历具有普遍性。有人说文革中受苦受难受迫害的只是极少一部分人，我坚决不认同这个观点。我们家不是最惨的，没有家破人亡，没人投进监狱，我没有受过皮肉之苦，我就是芸芸大众中的平凡普通小孩，但我对它的记忆就是“恐怖”，我所感受的所有恐惧都是心灵上的恐惧。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显著特质：对人的精神折磨和灵魂摧残。

覃：你认为文革的特质是对人的灵魂的摧残？
 
冯：是的，是它最重要的特质之一。根据我对西南民族学院父辈一代的了解，知识分子中真正被无产阶级专了政的牛鬼蛇神是少数，失却自由的人也是少数，但是，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遭受了心灵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他们的思想都被所谓的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政治原则钳制、禁锢住，这是文革最残忍恐怖的制人方式。所有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就连那些整过人的激进左派，都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
 
覃：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有没有对这场浩劫深刻反省，追究其中原因？
 
冯：这是我感到最悲哀的一点，不仅是知识分子，整个中华民族直到今天都没有深入灵魂地深刻反省。1980年代出现过揭露文革的伤痕文学热潮，后来也有不少学者回忆文革，但大多都是像我一样满腔悲情地回忆苦难、控诉黑暗而已，真正在学术和理论上做深刻反思的中国人不多，更没有在国家层面上展开公开的研究和讨论。这是一场祸害国家殃及百姓的政治大灾难，唯有深刻反思，彻底清算根源，才能让国家真正摆脱政治谬误的阴霾。而且还要不时地反思，才能让代代中国人不再重蹈覆辙。只有直面这段历史，剖析这段历史，全民族才能获得精神上人格上的成长。很早就流行一种说法：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中国知识分子其实一直有人在思索文革，但毕竟是少数，且大多从历史、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等各个角度考察和分析文革，很少有人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对文革做深刻的反思，应该说，政治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是文革失控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知识分子在对文革的理性反思上几乎集体失语几十年，这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