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行

1946年春，父親部隊被調到東北打內戰，不久父親來信說，北平是中國的文化中心，希望我到北平讀書，併到東北看望他一轉。父親口頭也常對我說，好好讀書，若能考取出國留學，他賣老牛工都要供我留學，對是否去北平念書，我當時猶豫不決。就在那段時間，我與猛的接觸比較頻繁，到夏天，我們發展成戀愛關係。我們的婚姻歷經三個時期：抗日戰爭時認識，解放戰爭期間戀愛，直到解放後一九五零年五月二十五日結婚。在當時的社會，無論從民族或是階級來說，我們之間都橫着一條鴻溝，我是官僚地主家的小姐，他是城市貧民家庭出身，如他母親說的，他家上無片瓦，下無立腳之地，“半天雲里的花蝴蝶，有處飛來無處歇”；從民族來說，由於雲南是龍雲、盧漢兩個彝族當權，昭通彝族上層處於貴族似的地位，社會上稱龍、盧、隴、安為雲南的四大家族。“龍”以龍云為首，下有龍姓軍、師、旅長好幾個；“盧”以盧漢為首，下有軍長，廳長等；隴姓有建設廳長隴體耀，保安旅長隴應奎及我父親；“安”有安恩溥、安純三等軍長師長，他們都是昭通地區的彝族，所以當時雲南的軍政大權都掌握在彝族手中，抗日戰爭時期的六十軍軍長張沖，雖不屬雲南四大家族，但也是彝族。而昭通的回族城市貧民較多，所以昭通的漢族常稱回族“干毛回子”，意思是又窮又惡。漢族人在背後也常罵彝族為“蠻子倮倮”，但當面不敢說，否則就要遭揍。我們的結合，之所以能跨越階級和民族的鴻溝，全憑共同的理想才有如此的勇氣。

父親叫我去北平念書的事，我與猛說了，想聽聽他的意見，他說去北平念書是次要的，主要是去東北做我父親的工作，要他認清形勢，早日起義，否則沒有出路，是很危險的。當時內戰才開始不久，國民黨還處於優勢，我對猛說的“很危險”，覺得有些言過其實。但父親不能為反動腐敗的蔣介石國民黨賣命，應反戈一擊，早日起義我是完全贊同的。那次猛對我的談話，除了告訴我如何做父親的思想工作外，並交代我要學會打槍，要注意父親身邊的特務活動以及如何書信聯繫反映父親的情況等等。猛叫我給他寫信不要寫真名，寫雲大張文錦收就可以，信的內容儘量隱晦一些。他給我布置這些任務時，我已感到他是有組織的人，他對我說的話不完全是他個人的意思，包含着一個組織的意見，但我不完全清楚他是中共地下黨員。後來才知道，當時雲南地下黨領導方先生與猛分析了我父親在滇軍六十軍中的作用，認為他雖然只是個師長，但他是盧漢的親信，為人正直，講義氣，軍中有不少親如手足的拜把兄弟，在六十軍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方和猛研究後並且報告了南方局，由猛說服我到東北去做父親起義的思想工作。

1946年秋，我離開昆明赴東北前夕，猛叫我送他一件紀念品，猛年青時還有點浪漫，我說不知送什麼紀念品好？他說叫我送他一件穿過的內衣，我只好送了他一件穿過的粉色綢內衣。在一個陰雨綿綿的日子，我離開了昆明，路經上海、北平、瀋陽，最後見到了父親。護送我登程的是潘娘的三妹夫梁，他是從江西來雲南投奔我父親的，在父親部隊任一軍需官，他也要從昆明返回部隊。猛有個同學叫纓，原是西南聯大學生，戰後聯大回遷北方，他分在清華，要到北平清華大學報道，經猛介紹與我們同行，還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小男孩，是父親的副師長又是把弟兄任孝宗的二兒子任文泰，我們一共四個人，搭乘美國軍用飛機先到上海，那時沒有客機，這是我第一次乘飛機。父親要我先到北平，那裡有人接我們，在北平先開開眼界再到東北。那時上海沒有直達北平的交通，只能乘船先到秦皇島，才能搭上火車去北平，為了找船，我們在上海耽延了一個多禮拜。在上海的那段時間，纓對我百般殷勤討好，居心叵測，他明知道我與猛的戀人關係，還企圖從中橫插一槓子，我感到此人品質不好，所以他越是討好我，我越是厭惡他。那時我是個性格內向的少女，雖然厭惡他，但又放不下臉來公開罵他，怕別人知道了覺得很羞澀。後來我寫信告訴猛，他的好同學是如此卑鄙，李回信給我說：“接到你的信，我很氣憤，飯都不想吃，只吃了三碗飯…”，我看了信，覺得好笑，他生氣時，還可以吃三碗飯，若不生氣，那要吃多少呢？可見他年青時食量很大。

我們搭上了一艘輪船離開了上海，這是我第一次坐海輪，第一次見到無邊無際的大海，白色的海鷗在蘭色的海面上飛翔，好象置身於一副美妙的油畫中，對于山國的女兒來說，一切都感到新鮮。在海上大約走了兩天兩夜到了秦皇島，天氣已冷，我印象里一點都未感到秦皇島的美麗，只感到冷清貧窮，可能是戰爭的影響吧！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麵館，吃了點麵條，我們就趕火車去北平了。

到北平時，父親的一個軍需官姓李來接我們，他給我們安排在西單一名叫“花園飯店”的旅店住，這個飯店是亭園式建築，內部設施雖沒有現在的講究，但比現在高樓大廈的飯店空氣好。這個李軍需官為人精幹、機靈滑頭，但還忠於父親，他帶着一個日本姑娘未婚同居，與我們同住一個飯店，這個日本姑娘表面看文靜端莊像個學生，不知為什麼跟着一個男人在北平同居，我也不願意打聽人家的隱私，但這個日本姑娘對我很有禮貌，李叫她稱呼我“大小姐”。我們在北平的吃、住、行都由李軍需官照管，記得他常帶我們去西單一家名“黔陽樓”的餐館吃飯。在北平“花園飯店”的那段時間，護送我去東北的那個梁，可能看着李泡着個日本妞，他也不甘寂寞，常叫妓女陪他，面對梁的醜行，我感到噁心，不願與他說話，我只能與小弟弟任文泰說說話，間或也與那個日本姑娘聊聊天。

在北平可能呆了一個月左右，該玩的玩了，該看的也看了，父親來信叫我們快去東北見他，李安排我們先到瀋陽，六十軍有個留守處在瀋陽接待我們，李要繼續在北平等候後媽潘娘的到來。我離開昆明時，潘正在修建洋樓，我們家在昆明沒有房子，一直住在白家，父親在越南受降時搞了一筆錢，要潘在昆明造一座洋樓，所以她要等新房建成搬了家，她才帶着大弟湘和二弟民去東北，然後把新房交給她四妹和她母親及五妹等居住和看管。我們登上了東北的火車時，才發現梁把他的那個妓女也叫來與他一同走。梁說那女的是瀋陽人，她要回家正好與我們同路。記得當時車廂的旅客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們，因為一看我明顯的是個學生，那女的明顯的是個妓女，怎麼會同在一齊，我當時很恨梁，對那個妓女，我又厭惡又同情，覺得可能是貧窮才走上這條路。見到父親後，我把這事告訴了父親，父親臭罵了梁一頓，我算是出了一口氣。

我們離開北平到瀋陽時，已是隆冬季節，這一段鐵路還算通暢，再往北走就很難坐上客車了，能搭上貨車就不錯了。當時父親部隊駐紮在離吉林市不遠的朝陽鎮，貨車上沒有暖氣，常凍得人腳手麻木，記得路上還經過一場惡戰，剛結束戰爭的四平市，只見斷壁殘垣，彈痕累累，有的已成灰燼，同車的人說：“前幾天這裡堆滿了屍體”，我當時好象已聞到了戰爭的火藥味和血腥味，心裡一陣悲涼，一陣憤怒，帶着沉甸甸的心情，奔馳在預見父親的旅途上。

從離開昆明兩個月的旅途，雖說不上千辛萬苦，但戰亂時期的北方的嚴寒的確不好受。終於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來到了父親身邊，父親還等着我與他共進晚餐。雖然是戰爭環境，但父親喜歡講究的生活，沒有多少改變，餐桌上鋪着雪白的桌布，擺着象牙筷和酒杯等等。從越南到東北，他身邊一直是帶着雲南廚師，桌上有野味馬鹿肉及其它很多菜，還請了一些人來陪同吃飯，我見到父親雖然很高興，但經過幾天旅途的勞頓，已沒有什麼胃口。在東北的這段時間，可說是我們父女之間僅有的一次單獨相處的時期，白天父親忙於軍務，屋外冰天雪地沒有可去的地方，我只好一人呆在屋裡看書報或與日本女傭玲木愛子聊天，她中國話不很流暢，我們就用筆書口語幫助交談，記得我送過她一些禮物，她送過我一卷很亮麗的日本緞子，質地很厚，是粉底綠竹的圖案，我用它做過被面。玲木愛子自做事很細心，很講衛生，早上掏灰時，她怕灰塵飛揚，用紙把爐門遮住，又在爐灰上灑上水，爐灰就不會四處飛揚了，她很勤勞，戰亂中丈夫死了，又一下回不去日本，生活無着落，父親的部隊收留了她。我原來對日本人很恨，認識了鈴木愛子以後，才感到一般日本人民也是戰爭的受害者。晚上父親有空時，我們父女倆圍坐在火爐邊促膝談心，這時正是我做父親思想工作的好時機，我從昆明學生運動講起，分析蔣介石國民黨如何不得民心，如何反動，打內戰是沒有出路的等等。父親對我講的事實也不反對，也不表示贊同，但通過幾件事也流露出他矛盾的心情。在一次交流中他說：“報上（國民黨報）說潘朔端被俘，這些都是騙人的，打日本人的時候，他很勇敢都沒有被俘過，怎麼打內戰他就不勇敢了？實際他是起義了，報紙不敢登”，我也趁勢發揮自己的看法，贊同他的觀點。有次講到起義時，他說共軍生活很苦，裝備很困難，像這樣零下拾幾度的天氣，在外面呆上十分鐘都夠嗆！我當時就賭氣跑在屋外凍給他看，不一會兒他把我拉回屋去。想起來也好笑，那時年輕幼稚，激情多於理智，不會給父親分析短暫的吃苦和長遠的前途關係，而是用賭氣的辦法來反駁他的觀點。一天有人打電話約他相見，後來來了三四個人拜見他，不多會這些人走了，父親對我說：“這些人就是蔣介石的特務，表面是來看望問候，實際是來觀察動靜，唉！現在要有諸葛亮的才能，才能應付這個複雜的局面”，我即振振有詞的對父親說：“漢末是群雄爭奪中央王朝統治權的時候，現在鬥爭很明確，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是建立民主、自由、獨立的新中國，還是繼續維持蔣介石獨裁統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的鬥爭”，父親聽了不吭氣。我們多次談話中父親都提到，滇軍在東北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盧漢在雲南的省主席的地位，盧漢是他的救命恩人，絕不能對不起他。可以看出，父親內心是不願意為蔣家王朝賣命的，但對起義他有很多顧慮。對他的思想狀況，我曾用暗語和代名寫信給猛，他又向地下黨的負責人之一方匯報。後來方把我反映的情況都向中央吳玉章匯報過，中央根據父親的情況，要物色一個與父親有點關係的人來做父親的工作，以父親為突破口，爭取六十軍起義。後來在延安找到了劉浩，劉是雲南人，其妻祿士英是彝族，有點彝族親戚關係，所以劉浩去做六十軍的起義工作時，首先是找我父親，在父親的掩護下展開工作的。

在吉林朝陽鎮的許多夜晚，我們父女常談到深夜一兩點鍾才睡覺，國事、家事、鄉情、親情，什麼都談。父親對在越南河內受降的那段生活十分懷念，投降的日本人給他們開車，幫他們做事，對他們畢恭畢敬，他們真正感到戰勝國的風光，這是艱難的抗日歲月時不敢想的。父親他們部隊到河內不久，越南的前殖民統治者法國，把軍艦開到越南，企圖登陸河內，想分日本投降的一杯羹，重抖他們統治越南時的帝國主義威風，但越南是中、英、美“波茨坦公告”劃分給中國軍隊的受降區，所以父親他們不准法國軍隊登陸，用大炮把法國軍艦轟走，中國人能在日本帝國主義和法國帝國主義面前抖威風，可能是父親一生中最得意的事。在生活上，父親除了帶着會做家鄉菜的廚師外，常吃法國大餐，喝法國美酒，越南保大皇帝還在他一座島上的皇宮裡，宴請受降的中國軍隊的將領，把父親他們捧為貴賓。可以說在越南那段時間，無論是精神上和生活上，都是父親一生中的黃金時段。

1947年的春節前，父親部隊又調駐離遼寧不遠的海龍，這裡是縣城，比原來的朝陽鎮大，我也隨父親到了海龍。我在東北的這段時間，潘娘帶着兩個弟弟已在北平玩了將近一月，她在北平住的飯店，當然比我們在北平時住的高級，聽說別的餐館她都不喜歡吃，只愛吃高檔餐館“紅錦酒家”的廣味菜。快要過春節了，她才從北平來東北。父親很寵愛她，當時鐵路不暢通，父親專門調了一列專車並帶上我去長春接她和兩個弟弟，我當時很不滿意他這樣捧她，而對我母親又如此冷落！我很不高興，成天不講一句話，不理他，他也說：“我知道你很不高興”。說起潘與我母親的關係也十分微妙，自從她從湖南來雲南後，與我母親時有書信來往，互相稱姐道妹，有時她給我母親寄衣料、補藥等，我母親也給她寄昭通土特產，一個是為了表示賢惠，贏得丈夫的歡心，一個是無可奈何也不失大家閨秀風度，但兩人從未見過面，也不願見面，以免彼此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