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與李佐：馬大妹當兵夢碎

在文革那種環境中，外公與李佐，這兩個處於完全不同政治地位的滇軍老哥們兒，分別20年後第一次恢復聯繫，是通過大妹間接實現的。

文革中當兵最熱門，特別當女兵，是很多年輕女孩的最美夢想。那時中學畢業後只有一條路，下鄉當知青或者到兵團，而當兵，無疑是一個比下鄉或到兵團更好的選擇。

院子裡很多家的孩子都當兵走了。我家在成都住的院子裡，有不少1964年從軍隊轉業下來，幫助地方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軍隊政工幹部。 還有更早以前共軍出身轉業到地方工作的幹部，這些幹部多多少少與部隊有聯繫，孩子們通過父母在部隊的老戰友關係，紛紛走後門當兵去了。我家那個單元里，對面住的老勇的父親,南下轉業前為二野團政委，家裡三個女孩，一個男孩都當兵走了，我家樓上三樓新生家，父親1964年從54軍政治部副主任職位上轉業到地方，他家三個女孩，一個男孩也都當兵走了。

父親地下黨出身，自然沒有什麼部隊老戰友，我們家的孩子只有看着別家的孩子一個個去當兵，有的當了兵穿着軍裝回到院子裡顯擺，讓人很羨慕。

當時父親在汶川學習班，母親在簡陽軍墾農場，姐姐在眉山當知青，小妹和奶奶在老家昭通，只有我和大妹在成都。大妹太想當女兵了，聽說李佐從50軍到了成都軍區當後勤部副部長，就自己寫信給外公，想通過外公的關係，找李佐走後門當兵。外公讓小舅代筆，給李佐寫了封信，大妹拿着那封信，到位於成都北教場的成都軍區找李佐去了。我家大妹，性格開朗大方不認生，哪裡都敢去，誰都敢去找。而我相反，在家常被稱為“麵糊頭”，當時我對大妹很佩服，覺得她膽子真大。

大妹到軍區門口的傳達室說找李佐，接待人員問她姓名單位，她告訴姓名後，把父親的工作單位西南局報出去。傳達室打電話到李佐家，估計李佐是一頭霧水，猜不出這個來自西南局的馬大妹究竟是誰，他的勤務員騎自行車出來把大妹接到他家。他家獨門獨院，距離軍區大門很遠，騎自行車就騎了好一陣。大妹走進院子，一眼就發現李佐和他太太兩人趴在窗子上緊張地朝外觀望，想知道來人是西南局的什麼幹部，結果發現是個小姑娘。大妹進屋後，先把外公的信雙手奉上，介紹自己是外公的外孫女和想當兵的來意，並且特別說明父親在西南局的情況，強調說，“我爸爸沒有問題，已經解放出來，在等待分配工作”。李佐和太太對妹妹還是很客氣的，聊了一會天，告訴大妹說，招兵季節已經結束，等來年再說吧，當兵很苦要拉練，現在要好好讀書等等。我還記得大妹當時回來後對我說過：“哎呀，李佐老兩口，講一口地道雲南話，太有意思了。” 那個時候我們在成都見到的解放軍高官，大多講北方話，這個李佐，講雲南話，所以大妹覺得稀奇。

下面是大妹從微信傳來她當年見李佐的印象：

“我第一次見到李佐和他夫人，讓我驚奇的感覺很不真實，是身處現實時代嗎？可以說是我從小見到的長輩高官，就是童子亍的那些叔叔阿姨呀，沒有一個像他們一樣，太不一樣了，他雖然穿解放軍軍裝，但是氣質太不一樣，特別是他夫人，給人感覺很文雅，說話很輕柔，慢慢的，特別是她的眉毛細而彎，本來我要大聲要求表決心，非當兵不可，要拿出革命小將的勇氣與他們爭取的，但是一進客廳，被他們的氣場，柔柔的說話聲影響，搞的自己也文靜的坐在哪裡，小聲的說話。總之是難忘的一次經歷。”

此事一晃兩年過去了，大妹當兵之事從李佐那裡沒有任何消息，算是泡湯了。

國軍60軍起義改編為共軍50軍後，以軍政委徐文烈為首進駐50軍執行改造任務的共軍幹部，對全軍從上到下，進行了非常嚴酷的所謂思想改造與整肅清洗。外公部下最鐵的兄弟也是團長李樹民，被安排去南京軍事學院學習，一到學校就被開除軍籍遣送回家，回到昆明後一直靠拉板板車為生。外公部下一個名叫李福的營長，為雲南少數民族，在朝鮮戰場上殲滅英國皇家坦克營曾立了大功，因為對改造不服氣，拿起槍反抗，被亂槍打死在軍營中。李佐同樣是國軍出身的舊軍人，在共產黨一波又一波的改造運動中，可以生存下來並且入了黨得到提拔，一定政治上高度謹慎，對處理各種事情關係有很深很全面的考慮權衡。他一定深深懂得，在共產黨的鬥爭世界裡，政治關係高於壓倒其它一切關係。

大妹當兵，以父親這邊的情況看，完全符合那時的政治標準。父親是出身貧苦抗戰初期入黨的共黨幹部，幫助大妹實現當兵的願望，從家庭出身看沒什麼政治問題。解放軍女兵大多集中在後勤部系統，李佐如果想幫這個忙，招大妹入伍應該易如反掌，可他沒有幫忙，為什麼，很明顯是考慮到外公這個關係，在政治上可能會帶來風險。當時有個政治語彙，叫做劃清政治上思想上的界限，堅定站穩無產階級立場。他已經入黨，可以算作是已經改造過來的舊軍人，而外公還是沒有改造好的舊軍人，因為沒有入黨，在文革中雖然沒被批鬥，但也沒有分配工作。幫助大妹當兵，就有可能給他在政治上帶來一個風險：沒有與舊軍人時期的歷史關係在政治上思想上劃清界限。外公的老部下楊樹榮，當年南下解放宜昌戰役腿部受傷，外公去看望他時，他可以掙扎着起來給外公敬禮。後來當了149師副師長來樂山支左，從來沒看過外公一次，外公唯一一次見到他，是站在迎接芒果的群眾隊伍中，看他向群眾展示手捧的芒果，為什麼？也是同樣的道理。

父親聽說此事後，有過這樣一個議論：“哎，想當兵怎麼會想起來去找李佐，不應該找他，他也是起義過來的，腰杆不硬，膽子小，應該找王增長。”

王增長，陝北老紅軍，外公重慶步校工作時的老同事，當時為成都警備區副司令員。以後事情的發展證明，父親說得太對了。

我家從成都回昆明後，外公很操心的一件事是家裡三個孩子都在農村當知青，他們是三舅，小舅，還有在外公家長大的小舅的表姐。小舅曾經有一次當工農兵大學生的機會，他順利通過了評選推薦文化知識考核等過程，看來希望頗大，但最後被公社幹部的孩子頂掉了。小舅記得那天從農村回樂山家，與外公一起站在面對大渡河的陽台上，向他講述怎麼被公社幹部孩子頂掉上大學機會的過程。外公聽完，看着滔滔滾滾的大渡河平靜地說了如下的話:” 要在我年輕時候，我會拿刀捅了他們（公社幹部）“

以後外公找到王增長幫忙，王非常爽快仗義，馬上給樂山軍分區打招呼，兩個舅舅順利當兵，離開了農村，小舅表姐也是王增長以三線軍代表的身份出面，通過樂山勞動局，到樂山鋼鐵廠工作。按照交情，外公與李佐關係比與王增長的關係深厚得多。外公與李佐，即是老鄉又是軍中多年出生入死的袍澤，從抗戰時期的台兒莊戰場、滇南防禦、赴越受降，一直到國共內戰時期一起東北戰場上與共軍作戰，然後又一起起義一起南下作戰，多深厚多源遠流長的關係啊。可是在外公最需要幫助時，幫上大忙的只有與外公在重慶步校同事幾年的陝北老紅軍王增長。這其中值得回味的，就是在那個時代階級鬥爭第一政治第一的氛圍下，扭曲變形的人際關係。當年聽說此事不覺得有什麼，現在回想起來，無比感嘆！

（下篇：外公請李佐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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