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小老勇

美国洛杉矶时间5月6号下午两点，从微信里收到老勇妻子海鹰传来的噩耗

“马黑，小毛（老勇小时候在家里的昵称）5月5日凌晨走了～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牵挂和关心，你是他最好的朋友，感谢他的生命中一直有你！请多保重！”

马黑回复：

“海鹰：

节哀顺变！余生很贵！希望你多多保重！

2019年最后一次与小毛见面时，我有不详预感，他当时的状况从外貌上可以清楚看出来，与2018年那次见面差了一大截。今早成都小学圈里就开始传此信息了，是小蛮传的，大家都纷纷悼念。

与他相交57年，很多往事历历在目，成都发小中，能够57年中始终保持联系不断，只有两三人，他是其中之一。

就他的状况来说，其实也是一种解脱，你要想开来。

生命脆弱，人生短暂，希望你不要过于悲痛，早日平静下来，好好安排之后的人生。

保持联系！”

我与老勇是相交57年的老朋友。成都发小之中，相交之间如此长的不过两三个，老勇是其中之一，非常珍贵难得。

第一次与老勇见面是1964年我10岁时。我父亲与老勇父亲虽然都是从昆明调到成都同一机关工作，但在昆明时，我们两家并不相识。而到了成都后，我们两家成了门对门的邻居，我家是童子街29号院1栋1单元1号，他家是1栋1单元2号。

我清楚记得57年前与他第一次见面的场景。那是我家刚搬进童子街院的某一天下午，我走出单元门时，看见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子坐在单元门口他家阳台前面的石台阶上玩一支电动玩具冲锋枪，那个冲锋枪的子弹匣是圆形的，一扣扳机，枪管会发声发光。我们相互打了招呼，并介绍了自己，他让我玩了他的电动玩具冲锋枪，从此开始了我们57年的交往。

在成都通顺小学读书时，我们成了同班同学。老勇在班上数一数二的大个子，长得很强壮，打架凶猛，他常常以我的保护人自居。有一次校园里面我与一群同学在他前面打打闹闹走着，有一个个同学比较重的撞了我一下，老勇以为我被别人欺负了，就从后面冲上来，给了那个同学一拳头，质问他为什么欺负我，那个同学一脸茫然。我赶紧拉住他并且安抚那个被打的同学才平息了那次误会。

文革初期老勇曾经有过被打成反革命份子的经历，我亲历了那个事件，一直陪伴他身旁。 文革口述史： 现行反革命

老勇父亲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比我父亲大很多。他家被造反派撵出了童子街院子的房子，搬到了内北巷院。我那时常到他家玩，在他家里经常聚集着一伙与我年龄相符的少年人。

老勇家有一台留声机，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那时被定义为封资修腐烂文化的一些老唱片，我们关好窗子，偷偷听那些唱片。第一次听到梁祝的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在他家里。

那段日子里曾经跟随老勇去打过一次群架。那时院里的一帮孩子以老勇为头，形成一个小团伙，老勇是我的保护人，我自然成了团伙一员。我们这个团伙与街上的另一帮孩子的团伙有同盟关系。九大开幕那天，我们就读的5中组织大家上街游行庆祝，当晚游行回家后，就应街上的孩子之约，帮他们打群架。记得大家口袋里装了一些石头，走到总府街附近的一条小街上，行动目标就是前面某人家门口坐在外面喝茶聊天的几个小伙子。我们这边有人一声呼喊，手中石头就砸过去，那几个小伙子非常警觉，在我们的石头飞出之前，就跳起跑掉。大家分头去追赶他们。我跟着二雷跑，我后面是一个街道上的孩子。追到一个黑乎乎的小巷子里，街道上的孩子在后面叫我：回来回来，不能进去，警司的人来了，赶紧跑。我跟着他跑步撤离了那个地方，而在我前面冲进小巷子的二雷最后被警备司令部的巡逻部队堵在巷子被抓，进去先被打了一顿爱民拳，关了好几天才放出来。

也是那段时间里的某一天晚上，老勇很神秘地把我叫到一边，给我看了一封他收到的来自匿名“女孩”的情书，情书中表达了对他的爱慕，与他相约当晚9点某街道某个路灯下见面。老勇怀疑是孩子之间的恶作剧，有人想戏弄他，就让我替他去查证，我当晚从他家出来回家路上，去了那个约会地点查证，当时的感觉就像我自己第一次去与情人约会一样，非常紧张激动，到了约会地点后发现什么人也没有，果然是有人恶作剧戏弄他，估计当时附近可能就有人躲在一边看他的笑话。他警惕性挺高的，最终没有上当。

老勇是1970年底从内北巷院子当兵走的。他告诉了我他要到福建前线驻厦门某军他父亲老战友部队当兵的事，并要我保密。为什么要保密?  因为老勇父亲当时还没有被解放出来，他担心单位掌权的造反派知道后，对他当兵的事捣乱。分手前，我们到照相馆照了以下这张分手照：

1970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到成都火车北站送他去厦门当兵。老勇在成都有很多哥儿们，但他就让我一人到火车站送他走，可见我们关系之铁。车站站台上银色灯光下，火车启动离开站台，他坐在车厢里，我站在站台上，默默相互对视中逐渐看不到对方的场面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他到了福建后给我写过好几封信，信封上他的住址是福建同安某某部队。信中谈到厦门非常安静美丽，街道上行人比成都少，不像成都那么喧哗吵闹，电影院里观众猫三几个，不像成都电影院里总是挤满了观众。

1970年秋天一别，再次相见就是1976年春了。这中间，我们双方家庭随父母工作调动，都回到了云南，而我去了青海。1976年春回昆明探亲时，见到了复员回来的老勇。他那时每天晚上都到我家聊天侃大山，给我妹妹们讲故事，聊得热火朝天。堂妹舫阳艾阳那段时间也在昆明我家听过老勇聊天，老勇非常会聊天，特别会擅长讲鬼故事，讲得绘声绘色。以下是微信里她们对老勇的回忆：

艾阳：

“老勇，给我们讲鬼故事的场景历历在目[Skull]，把我们吓得一惊一乍的。唉！[Worship][Worship][Worship]”

舫阳：

“记得那年老勇聊天时讲到台湾士兵长得好看呢，他在福建前线嘛，能看到金门的台湾士兵，当时确实是颠覆了我的认知，那时的我们受的是脸谱化的宣传，以为敌人长得都是贼眉鼠眼、委委琐琐的样子。愿他一路走好！[Worship][Worship][Worship]”

以后我到北京读书留校工作，每年暑假回昆明，都一定见他至少一面。马嫂还记得1979年她跟我第一次到昆明我家时，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人去国防剧院看节目表演，就是当时在贵金属研究所保卫科工作的老勇用挎斗摩托车载着我们去的。

我们两人关系以后最有意思发展是，老勇娶了海鹰为妻。海鹰父亲潘朔端为滇军著名将领，是外公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时的教官。母亲称海鹰父亲为潘伯伯，称海鹰母亲为宋阿姨，按照这个辈分，海鹰年龄虽然比我和老勇都小，但却与母亲同辈，老勇与海鹰结婚后，就高了我一个辈分。我以后常常会拿此事与老勇和海鹰开玩笑。相关链接：外公与潘朔端

老勇与我一样都是家中唯一男孩，但我是老二，而他却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与我家小妹一样，昵称小毛。他上面三个姐姐，老勇母亲牛阿姨全职在家操持家务，可以想见，老勇从小就是个什么家务都不需要做的人。可他与海鹰结婚后，却包了大部分家务，做饭洗衣服都是他的事，海鹰只管打扫卫生。据说这是他们结婚前的约定。老勇为了把海鹰追上手，可真是下了很大决心改变了自己。

老勇根红苗正，他父亲郝伯伯工人阶级老八路出身，而他老岳父却是国军起义将领。我大舅和姐姐姐夫经常会在纪念滇军抗日的各种活动中，遇到他这个正宗老八路后代作为滇军将领遗属来参加，听到过他代表潘朔端将军后人亲属发言。他与我见面聊天，常常带着极大敬意聊起他老岳父国军时期的戎马生涯和抗战英雄功绩。老勇政治观点属于普世派，有点右，比我这个在美国生活了33年的美国人还右，这让我有点意外。这或许与他有个国军起义将领的老岳父有关系？

老勇有一个与我儿子同龄的女儿，已经移民定居在德国。出国前有一年我全家从北京回昆明探亲，我和马嫂带着大约才三岁的儿子去老勇家玩，他女儿当时已经床上盖着被子睡觉了。儿子进老勇家门后，二话不说直接爬上他女儿睡的床，钻进被子，躺在旁边睡觉，把他女儿惊吓得哇哇大哭，真好笑。老勇女婿是西藏藏族，理工专业的软体工程师，女儿北京读书时认识的。也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少数民族女婿，他与我接触到国内的不少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有一个很大不同：在谈论有关国内时政少数民族话题时，他常常会比其他人对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多一份同情心同理心，让身为少数民族的我听起来很受用。

2018年6月我在昆明经历了人生最大的悲哀：送别母亲。办完母亲后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上他家去看望重病中的他，进了他家们，向他叙述母亲病重住院期间的种种，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我都搞不清楚我是怎么了。母亲病重期间过世之时我都没有掉过一滴泪，可在他面前我却不能自制地大哭起来。当时他病情已经比较重，走路都有困难，但他坚持开车送我回家。

2019年四方台之行结束后回到昆明，也去看望了他，那是我们人生的最后一面。他那次的外貌状况与2019年相比，已经发生很大的不同，身体明显衰弱，脸部瘦得非常厉害，我心中凄然。他那次还是坚持要送我回家，但他已经不能开车了，而是海鹰开的车。海鹰不简单，因为老勇病情日益加重，为了开车送老勇到医院看病方便，她60岁后才学会了开车。那次乘坐海鹰开的车到家下车分别时，因为街上交通繁忙车子只能短暂停留，没有能够与他拥抱一别，是一大遗憾。

老勇今年1月15号在微信里给我留下最后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他对我传给他看的我的博文外公与赵国璋 的评论：

老勇走了一个多月，慢慢回忆起57年间交往的件件往事，才写出此文，作为对他的纪念。

老勇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