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有图) 本来正在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写到一半,毫无缘由地突然想起写马嫂的姥姥。 我是南方人,南方称呼母亲的母亲为外婆。我在北京时叫过姥姥10多年,是称呼马嫂的姥姥。 马嫂姥姥东北辽宁海城人。虽然上个世纪30年代就迁居北京,也算个老北京人了, 但她说话口音不是北京而是东北。 我和马嫂刚上大学不久开始交朋友,姥姥认为考上大学多不容易呀,批评马嫂不好好抓紧学习,听说我是南方人,又说南方人多数又黑又瘦,北方人身量高大,怎么也得找像舅舅们那样身高的人。马嫂原话转告我,我很受挫折,对姥姥有种畏惧感。有次我有事找住在姥姥家的马嫂,不敢进门,就在四合院门口等着,看见一个孩子出来,请他帮忙把马嫂表妹叫出来,然后才把马嫂找出来。 姥姥和3个舅舅还有三姨三姨夫的合照。后排站立的3个舅舅帅吧?姥姥拿他们作标准,马黑当然是比不过了。
1979年夏天马嫂跟我去昆明,关系比较确定了,回北京后,我鼓起勇气跟马嫂去见姥姥。我记得我的见面礼,就是这样一块专门从昆明提来的云南特产牛肉干巴:
(网上下载) 我进姥姥家时,她正在洗脚,我喊姥姥,她让我坐下。当晚是马嫂大舅做饭,做了这样一道炒干巴: (网上下载) 大家都说干巴好吃,大舅说:“这么好吃的东西以后多多益善”。从此我就可以进姥姥家了。 姥姥家在菜市口附近。读书时周末我常跟马嫂到姥姥家。留校结婚工作后,我们长时期没有分到房子,住单身宿舍,周末也会到姥姥家住。姥姥家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有18间屋,她说这个四合院当年是用15根金条买的。以后因为长期复杂的历史原因,姥姥的房间只剩下一间正房,其它房间住着另外6家人。姥姥最不喜欢东厢房梁家,那家女主人在文革中斗过姥姥,态度非常恶劣,其余的几家人都处得很好。 姥姥在北京先后带过三姨和二舅两家四个孩子。三姨夫是广东人,三姨以后跟着去了广东,文革中怀孕期间得痢疾,因为误诊,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丢下姐弟两个年幼的孩子,都是姥姥带大。姐姐就是我博文提到过的日本表妹小玲。除正房外,姥姥还有间由地震棚改建的小屋,我们去姥姥家常住那间小屋。
马嫂母亲是6个孩子中的老二也是大姐,姥姥比较偏爱。姥姥的生活长期主要由马嫂母亲和三姨夫供养。马嫂母亲每月都会给姥姥寄30元生活费。文革中,姥姥带着很小的孩子,受到街道造反派的批斗,被剃了阴阳头,上街扫马路,很不容易。文革中,姥姥受到很大的经济损失。文革初期,姥姥一看风头不对,赶紧把自己收藏的一些值钱的物件,如金表首饰之类的东西装在一个箱子里,转移到胡同里一个叫马姥姥的人家里藏着。马姥姥是北城姥姥(姥爷第二个老婆)家里第3个女儿的干妈,和姥姥关系不错。可是文革结束后,姥姥去找马姥姥那里想取回东西,她却不认账,说姥姥记错了,她从来没有收到姥姥的那个装有宝贝值钱物件的箱子。因为是无凭无据的事,姥姥也就无法了。以后姥姥提起此事时常对我们说,这么大的事我怎么可能记错? 文革后,广东开放早,三姨夫给姥姥买个彩色电视,在邻居中第一家有彩电,每晚有好节目时,家里挤满来看电视的街坊,一下子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三姨夫虽然是黑黑瘦瘦的广东人,但是非常重情重义。两个孩子长大出国,他也再婚,还是一直给姥姥寄钱寄物。直到现在,尽管姥姥和马嫂母亲过世多年, 每年中秋节马嫂弟弟们还会收到三姨夫从广东寄过的月饼。 三姨夫的有情有义也遗传给女儿。姥姥90年代末病重,因为家中无厕所无暖气,在四合院里照顾很不方便。表妹出钱在北京房价还算低的时候给姥姥买了一套单元楼房,姥姥才从四合院搬进楼房住。 因为姥姥家,我在北京生活10年,虽然在学校工作,也很熟悉北京四合院的氛围和文化。四合院的邻里关系真是亲密。记得有一年,三姨的儿子突然肚子疼得不行,姥姥到院子里呼救,一下子进来好几个平时不怎么见面的热心邻居,找个平板车,几个人拉着车小跑,呼呼拉拉就把表弟送到邻近医院。查明是阑尾炎,当晚做了手术。 马嫂姥爷有两个老婆,姥姥住北京南城(宣武门外)是大,还有个北城(西单那边)姥姥是小。姥姥生了3男3女,北城姥姥也生了3男3女,但两边基本不往来。姥姥给我讲过她当年砸北城姥姥家的故事:大概是上世纪40年代的事,姥姥听说姥爷在外有小,一怒之下,找到新家去大闹,“我进去后把他们的结婚照和新买的穿衣镜给砸个粉碎。” 姥姥的性格够硬吧。不过 闹归闹,姥姥和那个时代的妇女一样,对姥爷感情很深。姥爷住在北城,也会到南城来看姥姥,吃顿饭。文革中,北城姥姥在五七干校,姥爷生病住院,姥姥每天到医院去陪床,给姥爷做很多好吃的。 姥姥是解放的小脚,她的小脚看起来比我奶奶的小脚要大很多。姥姥比我奶奶小8岁,1909年出生,接近民国了,估计因为西风渐进,比较早放开缠足,所以小脚比较大。姥姥和奶奶相比明显不同:姥姥是大地方人,更豪爽大气大方,一接触就知道是见过大场面大世面的人。我奶奶1983年摔坏腿,有一种同仁堂出的膏药很有疗效,脱销了药店里买不到。姥姥听说后,问清药名,第二天就让我去拿。我问怎么找到的,姥姥说,“嗨,在北京住了那么多年,我还是有几个可以帮上忙的朋友的” 我每次从昆明回北京,都会给姥姥带云南特产茶叶,但姥姥不喝都送人了,她只喝茉莉花茶。每次送姥姥茶叶,马嫂总会加一句:“您别再送人了”。我接着会对马嫂说,“送姥姥东西,由她全权处置,她随意就好,不用干涉”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小花(我取的名字),6个月时脐带绕颈胎死宫内,因无床位迟迟住不进医院,死胎不尽快拿出对马嫂会有危险,我急得没有办法,找到姥姥,姥姥马上带我去找姥爷一个在医院当大夫的堂弟。他是留日海归,在医院有一定地位。我按姥姥嘱咐买了几瓶高级饮品(麦乳精和橘子汁)当礼物,搀着小脚姥姥,在医院宿舍找到姥爷堂弟家。堂弟对堂嫂还是很尊敬的。第二天马嫂就住进医院。我们在学校是单身宿舍,引产同坐月子一样需要保养。因此马嫂出院后,先回姥姥家去休息,在姥姥家休息了一段时间,等到学校给了一间临时住房,马嫂才离开姥姥家。我想要是没有姥姥这个亲人在北京,我们遇到这样的事该有多困难。 1988年我只身赴美。姥姥请我到家吃饭。我刚坐下要吃饭,姥姥劈头盖脸直愣愣地问我一句:“你到美国不会在那儿再结婚成家吗?” 吓得我连声回答:“姥姥,不会!不会!不会!” 最后一次见姥姥是1996年第一次探亲路过北京。姥姥那时已经有严重的失忆症。她还认得我,还是按以前的习惯,用三姨夫的名字叫我,和姥姥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间里,她反复问我一个问题:”你从美国来飞了多长时间啊?” 问第一次,我回答了,问第二次,我也回答了,问第三次,我还是回答了,问第四次时,我已经无法回答,忍不住流泪。 写此文时,突然想起一件事,姥姥1999年90岁过世后,我和马嫂回国,路过北京多次,可居然没有想起找出时间去给姥姥扫过一次墓。马嫂说:”我们都是白眼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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