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与赵国璋

今年二月国内疫情紧张之时，微信里小舅传来外公滇军旧部赵国璋的儿子赵俊达过世的消息。由此想起写篇外公与赵国璋的博文。

赵俊达生前照：

据小舅说，赵俊达从乐山开车回昆明，因为疫情期间沿途各地封城不敢停留休息，连续开车很长时间，到达昆明家中住宅后，马上病倒，送医院后不幸过世。我与赵俊达从没有见过面，但小舅与他极为熟悉亲切，如同铁哥们儿，常听小舅提起他的名字。他1955年生人，比我还小一岁，这么早就突然过世，让人惋惜。小舅微信中提醒我：注意身体，多多保重，切勿劳累过度。

赵俊达父亲赵国璋，云南大理白族，1917年生人，曾经为外公的滇军旧部属。长春起义后，滇军60军被编为解放军50军，他与李佐等属于被共产党改造成功，从旧军人改造成了革命军人的滇军旧部，因此一直留在50军工作，授衔上校，最后在50军的任职是军炮兵主任。赵国璋1972年过世于成都，享年55岁。文革中50军入川支左，149师进驻乐山，我那时就听舅舅们说过，外公的滇军旧部中，有一个叫李佐，还有一个叫赵国璋，都还在入川的50军中任职。

赵国璋在朝鲜：

赵俊达生前对小舅说过，他父亲赵国璋有写日记的习惯，他过世后留下有日记本，详细记载了个人经历的很多细节。外公在世时很少提起与赵国璋交往的故事，关于外公与赵国璋之间的故事，都是小舅从赵俊达处听来，而赵俊达讲的事应该来自他父亲的日记。

赵国璋云南大理白族，应该是当地的大家。他从小过继给叔叔家。他叔叔是滇军名将（名字待查），参与了滇军打广西广东进广州，支持孙中山，后来孙中山还是他叔叔的证婚人。赵国璋从军之路，应该与他的军人世家有关。

赵国璋为滇军中的炮兵人材。抗日战争初期龙云从德国进口了最先进的克虏伯大炮，但大炮并没有跟随60军参加台儿庄之战，而是留在云南守护本土，赵国璋当时留在云南负责克虏伯大炮的训练和维护工作。

据赵国璋日记记载，抗战胜利时，赵刚好从成都中央军校学习结束，准备重回滇军工作，他就给当时已经到了东北的外公写了封信，表达了想到东北外公部队工作的愿望，外公马上给他寄了几百块大洋当旅费，要他赶紧来东北部队报道，他拿上这几百块大洋，路途中经过南京上海等地还玩了玩，然后到达东北外公所在部队，担任外公的师参谋长。赵国璋在成都中央军校学习时，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地下党。他到东北外公部队工作，应该也是共产党的任务。以后赵到184师阵亡的团长范啸谷那个团担任团长，而那个范啸谷也是地下党。赵俊达以及赵家几个孩子提起此事常对小舅这样说：要不是你父亲邀请，我父亲可能去不了东北，也就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了。

长春起义后，滇军60军编为共军50军，赵依然是团长，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据他日记记载，当时50军148师442团的列车从通化开到集安，部队在车上待命，团长赵国璋被军代表叫下来接电话。赵国璋拿起电话报告自已的职务姓名，对方立即下令:“我是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你们立刻过江，过江就打!” 

熟悉军史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林彪在东北战场上指挥四野作战，经常有越过兵团和军，直接指挥到师的部署和行动。根据史料高岗是东北地方最高首长，他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贡献主要在后勤支援。彭德怀曾经说过：他在朝鲜的作战后勤支援主要靠两个麻子，高大麻子（高岗）和洪大麻子（洪学智，志愿军负责后勤的副司令员）。可根据赵国璋日记的这个记述，高岗也曾经直接给团一级单位下过军事行动命令，由此可见当时情况之特殊和紧急。

赵俊达还对小舅讲过，在朝鲜战场上时，有一次赵国璋带领所属团奉命坚守某一高地，情况危急时刻，老红军出身的政委就说可以撤出了，赵国璋说没有命令不能撤必须顶住。赵俊达对小舅说：这就是职业军人和打游击出身的军人的区别。小舅说估计此话，也是赵俊达听他父亲讲的。

1947年5月30日，中共在晋绥整理的《滇军概况》这样评价滇军：

    “……重制式教练，缺乏政治教育，黑暗专制，绝对服从，带兵老一套，阶级服从严格，长于阵地战和山地战，士兵均经过严格的训练，军事技术训练极好，能吃苦耐劳，善爬山，能死守阵地，在严重情况下，没有命令，能死守不退，缺乏灵活性和机动性，作战团结，乡土观念重。一般说来，部队战斗力是很好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都是特好的，最大的缺点，是高级指挥员太差。”

“中、下级军官和士兵都是特好的，最大的缺点，是高级指挥员太差”。这句话体现了高度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意识，必须这么讲。“能死守阵地，在严重情况下，没有命令，能死守不退”，这几句话倒是印证了赵俊达从他父亲那里听来的故事。

赵国璋身体长期不好，文革前就动过直肠癌手术。1967年五十军入川后，他与夫人黄阿姨于1969年来到到乐山的成都军区干休所疗养。他知道外公在乐山，但不敢来看望，据黄阿姨以后对小舅这样说过：“我们知道你家就在那里，每次散步经过你家附近，都会看看你家居住的那栋小楼。” 

联想起彭德怀被贬到四川西南三线建委工作时在成都生活期间的一个故事：他听说邓华被调到四川工作，也住在成都，有一天夜里专门来到邓华家门口朝里张望，没有敢进去，怕牵连到邓华，只是在门口站着看看就走了。彭德怀邓华，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司令员副司令员，立下多么大功劳的共军元老，一旦政治上被打倒犯下错误，相互见个面打个招呼都不敢，赵国璋，这个从旧军人改造过来的革命军人，不敢来见外公这个还依然是旧军人身份老上司，就可以理解了。

外公当然也很懂李佐赵国璋他们的心。外公在1973年我家离开成都回昆明前，专门从乐山来到成都，请从50军副军长转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的李佐，到成都童子街院子我家中吃了一顿饭，算是见了一面。外公知道他不能去成都军区拜访李佐，因为那样有可能给他添麻烦。外公也不可能只请他一人来吃饭。如果外公只请他一个人来吃饭，估计他也不敢来。所以外公想出了这个主意，请两个老红军老共党程子华和王增长一起来吃饭，这样才打消了李佐的顾虑，以后一旦政治上有什么事被追问起来，就可以说，有两个老红军作证，我们就是见面吃个饭，叙叙旧而已。博文：外公请李佐吃饭

当然那个时代也有讲情义，情义重于政治的故事。我家成都时的邻居老勇家父亲文革中被批斗还没有解放出来时，他跑到他父亲驻守厦门的老战友的部队去当兵，他父亲的老战友就不避嫌不怕受牵连，就敢接受他当兵。还有文革中担任成都警备区副司令员的老红军王增长，他是外公重庆步校工作时的同事，他就不避嫌不怕惹麻烦，给乐山军分区打了招呼，帮助在乐山农村当知青的小舅满舅当了兵。这里差别在哪里呢？就在于起义军人总归是旧军人出身，尽管上过朝鲜战场，也都加入了共产党，但旧军人出身这可是打在身上的阶级烙印，永远去不掉。而老勇父亲的老战友和外公的老红军同事王增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是正宗的老红军老八路，顾虑就会少，不怕人家今后说他们没有划清阶级界线。

大约是1970年赵国璋在乐山病危，成都军区专门派直升机到乐山接他回成都住院治疗，成为当时轰动乐山的一件事。赵去世后，他夫人黄阿姨才来外公家走动。外婆患癌症在家养病时，赵国璋的几个女儿都来探望过。

1976年赵俊达复员回乐山安排工作，当时乐山有两个内迁大厂，年轻人都想去，邮电局当时没有那么热。他征求外公意见，外公建议他去邮电局，说这是社会必需的。赵听了外公的话，才去了邮电局。从以后的情况发展看，到邮局是个明智的决定，因为改革开放后，那两个内迁国营大厂不得不停产转型，员工纷纷下岗，发展前景都不好。而邮局的电信部门以后发展很好，赵俊达就是随着邮局电信部门的发展，担任过四川移动四川电信云南移动副总，最后从云南电信老总的位子上退休。赵俊达以后一直对此深有感慨，他说陇伯伯当时给他的建议太对了。

赵俊达在乐山工作期间，据他说，几乎每个星期都去外公家里吃饭喝酒，听外公聊天，他与外公有点忘年交的意味。想想有意思，赵国璋虽然与外公最终没有重逢，但是他与外公的历史渊源和在这种历史渊源中建立的交情友情，不管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都是斩不断的。虽然他没有能够与外公见面，但是他的儿子赵俊达还是与外公成了忘年交，小舅也与赵俊达成了亲密哥们儿。政治短暂，而人性才是永恒不变最真实的存在。

赵俊达在云南工作时间不短，母亲还在世时，曾经通过小舅传话给母亲，想来看望母亲，母亲婉拒了。母亲说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就别见了。我觉得母亲心中有疙瘩。

大舅在世时，常参加滇军抗战纪念座谈会，在这类会上常会遇到50军滇军旧部后人的子弟，他们都对大舅说过：当年要不是你父亲带领我们的父亲们起义，我们的父亲们可能早就尸骨无存了，也可能就没有我们了。

估计母亲这样想：当初外公就在乐山，50军入川支左，他的那些老部下到了乐山都没有人去看看他，真够讲情义啊。还有那个跟随外公起义，最后在149师当到副师长的杨树荣，当年南下时为营长，解放宜昌战斗中受伤，外公去看望他，他可以带伤从病床上爬起来向外公敬礼，以后当了149副师长到乐山支左，没有来看过外公一次。共产党教育得真好，真是党性高于人性，党性压倒人性。

50军第一任军政委徐文烈的女儿也曾经给母亲打过电话，喊母亲陇姐姐，想与母亲见面，了解他父亲在50军工作的事，估计是想为给她父亲写传记收集材料，母亲也婉拒了。母亲私下对我说过：不想见，你外公当年受她父亲的气很多，我不想见。外公在世时对母亲说过：共产党的大干部比如林彪，高岗，肖劲光，程子华，刘伯承，邓小平那一个级别的都非常好，有水平，对他们这些起义过来的人都比较尊重信赖。而到了徐文烈这一级干部，就很难与他们相处。

50军属于四野，外公怎么会与二野的刘邓有接触呢？想起来了，有一年在乐山时，亲耳听外公讲过，50军南下入川时，编入二野系统，为了选定入川路线，刘邓曾经专门把50军滇军出身高层干部包括外公，请到二野总部去，听取他们关于部队入川路线的建议，川滇黔地理上历史上都紧密关联在一起，滇军历史上多次进入过四川或者路经四川，刘邓把他们请去，大概是是觉得滇军这些老人在此事上可能比较有经验，外公关于刘邓的印象可能就这么来的。

小舅还听外公讲过这样一件事：长春起义前60军与围困长春的共军秘密谈判起义之事时，围困长春的四野兵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谈判中要求60军起义编入解放军前，先为人民立下第一功，原地掉转枪口对郑洞国的新七军开火，但60军不愿意如此做，虽然60军是滇军，新7军是中央军，平时有矛盾，但都是国军患难兄弟，相互之间总还是有一些人情交情，下不了手。高岗听了谈判的汇报后，发了火，否决了唐天际的意见，高岗说，整军建制起义就不容易了，六十军起义后呆在原地会挨飞机轰炸，马上撤出长春，由四野部队接防。高岗这个决定就是对人性的尊重。

还想起这个历史故事：1949年卢汉宣布云南起义后，扣押下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两个驻滇国军军长李弥和余程万，还有军统头子沈醉等一干要员，可两天后，又把他们放走了。为什么？因为卢汉与张群私人关系深厚。云南军统站当时已经得到卢汉与共产党联络策划起义的情报，这些情报已经汇报到蒋介石那里，蒋也有寻找机会剪除卢汉的想法，可张群在蒋面前一直力保卢汉，为卢汉美言。卢汉开始劝说张群一干人与他一起起义，他们拒绝后，卢汉也不为难，就放走了他们。卢汉如此做，从共产党革命立场上看，当然是起义参加革命阵营的立场不坚定，没有与旧关系旧势力斩断关系，但从卢汉内心深处来说，对得起朋友，对得起良心，虽然就共产党这边而言，政治上少了点邀功的资本，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却多了些人性的光辉，我为卢汉此事点赞！

在我看来，真正有点高度的政治家历史人物，绝不会顽固死守政治信条，可以跳出政治信条框框，对普世的人性保持尊重的，都会被历史记住，都值得后人尊重。

虽然与赵俊达从未谋面，就写此文记下与外公有关的一段历史故事之际，祝愿他安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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