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与李佐：马大妹当兵梦碎
在文革那种环境中，外公与李佐，这两个处于完全不同政治地位的滇军老哥们儿，分别20年后第一次恢复联系，是通过大妹间接实现的。
文革中当兵最热门，特别当女兵，是很多年轻女孩的最美梦想。那时中学毕业后只有一条路，下乡当知青或者到兵团，而当兵，无疑是一个比下乡或到兵团更好的选择。
院子里很多家的孩子都当兵走了。我家在成都住的院子里，有不少1964年从军队转业下来，帮助地方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军队政工干部。 还有更早以前共军出身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干部，这些干部多多少少与部队有联系，孩子们通过父母在部队的老战友关系，纷纷走后门当兵去了。我家那个单元里，对面住的老勇的父亲,南下转业前为二野团政委，家里三个女孩，一个男孩都当兵走了，我家楼上三楼新生家，父亲1964年从54军政治部副主任职位上转业到地方，他家三个女孩，一个男孩也都当兵走了。
父亲地下党出身，自然没有什么部队老战友，我们家的孩子只有看着别家的孩子一个个去当兵，有的当了兵穿着军装回到院子里显摆，让人很羡慕。
当时父亲在汶川学习班，母亲在简阳军垦农场，姐姐在眉山当知青，小妹和奶奶在老家昭通，只有我和大妹在成都。大妹太想当女兵了，听说李佐从50军到了成都军区当后勤部副部长，就自己写信给外公，想通过外公的关系，找李佐走后门当兵。外公让小舅代笔，给李佐写了封信，大妹拿着那封信，到位于成都北教场的成都军区找李佐去了。我家大妹，性格开朗大方不认生，哪里都敢去，谁都敢去找。而我相反，在家常被称为“面糊头”，当时我对大妹很佩服，觉得她胆子真大。
大妹到军区门口的传达室说找李佐，接待人员问她姓名单位，她告诉姓名后，把父亲的工作单位西南局报出去。传达室打电话到李佐家，估计李佐是一头雾水，猜不出这个来自西南局的马大妹究竟是谁，他的勤务员骑自行车出来把大妹接到他家。他家独门独院，距离军区大门很远，骑自行车就骑了好一阵。大妹走进院子，一眼就发现李佐和他太太两人趴在窗子上紧张地朝外观望，想知道来人是西南局的什么干部，结果发现是个小姑娘。大妹进屋后，先把外公的信双手奉上，介绍自己是外公的外孙女和想当兵的来意，并且特别说明父亲在西南局的情况，强调说，“我爸爸没有问题，已经解放出来，在等待分配工作”。李佐和太太对妹妹还是很客气的，聊了一会天，告诉大妹说，招兵季节已经结束，等来年再说吧，当兵很苦要拉练，现在要好好读书等等。我还记得大妹当时回来后对我说过：“哎呀，李佐老两口，讲一口地道云南话，太有意思了。” 那个时候我们在成都见到的解放军高官，大多讲北方话，这个李佐，讲云南话，所以大妹觉得稀奇。
下面是大妹从微信传来她当年见李佐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李佐和他夫人，让我惊奇的感觉很不真实，是身处现实时代吗？可以说是我从小见到的長辈高官，就是童子亍的那些叔叔阿姨呀，没有一个像他们一样，太不一样了，他虽然穿解放军军装，但是气质太不一样，特别是他夫人，给人感觉很文雅，说话很轻柔，慢慢的，特别是她的眉毛细而弯，本来我要大声要求表决心，非当兵不可，要拿出革命小将的勇气与他们争取的，但是一进客厅，被他们的气场，柔柔的说话声影响，搞的自己也文静的坐在哪里，小声的说话。总之是难忘的一次经历。”
此事一晃两年过去了，大妹当兵之事从李佐那里没有任何消息，算是泡汤了。
国军60军起义改编为共军50军后，以军政委徐文烈为首进驻50军执行改造任务的共军干部，对全军从上到下，进行了非常严酷的所谓思想改造与整肃清洗。外公部下最铁的兄弟也是团长李树民，被安排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一到学校就被开除军籍遣送回家，回到昆明后一直靠拉板板车为生。外公部下一个名叫李福的营长，为云南少数民族，在朝鲜战场上歼灭英国皇家坦克营曾立了大功，因为对改造不服气，拿起枪反抗，被乱枪打死在军营中。李佐同样是国军出身的旧军人，在共产党一波又一波的改造运动中，可以生存下来并且入了党得到提拔，一定政治上高度谨慎，对处理各种事情关系有很深很全面的考虑权衡。他一定深深懂得，在共产党的斗争世界里，政治关系高于压倒其它一切关系。
大妹当兵，以父亲这边的情况看，完全符合那时的政治标准。父亲是出身贫苦抗战初期入党的共党干部，帮助大妹实现当兵的愿望，从家庭出身看没什么政治问题。解放军女兵大多集中在后勤部系统，李佐如果想帮这个忙，招大妹入伍应该易如反掌，可他没有帮忙，为什么，很明显是考虑到外公这个关系，在政治上可能会带来风险。当时有个政治语汇，叫做划清政治上思想上的界限，坚定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他已经入党，可以算作是已经改造过来的旧军人，而外公还是没有改造好的旧军人，因为没有入党，在文革中虽然没被批斗，但也没有分配工作。帮助大妹当兵，就有可能给他在政治上带来一个风险：没有与旧军人时期的历史关系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外公的老部下杨树荣，当年南下解放宜昌战役腿部受伤，外公去看望他时，他可以挣扎着起来给外公敬礼。后来当了149师副师长来乐山支左，从来没看过外公一次，外公唯一一次见到他，是站在迎接芒果的群众队伍中，看他向群众展示手捧的芒果，为什么？也是同样的道理。
父亲听说此事后，有过这样一个议论：“哎，想当兵怎么会想起来去找李佐，不应该找他，他也是起义过来的，腰杆不硬，胆子小，应该找王增长。”
王增长，陕北老红军，外公重庆步校工作时的老同事，当时为成都警备区副司令员。以后事情的发展证明，父亲说得太对了。
我家从成都回昆明后，外公很操心的一件事是家里三个孩子都在农村当知青，他们是三舅，小舅，还有在外公家长大的小舅的表姐。小舅曾经有一次当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他顺利通过了评选推荐文化知识考核等过程，看来希望颇大，但最后被公社干部的孩子顶掉了。小舅记得那天从农村回乐山家，与外公一起站在面对大渡河的阳台上，向他讲述怎么被公社干部孩子顶掉上大学机会的过程。外公听完，看着滔滔滚滚的大渡河平静地说了如下的话:” 要在我年轻时候，我会拿刀捅了他们（公社干部）“
以后外公找到王增长帮忙，王非常爽快仗义，马上给乐山军分区打招呼，两个舅舅顺利当兵，离开了农村，小舅表姐也是王增长以三线军代表的身份出面，通过乐山劳动局，到乐山钢铁厂工作。按照交情，外公与李佐关系比与王增长的关系深厚得多。外公与李佐，即是老乡又是军中多年出生入死的袍泽，从抗战时期的台儿庄战场、滇南防御、赴越受降，一直到国共内战时期一起东北战场上与共军作战，然后又一起起义一起南下作战，多深厚多源远流长的关系啊。可是在外公最需要帮助时，帮上大忙的只有与外公在重庆步校同事几年的陕北老红军王增长。这其中值得回味的，就是在那个时代阶级斗争第一政治第一的氛围下，扭曲变形的人际关系。当年听说此事不觉得有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无比感叹！
（下篇：外公请李佐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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