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想到莫言得奖

我读莫言的小说不多，80年代时，翻看过《红高粱》，没有看完，很粗地翻翻，就看不下去了，主要是我不太喜欢他的艺术风格，我不习惯魔幻，我喜欢的是故事性流畅性现实性很强的小说。莫言得奖感言，我也没有细读，只读了母亲挨打的故事和最后一个故事，感觉用讲故事的形式来发表得奖感言不错。不过读了一些博主关于莫言得奖，以及对莫言得奖感言的评论后，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些话，现摘录如下：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

“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

“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重温这些在脑海里已经逐渐淡忘的毛语录，我怎么突然觉得有些朋友对莫言得奖的评论，思考方式很像毛泽东，他们太过于强调文艺作品的政治性思想性了，他们赋予文学家们太大的政治责任。这种评价思维方式与毛一脉相承，不同的只是把句子里的主语从毛语录中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革命事业，改成他们提倡和坚持的民主自由这样的政治理念。

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的这个著名《讲话》，以后被抬得很高，特别到了文革中，被推崇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指导性纲领，它祸害了中国文艺界几十年，摧残了很多文艺人才。这个《讲话》的最大问题是，它把文艺变成政治的奴仆，把文艺的政治性极端化，把政治性思想性说成是文艺评价的最高标准。文艺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人类社会是复杂、多面、多层次、多领域的。人类社会中有政治，政治肯定很重要，但政治不是一切，政治不可以主导一切、评判一切、干预一切。一切独裁专制制度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企图把它那一套独裁专制的政治理念，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控制所有领域，领导一切，全社会都要向这种这种政治理念靠拢看齐。比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谓的革命理念被发挥到极致，它不但把文艺变成政治的奴仆和工具，而且甚至扩展干预到人们最隐秘最私人的生活，连结婚证结婚照上都要印上革命口号。比如，当今的中国社会，连宗教界都要喜迎十八大。

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是非常崇高和伟大的普世价值。但它同样不可以过度拔高和极端化。可以伟大崇高到领导一切，干预一切，评判一切的民主自由政治理念，本身就不是民主自由。民主自由制度一个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严格划分开政治与其它领域的界限，政治管不到文艺，政治管不到个人生活，政治管不到宗教。。。。。

莫言是个中国作家，莫言写了不少以山东老家为背景，以个人生活为源泉的小说，他在中国有不少读者。莫言被选中荣获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只是中国文学界，世界文学界发生的一件事，就是这样简单。非要把此事政治化，从政治的高度以政治的标准，来评论解读分析和批判，不好！

文学创作本质上是高度个性化的东西。中国的文学家们，绝不应该被赋予毛泽东《讲座》里所说的那么伟大的社会政治责任。毛泽东的《讲座》里面“文艺是从属于政治”，文学家们在政治的对立中“二者必居其一”的思维方式应该要彻底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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