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文革万幸：50军入川支左

文革开始，外公作为四川乐山地区主管文教卫生体育的副专员受到冲击。那个时代中国的行政划分，分为省地县三级。地就是专区，介于省和县之间的一级政权机关。专区党的机关叫地委，而专署则是政府机关。专署与省政府和县政府的区别在于，专员与副专员都是直接任命，没有一个人民代表选举的过程。

文革初期，所有台上的干部都受到冲击，外公与一大帮地委书记副书记，专员付专员被革命群众造反派揪出来批斗。小舅清楚记得，文革开始时革命群众造反派在专署里，贴出针对外公的大字报里有这样的话：”X X，长征围追堵截红军，解放战争双手沾满解放军鲜血。” 大字报上用红墨水洒了不少，就挂在专署进大门正对的位置。

批斗外公时，喊的口号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外公对革命群众说，“我连共产党员都不是，怎么就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有人提醒革命群众，他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革命群众马上改喊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外公又说，”我也不是国民党党员，我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 这是真的。国军，特别是地方军阀部队，根本没有像共产党那样严密的党对军队的控制。云南主政的头面人物龙云卢汉倒是加入国民党，但并没有要求滇军所属部下都加入国民党，所以外公虽是国军出身，但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这时又有了解外公底细的人提醒了，他是军阀，革命群众马上又改口高喊;”打倒反动军阀！”

就在文革发展越来越乱，外公的日子越来越艰难危险之际，50军从东北开拔西南，入川支左了。50军是外公的老部队。50军的前身是国军60军，1948年长春起义后改编为共军50军，外公是50军149师第一任师长，而50军入川后，派到外公所在乐山地区支左的恰好也是50军149师，真是巧得不可思议。

50军军部就在成都的新玉沙街33号，原西南局办公厅所在地，33号对面的新玉沙街1号院也住满了50军的人员。我家所住的童子街29号院，驻扎有50军警卫连。有一次听院子里人和连里战士聊天，战士说，我们军长（曾泽生）是中将，那老头住北京，从来不管部队的事，偶尔会到部队来看看，与我们打打乒乓球。50军的实权都在共军出身的政委副军长手里，国军出身的不太听话的，政治上不可靠的，早都被踢出了部队，剩下的都是老实听话所谓政治上可靠的，而且都是副职。当时50军里，除曾泽生外，60军旧部中职位最高的是副军长李佐。

李佐，云南大理白族人，1913年出生，小外公5岁。台儿庄之战时，是滇军中有名的福将，他当时为张冲部一连长，守卫禹王山时，所带连队两次全部被打光，就他一人毫发无损。长春起义时，他为国军60军182师副师长。小舅听外公讲过，外公的部队东北战场上从海龙向吉林方向靠拢时，正好碰上因为战事吃紧，从南京军校学习中提前回来的李佐，他当时带了几个人要到被共军围困在梅河口的陈开文部去。外公当时的计划是直接撤回吉林，见了李佐后，改变计划，带着部队与李佐一起，绕了路先到梅河口。到了梅河口，让李佐乘坐装甲车，往里冲，但被共军挡住进不去，要是进去了，不是当战俘就是被打死。梅河口陈开文部被歼后，外公和李佐一起突破共军的重重包围和拦截回到吉林。当时60军军部发报员杨重是地下党，发给外公的每一封电报他同时也给林彪发一份，外公与李佐部队的行军路线，共军完全掌握，所以一路都被围被堵，费了很大劲经过很多艰险才回到吉林。

开入乐山支左的50军149师，师长为共军出身的林长修，而跟随外公起义的旧部还有一大批人在149师里，职务最高的是杨树荣，当到副师长。杨是随外公起义的滇军旧部，南下时为149师的一个营长，在解放湖北宜昌战役时腿受了伤，外公作为师长去看望他，他还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给外公敬礼。文革中有个非常可笑的迎接老毛送芒果的事。毛把不知那个外国友人送他的芒果转送给进驻北大清华的工宣队，而工宣队不敢独享，就复制了很多芒果转送到全国各地，各地都像古代迎接圣物那样，隆重迎接毛送的芒果。杨树荣作为乐山当地驻军的代表，去迎接芒果到乐山，外公就是站在迎接芒果队伍中，看到了久违的老部下杨树荣，他当时手捧芒果，向迎接的群众展示毛送的珍贵礼物。

按理说军队最讲究辈份资历了，来到老师长所在的乐山，应该来看望一下，见见面，这是最基本的军人伦理，也是基本的人情，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来看望外公。为什么？因为怕沾上国军反动历史关系的边。外公虽然当年带领他们起义，转业离开部队以后也是在共产党的地方政府里工作，但在当年文革中，外公与其他共产党干部都被打倒，他们哪敢来见外公。外公部下有一团长叫赵国章，50军入川时为军炮兵主任。文革后，小舅见到了赵的太太（赵已经过世），她对小舅说：“我们当年从成都去乐山疗养，散步时经过你家附近，我们都知道那栋房子是你家，都会看看那栋房子。” 由此想起了彭德怀警卫员回忆录中谈过这样一件事，彭德怀被贬到四川后，听说当年的志愿军副司令他的副手邓华也来四川工作了，就在某日夜晚，由警卫员陪着，来到邓华家门口站了站，看看邓华住的房子就走了。连彭德怀邓华这样的老革命共军高级干部，尚且都如此惧怕见面会相互牵连，外公的旧部就更不用说了。

虽然没有旧部来看望外公，但149师的高层干部都知道外公在乐山。外公家的保姆吴姨文革中到成都来，我听她讲过这样一件事：文革中专署以及乐山市区大街贴有不少关于外公的大字报，有一天夜里，149师的军人上街把有关外公的大字报都撕掉了，还对造反派们解释说，他的情况我们都了解，就不要再贴他的大字报了。149师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想想吧，关于外公的大字报批判揭露得最多的应该是外公的国军历史，而批判揭露这段历史，必定牵涉当地执行支左任务149师的前身国军60军21师。比如批判外公双手沾满解放军鲜血，人们自然会问，你149师里那些国军出身的领导干部们，有没有双手沾满解放军鲜血啊？如果把外公抓来批斗，要外公交代国军时期反动历史，外公一句话就可以把造反派回应过去：问问入川支左的50军的李佐副军长去吧！问问乐山支左的149师的杨树荣副师长去吧。这样的批斗场面和结局149师的领导都会难堪，很不利于支左解放军的威信。

造反派从此也知道了外公与149师的关系，对外公就比较客气了。

小舅还回忆他曾听外公讲过这样一件事。大约是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期，从外地来了几个搞外调（外地调查）的造反派，找外公调查他的一个转业到地方工作的老部下龙鹏腾。龙鹏腾长春起义前为外公的警卫连长，该连在从海龙向吉林转移的过程中俘虏了一个共军副团长。这个副团长当时化装为国军想来摸哨，被警卫连看出破绽识破将其诱捕，外公与李佐还一起审问过这个副团长，主要是搞清他的意图。以后就由警卫连将其看管。但这个副团长在随后一次从吉林到长春紧急转移的战场混乱中被杀害了。副团长是怎么被杀的？谁杀的？当时就没有搞清楚。来搞外调的造反派，明显想把此事陷害到龙鹏腾身上，在外调面谈时，硬逼着外公证明说是龙鹏腾杀的解放军副团长。外公坚持说不是龙鹏腾杀的，因为当时很混乱不知道是谁杀的，外调造反派暴怒无比，几乎要对外公动手了。好在当时陪同外公参加外调会的149师支左军代表出面，才保护了外公，把那几个外调的造反派劝说走了。如果当时乐山支左的部队不是149师，在当时的情形，军代表是否能够比较认真地保护外公就很难说了。

文革中的批斗非常残酷。50军第一任政委叫徐文烈，云南宣威人，1909年出生，小外公1岁，红军长征路过云南时加入红军。1948年国军60军长春起义后改编为共军50军后，派来改造国军的一批共军干部就是以徐为首。徐当时以军政委身份，绝对领导一切，整肃了不少外公的老部下，外公也受过他不少气，对他印象很不好。文革开始时徐为总政副秘书长，以后被打倒，“文化大革命”中，因历史脱党问题被关押起来，受尽各种刑讯，1971年，被当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军籍，被遣送回宣威原籍。回到家乡后，被安置在距宣威县城20公里的歌乐村。当地政府将购销店房子让出一间给他居住。房子低矮潮湿。风湿病已经很重的徐文烈，只能住在板楼上。他的居室里只有一张用木板铺的单人床，一张小木桌、一把木椅子和简单的几样生活用品。黑暗潮湿的楼下只有一个用土坯砌成的火塘和几个供人坐的草墩。当时每月只发给他60元生活费，除治病外，所剩无几。那时物资匮乏，每月仅供应2两猪油，他只能以粗茶淡饭糊口。林彪913事件后，一直要求平反冤案而不得，于1976年过世。

乐山文革中的批斗与四川其它地方相比，非常残酷，据网上资料，当时的代理地委书记宁道贵就是跳楼自杀的（小舅回忆：当时听到的说法是上吊自杀）。网上资料这样描述他的自杀：“5月29日，乐山召开万人批判大会，对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原地委代理书记宁道贵进行连续的残酷斗争后，宁无法再忍受残酷的身心摧残，于当晚在监禁处含冤自杀身亡。他在遗书中说：“我为什么要死呢？我的腰、手都残废了，就是文化大革命完了，我既不能工作，又不能劳动。因此，我才决定死的。”

外公在文革中，没有被抄家，没有被扣工资，没有遭受太多的批斗折磨之苦，这与后来运动主要整共产党内有实权的当权派有关，与外公在普通干部以及普通老百姓中有比较好的人缘有关，当然肯定也与149师作为支左部队进驻乐山后，对他有所保护有关。外公的文革境遇，与50军第一任政委老红军老共党徐文烈的相比，与共产党乐山地区的第一把手宁道贵的相比，真是万幸万幸！

（下篇：外公与李佐：马大妹当兵梦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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