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易牙，王国福，到重庆唱红歌“母死不奔丧”

我喜欢红歌。很多四十多年前听过唱过的红歌我现在还可以准确地唱出旋律和歌词来。我喜欢红歌，因为很多红歌和我充满激情的年轻时代紧密相连，已经成为我过去难忘人生的一部分。

不过我不喜欢重庆唱红歌。不但不喜欢，我甚至是厌恶，起因就是令狐博文看图说故事--重庆模式之唱红歌 中提到的那个“为唱红歌，母死不奔丧”的真事。

这是一个真事，重庆日报及其附属网站都报道过，并有照片。事情是一个姓易的60岁老头，90多岁的老母亲过世后，为了参加红歌合唱团到北京唱红歌，没有参加母亲的的葬礼，怀着悲痛，为了当好重庆三千万人民的代表，为了唱红歌这个政治任务，到北京唱红歌去了。

易先生的做法不奇怪，人世间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我吃惊的是重庆日报，这个组织发动红歌运动的重庆共党宣传部的喉舌，怎么可以在当今的时代，把这样的事作为一种先进模范事迹似的报道出来给予鼓励。从这里我闻到了一种久违的气味，文革的气味，让人心生厌恶并感到恐惧。

文革初期，应该是在1970年以前，人民日报大幅报道过一个先进模范王国福。王是北京郊区某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最突出的英雄事迹是在农业学大寨改造农田的活动中，“小车不倒只管推”，老婆重病快死了，要他回去看一眼，他为了坚持带领社员们农业学大寨，不回家看老婆，最后老婆病死了也没有和他见一面。这个所谓的先进事迹首先是从电台来报道的。我当时在乐山外公家中。外公听完电台报道后，很震惊，说怎么会这样宣传，这里有问题啊。然后外公讲了这样一个历史故事：春秋时齐桓公下面有个大臣叫易牙。有天齐桓公说，人肉的味道不知如何？易牙听到后马上回家把自己的儿子杀了，烹煮后，送个齐桓公吃。齐桓公为此很感动，觉得此人对自己的忠心超过了对儿子的爱，重用了易牙。管仲对此评论说：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的本性。易牙违背人的本性去做事，必有异心。果然，齐桓公老年不能视事时，易牙搞内乱，齐桓公被易牙软禁饿死在宫中。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到江泽民再到胡温，慢慢地我们发现，毛泽东时代一直到文革发展到顶峰的那种所谓的党性阶级性和革命政治任务高于一切压倒一切的做法有所改变，人性，人情，亲情得到了比较大的尊重。现在看国内电视台采访小孩，问他们长大后有什么愿望，孩子们都说要挣大钱给爸爸妈妈买大房子或者说带他们出国旅游。我看了后很感动，觉得是真实地出自本性内心的回答，真实就是美。在毛时代这样的回答会受到严厉批判。那个时代统一的必须的回答是干革命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记得前几年有个叫周洋的滑冰选手得了世界冠军后，被记者采访，她第一句话就是感谢父母。以后有个姓于的国家体育局官员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批评周洋，说是周洋应该先感谢党和政府不应该先感谢父母，结果此言一出，就遭到全国人民网上的讨伐。所有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这些变化，我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回归了基本人性，回归了真实，回归了平常人的道理。

正是从这件事开始，我看重庆的唱红直到打黑，就一个字：“假”。

我觉得无论什么政治理念，你把它讲得如何伟大崇高都可以，但不可把它和人性人间亲情对立起来。如果一种政治理念伟大崇高到可以贬低蔑视人间基本亲情的地步，这种伟大崇高就大有问题了，而且这种伟大崇高后面隐藏的极有可能是邪恶。

相关链接：

  处置薄符合中国的游戏规则而且有进

 我也悼念方励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