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生命中的六个女人
男人离不开女人,男人需要女人,这种需要,既是生活上的,生理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外公的生命中曾经有六个女人,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外公生命中的第一个重要女人就是我的亲外婆,母亲的亲生母亲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亲外婆。很多关于这个亲外婆的事都是从奶奶那里听来。奶奶和这个亲外婆一直关系很好,对她抱有极大同情。亲外婆1904年生人,比外公大四岁。外公被从凉山金阳马黑家过继到云南鲁甸陇家后,养母在去世前把外公托付给了好朋友曾大孃(养父在更早时间去世)。曾大孃在外公养母去世后,带着外公坐轿子走了十多天上昆明打了一场财产争夺官司。这场官司,在外婆娘家一个外号叫杨八字的亲戚引见下,得到了外婆在省里当厅长的三舅舅的大力帮助,最后是外公方胜诉。杨八字由此成为外公的朋友。曾大孃以外公恩人和实际监管人的资格,要外公娶她的侄女,但外公不乐意。以后杨八字带了外公去外婆家相亲,外婆做了碗鸡蛋面给外公吃(我们老家那个时候能干女性的重要标准就是会做鸡蛋面),外公因此喜欢上外婆。外公那时年轻,爱交朋结友,常把家里的地当掉,然后拿钱去呼朋结友。曾大妈听人说外婆很能干,希望有个能干老婆管束他也好,否则可能把家败掉,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外公和外婆大约是1927年冬天结婚。在外婆怀上母亲不久的1928年,外公就离开家乡,投身军界去了。外公从此长年在外,很少回家。亲外婆守着陇家的土地,一直到解放后被划为地主,在土改中受尽批斗和凌辱。1958年大跃进时,外婆54岁,被作为地主分子强制送去修河堤,因为身体有病,又劳累过度,最后在某天早上再也起不了床,离开了人世。
外公离开家乡到外面闯荡世界,先是到昆明给龙云当侍卫,以后龙云送外公去了讲武堂。1930年代初,外公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随部队到滇南个旧一带剿匪。在这段时间,外公认识了一个名字叫李惠梅的风尘女,她成了外公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李惠梅原本家境不错,父亲还当过县长。以后家道中落,流入风尘。李慧梅不同于一般的风尘女,她有一些文化素养。外公从军前,读过师范学校,在当时的军队里也算是有些文化的人,所以两人有精神上某种共鸣。外公以后花钱把她赎买出来,两人同居生活。和外公一起从老家从军去的有一个叫安权的拜把兄弟,也是彝族。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滇军出征广西时,外公有一次生病发高烧,水都找不到喝。安权费了很大劲才找到水给外公喝,一路照顾外公,外公才捡回了一条命。安权得知外公和李慧梅的事后,不干了。他经常跑到外公住的地方大吵大闹,责骂外公说,你这样怎么对得起嫂子(亲外婆)?你怎么对得起侄女(母亲)?你怎么这样不顾脸面?因为他常来而且骂得凶狠,表面上骂外公,实际上在骂李慧梅。这个李慧梅可是个烈女,她受不了,觉得因为自己,让外公伤了拜把兄弟的和气,就吞吃鸦片自杀了。母亲回忆小时候,每到清明烧纸包悼念陇家先人(外婆是汉族,她是按照汉族的风俗来悼念彝族的祖先)。纸包里面有纸做的金元宝银元宝等纸钱。每个包都写上被悼念人的名字。外婆虽然认识几个字,但提不起笔来,因此在包上写名字的事就由母亲做。母亲记得每年清明节烧纸包,除了陇家的先人外,还有一个是外婆交代烧给李慧梅的,母亲在这个包上写:“李慧梅孃孃收”。外婆也经常会对母亲感念外公的那个拜把兄弟:“你的安权叔叔可是个好人啊”母亲记得亲外婆保存的一张李慧梅和外公的合照,那个照片上的李慧梅,一看就知道是个善良的女性。
在外公人生中留下印记的第三个女性姓王,她的名字已经不知道了。除了母亲外,几个舅舅都不知道这个人。她大约在外公出征台儿庄以前,在昆明和外公生活在一起,还生了一个儿子。亲外婆知道她的存在,而且和她也有一些来往。外公抗日远征台儿庄,她自己不挣钱,花钱大手大脚,外公给她留的钱都不够用,还找亲外婆要钱。她还变卖外公留下的一些很重要的私人物品,外公知道后非常生气。她以后带着儿子离开云南去寻找外公,走到贵州的路上,汽车翻车,和儿子一起死于车祸。
外婆是外公人生中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女性,她陪伴外公时间最长,是外公的最爱,最后和外公合葬于乐山。外婆是四个舅舅的母亲,也是我见过喊过有亲密感情依附的外婆。在我的记忆和感情里,她就如同我的亲外婆。
外婆江西宜春人,生于1921年,比外公小13岁,只比母亲大7岁。抗日战争期间,外公的部队驻扎到江西宜春地区。因为各地方言差异,外公的部队讲的云南话和当地的江西话,沟通比较困难,部队有事需要当地老乡帮忙,很多时候是鸡同鸭讲,很麻烦。外婆当时是个中学生,但她可以听懂云南话,这样她就成了外公的部队和当地老乡沟通的翻译。外公因此认识外婆。外婆长得很漂亮,据说是宜春中学里的校花。外公时任滇军60军军部直属特务营长,应该是为外婆的美貌所吸引,到外婆家去求婚,并和外婆结了婚。外婆和外公结婚后,和我的亲外婆一直以姐妹相称,常有书信来往,互赠礼品。母亲说,外婆虽然是后妈,但对母亲的关爱和照顾,对亲外婆家亲戚的帮助和照顾,在那个时代很少有。好几个和外婆有过接触的老辈人都称赞外婆贤慧。外婆也很支持母亲对自己人生的选择。母亲的好友地下党员张阿姨受组织派遣,带了10来个人要到思茅打游击,但路费不够,母亲找到外婆,外婆二话不说,给了母亲100块大洋。以后母亲和父亲受命派往宜良游击区,母亲对外婆讲了后,她不多问,给了母亲10个金戒指,一些美国的盘尼西林药,和一些枪械,然后她让外公的军需处长陪着,坐着外公的贴有昆明警备司令部通行证的军用吉普车,把父亲和母亲及携带的枪械安全送出了昆明城。
我第一次见外婆大约是两三岁,记得我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被地上一块青苔滑倒,就大哭起来,外婆过来抱起我说,“不哭不哭,外婆让舅舅给你做一架飞机(航模飞机)。”1964年我家从昆明搬到成都后,夏天我和姐姐,随同来成都开会的外公去乐山,外婆送了我一块红双喜乒乓球拍,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礼物。外婆有文化,很会打扮自己,从她的穿衣发式和待人接物中,都看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高雅气质。母亲一直对外公背弃自己的亲生母亲有所怨恨,但母亲老了后,也对外公和外婆的婚姻有所理解。母亲说:“我母亲是个裹小脚粗识几个字的旧式女性,说真的,她真不适合作为太太在当时父亲的那个圈子里应酬。”
外婆于1973年四月间去世,我当时在青海。接到关于她去世的信件后,我好几天都缓不过劲。我见过喊过的祖辈长者有三个:奶奶,外公,外婆。外婆第一个去世,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生死的残酷。我心里说,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人永远都不存在了。再到乐山去时,想见她想和她说话都是不可能的事了。
外婆照片:
外公生命中的第五个女性是国共内战期间困守长春时,在一起生活的一个东北女子。这个东北婆婆给外公生了一个女儿,最后留在东北。我在博文《天上掉下个东北小姨》叙述过此事,这里就不多写了。 外公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女性是被几个舅舅称之为吴姨的保姆,是她在外婆去世以后,一直陪伴在外公身边,直到外公去世。50年代外公在乐山任副专员,有次到农村去检查工作,看见一个无爹无娘大约15、6岁小姑娘,就把她带家当保姆。文革开始时,造反派把吴姨抓去,要她揭发外公。作为外公家保姆,她太熟悉外公家的事了,要揭发什么事来立功,太容易了。但她没有,造反派从她嘴里什么材料也没拿到。外公以后对她的表现有很高评价,常说她有情有义。她在文革中嫁給一个贵州的铁路工人,那个工人的工作就是守着铁路线上一堵随时可能塌下来阻断铁路的山坡,一旦山坡塌方,马上通知过往的火车。这段婚姻时间不长,结果以失败告终,吴姨又回到外公家当保姆。外婆1973年去世后,吴姨一直陪伴外公到1977年外公去世。吴姨大半生都生活在外公家,为了让她的老年生活有保障,外公去世前几年和她结了婚,这样她在外公去世后作为遗属,就有了一份稳定收入。军旅作家高戈里曾经就这事对母亲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你父亲这个人很重感情,很讲义气。”
男人和女人之间有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外公的故事是他那个时代的故事,那个时代正逐渐离我们远去。外公的这些故事,从小时候起,就断断续续听过,那时心里还会嘀咕,我外公怎么会这样啊?居然有两个老婆。(那时我还不知道其他人,只知道亲外婆和外婆)。自我解释就是外公当过国军,国军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代表腐朽阶级腐朽思想,所以就会娶两个老婆。
最近看了凤凰卫视有个介绍朱德生平的节目,节目中讲到,朱德在康克清以前有过5个夫人:第一个是家乡的农村人,一直在四川老家尽心侍奉朱德父母。第二个是云南人,病逝。第三个还是云南人,朱德任职云南警察厅长时,被唐继饶通缉,逃出云南后,就再也没和这个夫人联系,但是她却毅然奔赴朱德四川农村老家,和第一夫人共同侍奉朱德父母,直到为二老送终。这两个夫人一直活到49年后,农村原配是五十年代过世。云南夫人后来搬回昆明,49年后朱德到昆明视察,还和康克清专程去看过她,她是60年代过世。第四个夫人是朱德德国留学时认识的一个四川女子,朱德大女儿朱敏就是此人所生,这个夫人在上海地下党时期,当了叛徒,被处决。第五个是红军时期的夫人,和朱德结婚一年后死于战争。
看来在那个时代,不管是国军还是共军,即便是像朱德这样伟大光辉的共军人物,也有这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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